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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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墨家——墨子（3）


　　墨子听到之后便说：“假使要驾驶马和牛上太行山，如果是你，你是要鞭打马还是要鞭打牛？”
　　耕柱子回答：“我当然要鞭打马”。
　　墨子便问：“你为什么要鞭打马而不鞭打牛呢？”
　　耕柱子回答：“因为马而跑得快才值得鞭打，而牛却没有这项特质。”
　　墨子说：“我责骂你正因为你像马不像牛，值得批评呀！”？？
　　后来墨子为了兴利除害，实践其政治主张，推荐耕柱子到楚国做官。不久，有几个弟子去探访耕柱子，耕柱子请他们吃饭，招待并不丰盛。这几个人回来告诉墨子，耕柱子在楚国没有什么用处，叫他回来吧。墨子答道：“这还未可知。”没有多久，耕柱子送给墨子２００两黄金，说：“弟子不敢贪图财利违章犯法，这２００两黄金请先生安排使用。”墨子十分欣慰说：“果然不能预料。”


第五节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和子产，人们通常把他们看作是法家的先驱，其实这时候还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法家，而只能算作是法家的萌芽时期。
　　由于管仲、子产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激剧的变革之中，所谓礼崩乐坏，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解纽，周礼失去了原有的威力。在宗法贵族中有一部分人顺应时代的要求，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制度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变革，管仲、子产即是其中两个代表。管仲在齐国任相达四十年之久，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在齐国进行的改革以及关于法治的一些论述，都对后来的法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子产相郑，把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加以公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律，对后世法家影响很大。但是管仲、子产并不是法家的创立者，因为他们最终没有形成系统的法治观念，也没去彻底改革奴隶制宗法制度。
　　法家的真正创始者，包括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与慎到等人。创始时期的法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些创始人大都亲自加入到了当时各国的变法浪潮中，并成为变法运动实际的领导者。他们主要是以政治活动家身份出现，而不是思想理论家。他们重视经济发展，特别是重视农业生产。从李悝到吴起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如重视农业生产，迁贵族去边荒地区开垦等。尤其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发展农耕的政策，并通过田制的改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法家的严刑峻法在其创始阶段也已经走向了极端，尤以吴起、商鞅为甚，他们推行的是一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的刻薄少恩的法律政策。
　　法家思想体系的最终确立应归功于韩非。韩非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就在于他综合总结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教训，建立起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从而使法家思想系统化。之所以到战国晚年才由韩非来作法家的结顶的工作，主要是由于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发展，统一的王朝已经呼之欲出，需要有人来做理论上的准备。另外诸子百家的发展，已到需要有人来重新做总结与综合工作的阶段，为新时代的到来提供理论准备。韩非是应运而生，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来做这个工作，从而把法家推向新的阶段。
　　法家的衰败是迅速的。秦王朝是按照法家的思想模式建立起来的，韩非的思想体系是秦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法家从早期创始者的变法运动，经韩非的理论建构，到秦王朝的建立达到法家的顶峰时期，之后便一蹶不振、一衰不起了。秦王朝建立后法家的不足便暴露的十分明显。首先是专制独裁成为中央集权制的核心内容。其次是思想文化领域内同样的专制独裁路线，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同时其法律的残暴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随着秦王朝的灭亡，法家也盛极而衰，成为殉葬品，从而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其思想对而后的中国政治文化仍然产生了长久而巨大的影响。


第五节　法家——商鞅（1）


　　——为改革而献身的第一人
　　人物介绍：
　　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卫国人；因此又叫卫鞅。秦国封他于商，史书上称他为商鞅。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
　　学派：
　　战国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
　　商鞅变法无疑是中国古代乃至整个世界古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政治改革尝试。然而商鞅本人却也是历史上命运最悲惨的改革家，改革尝试成功却反而受到极端的车裂之刑（古代类似于五马分尸的一种刑罚）。商鞅推行的二十多年的变法，使秦国一改以往的落后状态，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而秦始皇根据商鞅变法所创立的行政体制，在秦国被推翻后，依然被持续了两千多年。
　　但由于汉以后儒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而法家则受到儒家的打压，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秦始皇的专制残暴，让很多人迁怒于商鞅，因而商鞅这位中国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变法家并没有得到历史应有的重视和尊重。然而他的改革思想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辉。他为改革而不惜生命，直面死亡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代的仁人志士在改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生平：
　　商鞅，约生于公元前410年左右，卫国帝丘人氏。七岁的时候，赵国攻卫，为了向魏求援兵，商鞅以终身入魏为人质作了交换。从此，商鞅就生活在了魏国西河。
　　他从小就喜欢“刑名之术”，拜李悝为师，刻苦学习，潜心研究治国之道，立志改革。青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了。
　　最初，商鞅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挫手下做家臣时，就表现出他的才能，深得公孙挫的赏识。公孙挫临死时，郑重地把他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否则将会误魏江山。”魏惠王对公孙挫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认为公孙挫病重在说胡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当时秦国在七雄中国力比较落后，为了在争霸斗争中取得胜利，秦孝公用高官厚禄征召天下贤才，商鞅闻讯后就来到了秦国。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会面时，商鞅讲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由于思想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商鞅与守旧的贵族进行了几次论战，终于使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公元前365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但是，怎样才能使人民相信呢？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的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这就是“立木建信”的典故。
　　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新法公布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旧贵族的反对。太子明知故犯，破坏新法，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对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进行严厉的处罚。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镇压。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不遵守新法了。
　　因变法有功，商鞅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为大良造。为进一步巩固变法成果，商鞅又颁布了一些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
　　在这次变法期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北靠高原，南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特别是通往函谷关，这对秦向东方发展极为方便。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国地主阶级要向更大规模发展的雄心壮志。
　　长期以来，魏对秦的威胁最大。因为魏当时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而秦国力量较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国的控制之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兵强马壮，准备收复失地。秦孝公二十年（前340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便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印为将，领兵抵抗秦军。从秦、魏当时的兵力而论，秦国想迅速取胜，还是困难很大的。于是，商鞅给公子印写了一封信，叙谈在魏国的旧情，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印前来饮酒。魏国正处在数面受敌的境地，对于商鞅的邀请，公子印深信不疑，前去会面。会面之后，正当饮酒时，早已埋伏好的秦兵一拥而上，将公子印抓起来了。秦军趁势打败了魏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魏国对外连年作战，国内空虚，只好把黄河以西大片土地割给秦国讲和。魏惠王想起公孙挫病重时向他推荐商鞅为相之事，十分后悔地说：“我真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听公孙挫的话。”
　　商鞅的变法得罪了秦国的贵族阶级，秦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立即逃跑。
　　当他在路上要求住店时，因没有任何凭证，店主不敢收留，并对他说：这是“商君之法”的规定。商鞅没有办法，又跑到魏国，魏人因公子印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只好回到自己在秦国的封地商邑。他组织了一些人马，准备抵抗秦军，但寡不敌众，被惠文王的军队抓获。
　　公元前338年，惠文王以残酷的刑法——“车裂”，把商鞅处死，并灭其族。
　　商鞅的思想：　
　　商鞅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秦国变法所推行的法令上。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
　　商鞅继承了法家的集权思想，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


第五节　法家——商鞅（2）


　　为了实现这个思想，商鞅在政治方面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要互相纠察告发“奸人”，有坏人不告发的，什伍连坐。
　　在商鞅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农业和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农战，而其他的内容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是为它服务的。所以，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农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商鞅说道：“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农战，商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
　　这种愚民思想集中体现在商鞅的颁布了的重农法令中。这些法令规定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是劳动好，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免除徭役和赋税。同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罚做官奴。另外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比如以“商鞅方升”做为当时的标准量器，这样就有利于税收和经济交往，并加强了民族融合。
　　商鞅还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张。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现淫乱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受。在他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及人们的纵欲，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人们的精力分散，不安心农战，甚至还会激发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他提出要使“声服无通于百县”。在物质方面，他还提出要抬高物价，加重税收，使之十倍于成本，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大臣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旧的制度，改变旧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旧的上层建筑，这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敢于蔑视传统的势力和旧的习俗，积极投身于这场封建制改革运动之中，并使封建制度在秦国取得胜利，其历史功绩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主观上的启示有两点：一是要有创新的精神。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