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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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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这个历史的悲剧正以“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泛滥成灾了!    
    “冤枉、冤枉、我冤枉!”    
    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他诬陷说:“搞名堂的彭德怀、贺龙,一是地痞,一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他同罗(瑞卿)邓(小平)彭(德怀)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    
    这一年夏天,林彪的黑手逐渐控制了贺龙在西山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薛明说,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老总和她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贺龙只好戴上老花镜去挑拣。没烟吸了,买来旱烟叶,用手搓碎了,再用纸条卷起来抽。没有了旱烟,就把抽剩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起抽……    
    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五天断绝了水的供应,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迫使两位老人每逢下雨,就用水盆、水杯接雨水使用。一天,贺龙为端一盆雨水,上台阶摔倒,扭伤了腰,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连喝的水都没有,更说不上梳洗了。由于长期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薛明的耳朵边上竟结了一层网。    
    为了给贺龙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成立了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组长的贺龙专案审查组,开始了对贺龙更加疯狂的迫害。    
    1968年5月16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民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在京的全体人员,他诽谤说:“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他要专案组在审案时要“由此及彼,由贺龙历史上搞叛变投敌,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也由此及彼,联想到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    
    康生凭着这种主观的推测、臆断,要专案组在9月18日写信给贺龙,要他“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问他:“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完信,气愤地把信往桌上一摔,高声怒吼起来:“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这个时期,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在“内部肃反”和敌人围剿下,不仅丧失了根据地,红军也由25000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红军处境十分困难。这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重兵围攻,一面又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来联络,然后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带着二十多名随从,坐着轿子来到红四军。    
    贺龙遵照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为了摸清敌人破坏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在湘西龙岩县茨岩塘休息三天。在这期间,贺龙同熊贡卿进行了接触。他通过机智的谈话,得知敌人已派了四个人,到四方面军进行收买瓦解工作。探知情报的工作完成了,于是,他在翌日凌晨,下令警卫班逮捕了睡梦中的熊贡卿。    
    行至茨萍到桑植的一个山崖口,待部队集中起来后,贺龙迎着凛冽的山风,站在岩石上向部队讲话。他激情而又洪亮地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决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贺龙随即下令枪毙熊贡卿。他大义凛然的讲话,果断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红军,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这件事,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写了报告。笔者1979年10月在中央档案馆成立20周年的纪念陈列室里,看到了当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这份当年4月18日才收到的致中央的报告里,其中对蒋介石派熊贡卿游说,被贺龙首先发觉,最后举行群众审判处决一事,有明确记载。    
    在报告后面签名的是湘鄂西分局负责人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同志。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贺龙专案组在审查这个问题时,曾于1969年1月22日将湘鄂西分局的报告,从中央档案馆做了复制取走。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将查到的这个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甚至将敌伪报刊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蔑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等。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历史悲剧的重演(4)

    对这件冤案,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伪造的‘通敌叛变’的材料,完全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1933年12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妄图收编我军。熊先派梁素佛来试探,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敌人的阴谋,当即将情况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可诱使熊贡卿来我军驻地。在熊贡卿供述情况后,贺龙同志当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湘鄂西分局中央于1934年3月17日,曾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林彪一伙本已查到了这份重要报告,不但隐匿不报,反而对有关人员大搞逼供信,捏造伪证,制造冤案。”    
    几十年前早已被贺龙处决的敌人,现在又被林彪一伙拿来当作陷害贺龙的炮弹。薛明同志谈及此事,伤心地掉下泪来。她说:    
    “贺龙在战场上,面对着敌人的子弹、炮弹,他从来连眼都不眨一眨。可是,现在林彪一伙却盗用党的庄严名义,向热血满腔、赤心向党的贺老总,射来了一支支毒箭,这能不叫老总伤心吗?当时老总气愤不过,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二个字。一页纸上写满了‘冤枉’、‘冤枉’!老总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就喊冤枉!”    
    整整一天,贺龙都被怒火烧灼着。他像一头雄狮,高昂着头,很少说话,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挥着拳头。到了晚上,他忽然说话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却谈起过去在湘鄂西的英勇卓绝的斗争。贺龙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什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摇了摇头,声音更加低沉了,“可是,现在搞成这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这一夜,薛明说:“贺老总一夜没有睡觉,他躺在床上反来复去,有时悄悄下地,走一阵,又上床去。第二天,当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一大片枕巾都被他哭湿了!”    
    这个历史上早已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坏人利用了。    
    江青拿到一份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的所谓揭发材料,要胁周恩来说:“这下可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即派人到武汉、南昌、长沙等地调查,但“均不能证实贺龙有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江青一伙却继续利用“不成问题”的材料,栽赃诬陷贺龙。    
    薛明说,连续几天,贺龙不断重复着几句话:“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    
    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    
    贺龙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又指着康生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坏事!”    
    “杀人不见血”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贺龙,在生活上对他折磨摧残得更厉害了。    
    贺龙和薛明两人合用一条毛巾,中间破了大洞,只剩下四个边了。贺龙的两套衣服全破了;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一双线袜补了一层又一层。    
    贺龙患糖尿病,最需要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可是看管人员只让贺龙吃清水煮白菜,饭也不给吃饱,薛明只好到院里,找些野菜给老总充饥。在残酷摧残下,他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后来,林彪一伙经过“六道政审”,为他派来一个凶险恶毒的护士。她采取各种办法,把贺龙夫妇从家中带去的37种药品3000多片,全部搜刮走了。这时,尽管贺龙已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但是他不想死。他对薛明说:“他们硬是要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他还风趣地说:“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贺龙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神却在向他逼近。    
    由于贺龙失去最基本的药物保证,到1969年5月,身体己明显衰弱。仅五月上旬就摔倒七次。6月3日到7日,贺龙出现了头痛、呕吐、上腹痛等糖尿病酸中毒征象。    
    八日晚上,进行化验,他们不是查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病人自己是不是服毒了,直接危害糖尿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输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6月9日天刚亮,医生要贺龙去住医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医生坚持要他住院,并说:“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医生,见他们没有表态,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1969年6月9日上午8时55分,贺龙被送进301医院,病情明显比8日恶化。在抢救中,继续拖延和进行错误治疗:贺龙同志入院一个半小时才给胰岛素,10时20分已知血糖远远高于正常人的指标,仍错误地给葡萄糖液。病人脱水很严重,急需尽快给予足够液体,但在六个小时的抢救中,仅输入液量1100毫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致使病情迅速恶化,下午3点9分逝世。    
    这时,距薛明离开他仅六小时零九分钟。    
    两个孩子搀扶着薛明,走到贺龙的遗体旁边。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床单盖着那颀长的身躯。    
    他那高高的额角,浓黑的双眉,没有修剪的唇上的胡髭……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在为贺龙平反冤案之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    
    48年前,在为贺龙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恩来曾经说过:“贺龙是一个好同志!”    
    现在,周恩来又深情地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地狱里的火焰(1)

    铁骨铮铮的好汉    
    1990年,95岁的老人杨献珍,坐在病房的椅子上,像一座白玉雕成的塑像。他长脸庞,眉毛粗长,眼睛微闭,一头雪白的头发下,是几道深深的皱纹。多少英勇的斗争,多少死亡的考验,在他脸上烙印着时代的光彩。他是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好汉!    
    我曾多次访问杨老。他曾是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95岁诞辰时,他用“要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话,概括自己战斗的一生。    
    杨献珍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里,两次被捕入狱。1931年他奉组织之命到北平营救同志时,不幸又被投入草岚子监狱。五年间,一直戴着沉重的脚镣,无数次的拷打,把手腕都打断了,他也没有一句口供。敌人把他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12位一起判了死刑。后来,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走,杨献珍等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才幸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又受到林彪、江青、康生的诬陷。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都与杨献珍毫不相干。他在狱中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自问自答: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这样一想,心地也就坦然了。他在八年监禁、三年半流放中,尽管受尽侮辱折磨,而精神却很旺盛。杨献珍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没有作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我心底平静,扪心无愧。这就是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杨老告诉笔者: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共河北顺直省委、省军委、共青团委三个单位以及北平、天津巡视的人员,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刘锡五、赵林等300多人被捕,关进伪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八月被移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这次大逮捕、大破坏里,党组织遭到惨重的损失。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监狱并不可怕,只不过是斗争场所的转移。他们既要同敌人斗,又要与叛徒斗。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草岚子监狱的优秀共产党员,建立了狱中党支部。    
    党支部干事会有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子久、胡锡奎、李楚离、张友清、张玺、赵铸、董天知、刘锡五、赵林、马辉之、王德等十多个骨干组成,他们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教育狱中的同志在敌人法庭上英勇不屈,保持革命气节。    
    作为领导监狱斗争核心的支委会,针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多方冲垮反革命的“审查”。按照敌人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审查”,“反省”了就释放,经过三次“审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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