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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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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对邓小平主持下的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并伺机提出反对。这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连同《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后来被“四人帮”一伙列为“三株大毒草”，印发了8000万册，发行全国各地供批判。
但是，广大群众看了这“三本小册子”，不但不批判，反而把它看作是挽救国民经济的“大香花”，不仅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的面目，而且对敢于坚持党的正确方针的邓小平，更加信任和敬佩了。
这种“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反效应，完全出乎“四人帮”的意料！
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你这一年干得好”
在毛泽东支持和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全面整顿工作虽然只进行了九个月，全国形势却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极大地鼓舞了深受“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人民群众。他们从日益转好的形势，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邓小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迅速提高了。
周恩来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工作。1975年10月，他在第五次动大手术之前，躺在手推车上，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没有？”
邓小平听到呼唤，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一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邓小平在三次复出之后，曾多次向国内外人士回忆起“全面整顿”的情景。1983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分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整顿实质上就是改革。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风暴中的劲松（1）
在十年“文革”大动荡大混乱的日子里，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像屹立在风暴中的劲松，排除干扰，迎接着险风恶浪的一个又一个冲击。
第一个冲击波
作为国家首脑机关的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委，全部遭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领导干部倒的倒了，死的死了，被批斗的批斗了。在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的日子里，日夜忘我工作，像参天大树一样支撑动乱局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遭到了突然袭击。
1967年1月10日，突袭陶铸的第五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群众代表时，隐晦地暗示说：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靶子，至少！
他们说的“有个靶子”，指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1967年2月16日，主持“怀仁堂会议”的周恩来，被江青一伙人指责为“大闹怀仁堂”的总后台、总代表。
2月17日，张春桥受江青的指使，直接约周恩来到钓鱼台11号楼谈话，逼周恩来交出中央党政大权。
张春桥说：“主席跟江青交代过，今后，要把中央文革当中央书记处看待。林彪副主席也做了明确指示，今后党和国家大事，都要通过中央文革。”
这实际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夺取中央党政大权。
周恩来被迫写出检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很不得力。“总之，觉悟甚晚甚慢。”
周恩来参加中央碰头会时，多次当面受到江青指责训斥。一次，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他建议请李富春副总理去处理一下。江青一听火冒三丈：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反驳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对周恩来越加骄狂：“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还有国务院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我们中央文革不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
周恩来当即驳斥：“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任务。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中央文革没住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诬蔑说：“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批，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不相信群众，只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了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主席指示，要解放干部，为什么不执行？”
江青威胁说：“你说的解放干部，就是要为走资派翻案！”接着又说：“你不要忘了自己的错误，不要忘了自己的检查！”
周恩来不分日夜地接待来自各省市的造反派代表团，又要亲自出马保护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被迫同外交系统造反派短兵相接。在批陈联络站等造反派的围攻里，过度紧张疲劳的周恩来，额头上沁出滴滴汗珠。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来。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病床上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八·七”讲话。8月9日，师大校园内，有人马上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他们油印的长篇材料里公开质问：1．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干了什么？2．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3．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叛徒14．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
“伍豪事件”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在天津领导进步学生成立“觉悟社”。加入这个社的人都以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他便以“五号”的谐音取化名“伍豪”。当时，周恩来多次用“伍豪”为化名、笔名，撰写文章。邓颖超抽到一号，化名“逸豪”。
三十年代，中共中央设在上海。1931年4月25日，原为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在陈云等人的帮助下，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将中央机关转移，同时改变了一些负责人的住址，挫败了特务机关的阴谋。
6月22日，又发生了党中央负责人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又机智地采取一系列断然措施，再次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
敌人完全知道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于是，9月1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等，并于11月底又在上海各报登出《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紧急启事》，妄图收买叛徒告密。在这些阴谋都失败之后，敌人又使用卑鄙手段，于1932年2月间，用周恩来化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妄图在我地下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制造混乱，瓦解英勇战斗在国民党地区的革命力量。
亲自炮制“伍豪启事”，用八万银洋悬赏周恩来人头的是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张冲。（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张冲，他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通过与周恩来的亲身接触，对共产党人有所了解，并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此受到国民党内部责难，38岁就郁郁而终。周恩来还为他写了“风雨忆同舟，患难谁与共”的悼词。）
针对敌人伪造的启事，党组织派人给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送去戳穿敌人谣言的启事。但《申报》没有刊登。
2月20日，党在上海散发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中写道：“最近的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造谣的一例。”
同一天，经党再次派人交涉，《申报》用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风暴中的劲松（2）
1972年6月13日，陈云谈及此启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事实上，周恩来早在1931年12月，即敌人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已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了。对于这件事，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布了布告。内称：
“……申报等于1932年2月1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士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时间过去36年。天津的红卫兵把在旧报纸上发现的“伍豪”启事影印件，于1967年5月12日抄送给江青。江青如获至宝，不经任何调查，马上在5月17日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上了“启事”，开始了对周恩来的突然袭击。
江青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江青妄图用这种方法，逼迫周恩来对此事做出交待。
周恩来接信后，马上给予严正驳斥。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造谣。只举出243人，而无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立即查阅了上海各报，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了有关材料。他在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的‘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和材料，作了批示，存入档案。
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江青，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及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另一封涉及这件事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72年6月1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陈云以当事人的身份郑重证明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到达中央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了个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康生也在1972年2月18日，口述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中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保存一份，以防今后再有人利用伪造启事制造事端。
忍受着癌症巨大痛苦的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继续同“四人帮”做最后的斗争。1975年9月20日下午，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用很长时间又仔细看了他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伍豪事件”，在周恩来、毛泽东、陈云等亲自澄清下，江青一伙妄图利用这一案件进行夺权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一生，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时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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