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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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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4月4日,毛泽东批示:“好,赞同。”    
    邓小平4月10日在联大的发言,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原则和立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当邓小平说到“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对邓小平提出的国内工作意见以及采取的措施,毛泽东都欣然同意,并说:“这样办好,由你定。”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支持、鼓励,使江青一伙感到威胁和压力。周恩来、邓小平成了他们“组阁”夺权的不可跨越的障碍。为加快“组阁”夺权的步伐,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她指使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大肆鼓吹历史上的吕后、武则天,大造反革命舆论。    
    1974年6月11日、14日,江青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两校大批判组”、中央党校写作组成员,宣称:“儒法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问题。”    
    江青吹捧武则天说:“武则天是个法家,这个人了不起,她是搞男女平等的。”“武则天做皇帝,全国几十万人上书拥护她”。    
    6月19日,江青亲自带着她的一伙人,到天津召开了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她在会上大讲: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的。她标榜自己是法家的“女中豪杰”,无耻地为自己的丑恶行为辩护,公然大讲“女人……可以有‘面首’,……‘面首’就是除了自己的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6月23日,江青窜到河北省宝坻县小靳庄,吹嘘“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随后,她借打乒乓球的机会,故意说:“周总理是我手下的败将。”    
    她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鼓吹“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梦想当“女皇”。    
    江青还在天津大力推广所谓“江青裙”。她要服装设计人员按唐、宋、元服特点,制作“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要裙子下摆一寸一褶,褶褶都绣有梅花。她还计划给妇女设计什么“国服”,制作“开襟领连衣裙”,给她登上“女皇”宝座做准备。    
    江青的丑行,引起毛泽东的警惕。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你也是难改呢。”    
    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伙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风庆轮”事件    
    1974年10月18日9时左右,一架银白色的专机,从北京起飞了。    
    坐在这架飞机里的,是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他背着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偷偷地从北京起飞,赶在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向正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    
    江青一伙的诬告,要从他们炮制的一出反革命闹剧——“风庆轮”事件说起。    
    1974年5月9日,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启程,经过大风大浪的好望角,驶往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往返航程3.2万海里,历时150天,在9月30日,国庆前夕返回上海了。    
    1974年8月13日,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说:“风庆轮回来要好好宣传一下。不能只一条消息。这是路线问题。这条船即使在海上沉了,也是很大的成绩。这次要好好批评洋奴哲学。”    
    9月29日,“风庆轮”一到吴淞口,市委书记徐景贤第一个登上轮船迎接。    
    从10月到11月,《文汇报》发表了44篇文章和报道,其中有九个整版;《解放日报》发表了20个整版,有66篇文章、通讯、评论,借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疯狂攻击国务院领导同志。    
    连日,上海等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大量文章、新闻、通讯,大吹大擂风庆轮的业绩。邓小平一眼看穿江青一伙的借机哗众取宠的诡计。他气愤地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航行途中,“风庆轮”曾发生一次故障。交通部派往船上的副政委李国堂,是位有着20年远洋经验的老同志。他认为应该把“情况”立即向国内报告,这本是正常的航行规则。可是有人却诬陷他是“要电报员发出呼救”,胡说什么“这是向全世界宣布风庆轮不行了”。李国堂因反对这种说法,被说成是唱“对台戏”。在船上,因为他和顾文广抵制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因而受到迫害,被诬陷为“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返航上海后,李国堂、顾文广遭到批斗,被定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10月13日,新华社对“风庆轮”航行中的情况,写了一篇内部情况登在《国内动态清样》。    
    10月14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不问青红皂白,马上大笔一挥,气势汹汹地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号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谁来“组阁”(5)

    江青胡乱编造的大帽子,立即得到王洪文的支持。他随手在传阅件上下达命令:“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批判。”    
    同一天,张春桥也恶狠狠地批示:“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姚文元也紧跟批示:“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媚外思想是由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    
    长于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紧跟在“四人帮”的后边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周恩来对他们五个人的批示未表态。只是圈了个圈,批示:“已阅。”    
    江青一伙人,为什么要对一个普通的革命干部大动干戈,进行围剿,扣上各种大帽子呢?他们是要借着这颗炮弹,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在四届人大前夕,实现由江青“组阁”的目的。    
    江青的阴谋早为邓小平识破。当他们的批示传到邓小平的手里时,他只轻轻地划了一个圈,即不批示也不表态,惹得江青火冒三丈。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借机发难挑起争端,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气势汹汹质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邓小平严正地说:“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    
    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当场批驳江青:“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邓小平愤然走出了会场。    
    政治局会议无法继续下去,不欢而散。这时,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江青一听,神经质地说:“政治局不务虚,又不向主席报告。今天这个问题要辩论清楚。邓小平同志111111这样说,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几个要马上碰碰头,得想个法子对付。”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1)

    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散会后的当天晚上,江青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她的住处“碰头”。    
    据王洪文、姚文元交待,在碰头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搞串联。总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又说:“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邓在民主革命时候会打仗,社会主义革命时候不一定会打仗。”他诬蔑造船工业是“崇洋媚外”。    
    姚文元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同志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每次到开人大的时候,总要出点事,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知道邓小平很快就要陪同丹麦首相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所以提出,是否要把江青同邓吵架的事报告主席,同时把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选举、总参谋长人选等问题也报告主席。    
    几个人密谋以后,都同意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    
    恶人先告状。江青说:“你要去就早去,最好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以前去。”    
    王洪文立即打电话到长沙,由机要秘书张玉凤转报毛泽东,征得同意。    
    第二天,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委员,匆匆忙忙坐飞机向长沙出发了。    
    81岁高龄的毛泽东,当时正住在长沙养病。10月18日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当时在场的有机要秘书张玉凤。    
    1980年7月18日,张玉凤在给特别法庭的证词里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总理还在休息,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要赶回去,他们几个人还等待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另据王洪文交待,毛泽东听他说到他也同江青吵过嘴时,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还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姿势,说:“顶起来了吗?”    
    毛泽东告诫王洪文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参观了湖南师范、橘子洲头,于当天下午飞回北京。在长沙时,主洪文当面向毛泽东说,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但是一回到北京,他不是去找周恩来、叶剑英,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等人汇报他的长沙之行。    
    当天夜里,“四人帮”再一次聚集到钓鱼台11号楼。他们还特地把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记录、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找了去,争取她俩的支持和同情,再向毛泽东汇报一次。    
    碰头会上,张春桥先介绍了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收支不平衡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再次把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到长沙,在陪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再次诬告邓小平。    
    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既然王洪文已经向主席报告过了,何必还叫我俩去报告?当即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    
    江青一再坚持要她俩再去报告。她俩深知江青的为人,感到江青又要“闹事”了。第二天,俩人到305医院向病中的周恩来,汇报了同江青等人的谈话情况。    
    面容消瘦的周恩来,静静地听着,皱着浓眉说: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很久,这回是忍无可忍了。”    
    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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