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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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外传》卷五）的实有思想。他关于“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也”（《思问录内篇》）的命题，则深化了对实有思想的认识。它表明事物皆为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即实有。因此可以说，天地万物的实有是广袤性与恒常性的统一。他的务实求真的主张，既是对张载以来气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与清初务实求真的学风相关。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2）


　　在哲学方面，王夫之认为气是宇宙本原，气有聚散，但无生灭，是永恒无限的实体。“理依于气”，理是气之理，是气之变化的规律。关于道和器的关系，他明确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说“道者器之道”，道依赖于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他认为自然界是永恒的物质运动过程，动是事物固有的，静是相对的，“静由动得”，“动静皆动”。他强调“天地之化日新”，认为新陈代谢是事物的普遍规律。他肯定矛盾的普遍性，主张矛盾一方面相反相仇，一方面相辅相通。他认为形、神（精神）、物三者遇到一起，才能形成认识。他改造了佛教中的“能、所”范畴，认为能就是认识能力，所就是认识对象，认识是由对象引起的，即“因以发能”，正确的认识必须与客观实在相符合，即“能必副其所”。他还提出认识的两种方法即格物和致知是互相补充的，不能互相偏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强调行的主导作用，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还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他还提出民心向背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伦理思想方面，他认为人性是变化的，“日生而日成”。他根据“性者生理也”的观点，强调理欲统一。要“以理节　欲”、“以义制利”。
　　关于理气问题，他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虚空即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强调气是一切变化着的物质现象的实体，是客观存在。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读四书大全说》），“凡虚空皆气”（《太和篇》）。这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物质的气。他还进一步强调“气”是客观存在的。他说：人的“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思问录》）。因此，不能因为感觉不到，就说“无”。“气”在构成万物时，由于聚散的不同，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这种有形和无形，只是形态上的不同，并不是有和无的差别。他还用“气”的观点，论证了物质不生也不灭。他说木柴燃烧化为烟和灰烬，好像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它的一部分化成水，归入大自然，一部分烧成灰土，归入大地，没有烧尽的木头则仍是木头。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提出“理即气之理，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有力地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即精神先于物质存在的唯心论，否认了离开物质运动而独立存在的客体精神——理。他还发挥了张载“理也顺而不妄”的观点，说明了理不仅在气中，而且是气的运动变化，有它的“必然”——规律性。
　　王夫之从人道与天道关系出发，探讨了平等自由问题。他关于“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周易外传》卷二），“延天以佑人”（《周易外传》卷五）等思想，强调人利用并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因此而超拔于众生之上，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对于人性，他从天人合一角度，提出“成之而后性存焉，继之而后善著焉”（《周易外传》卷五）的“继善成性”观点。天是善的，人由天生，其性原发也善，在这个意义上人都是平等的。不善是因为人受到后天气质等因素的影响。要恢复已有的善性，只有“尽心”、“尽性”、“扩充”，通过内省的方式，继承、挖掘被蒙蔽的善性，这是一种自由。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塑的，“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尚书引义》卷三），通过自我的不断完善而不断发展。在理欲上，他肯定“理与欲皆自然”（《张子正蒙注》卷三）、“天下之公欲，即理也”（《张子正蒙注》卷四），但反对纵欲，而是把欲纳入理的轨道。他对性与天道的研究，突出了人性上的平等与自由，这与明清之际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政治、经济、思想上追求自由平等是一致的。
　　王夫之还应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去观察历史，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他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必然趋势，叫做“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他提出了“于势之必然处见理”的观点，即人们必须从“势之必然处”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还进一步提出，历史既然有“理”和“势”，治天下就必须要“循理”、“乘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因此他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凭主观意志，而必须遵守客观规律。同时，他还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他认为，从一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社会现实，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虽然他反对了历史倒退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但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成就是巨大的。他不仅全面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他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思想，以宏伟的体系，严密的逻辑，坚实的论证，把中国旧学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推上了高峰。
　　相关人文景点：
　　王夫之故居：位于衡阳县西北曲兰乡湘西村。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有三：败叶庐、观生居、湘西草堂，以草堂为重点。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砖木结构，二层三间，坐西朝东，属坡式屋顶建筑。始为草屋，后由其子改成瓦房。王夫之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筑草堂隐居18年，闭门著书，成书数百卷。《读通鉴论》、《宋论》等宏著均在此写成。
　　草堂前坪有古柏2株，传为王夫之亲手种植。草堂附近有一株古枫，根部凸生，形若骏马，昂首跃前，王夫之称为“枫马”。在草堂附近还有一座山，形似覆舟，名石船山，故后人称王夫之为船山先生。
　　1980年，湖南政府拨款将草堂修缮一新。现厅堂正面挂有王夫之遗像，正厅门前“湘西草堂”匾额为赵朴初书。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3）


　　黄宗羲
　　——倡导民主论的思想家
　　人物介绍：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其为“梨州先生”，余姚黄竹浦（今明伟）人。
　　学派：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与自然科学家。
　　黄宗羲师承刘宗周，从王学出发，进而修正王学，又将王守仁反对传统束缚的思想发展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并从注重实际出发，否定有先于物的“理”或“心”的存在，摆脱“心学”。史学上开创浙东史学，有鄞县万斯同、全祖望等以及绍兴邵廷采、章学诚等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的创造，后者有新通史的主张。
　　生平：
　　黄宗羲出生在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明天启二年（1622）由宁国推事升为御史。黄宗羲从小就聪明，喜学好问，肯动脑筋。常阅读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尤其喜欢读历史小说。
　　八岁的时候，黄宗羲就开始随父在任所读书。当时，权阉魏忠贤把持朝政，戕害忠良，政治腐败不堪。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等，了然于怀。
　　明天启三年（1623年），黄宗羲十三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
　　在黄宗羲17岁那年，他的父亲黄尊素因几次上疏，抨击阉宦，触怒了魏忠贤，被魏罗织罪名，于天启五年将他削职，遣回原籍。次年三月，魏忠贤又命提骑（宦官操纵的武装特务）将黄尊素押解进京。提骑经苏州，正遇苏州市民暴动，官船被击沉，只好返京。黄尊素得悉，自动去余姚县衙投案，被押送京城。黄宗羲送父亲到绍兴。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绍兴刘宗周为师，并嘱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三个月后，黄尊素被害于狱中，凶讯传到余姚，全家悲恨。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在他进出门口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黄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不追究他。黄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惩治害死其父的凶手之后，他召集被害诸臣子弟在狱中门设祭，祭文读到一半，哭声振荡禁城。崇祯帝闻知，也为之动情，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
　　黄宗羲23岁时，有人在皇帝面前举荐他做官，他看到当时朝政一天不如一天，异常愤懑，因此力辞不就。
　　黄宗羲一回到余姚，就闻报清兵已侵占北京，挥师南下，即将祸及浙东。眼看山河破碎，黄宗羲忧心如焚。也正是这年，他的老师刘宗周因不愿接受清廷的招降，绝食13天，壮烈殉难。刘宗周死后的第二天，浙江人民掀起反抗清廷的武装斗争。
　　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义无反顾地变卖家产，组织起义军抗清。旁人劝他：“如此腐败的明王朝，已被它害得够苦，何必再去保它。”黄宗羲答道：“个人恩怨事小，社稷存亡事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可不保！”他亲自在余姚、绍兴一带招募了五百多名义士，树起“世忠营”旗帜，与官兵一起联合防守钱塘江，保卫正在绍兴监国的朱后裔鲁王。他向鲁王多方献策，作了“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布浙东。后来，终因清兵势大，寡不敌众。黄宗羲被迫退入深山，展开游击战争。后来，黄宗羲等在宁波起义，又遭到失败。各地反清斗争也相继失败，清政府的统治逐渐得已巩固。黄宗羲看到大势已去，这才退隐乡间，一边著书，一边往返于海昌（海宁）、石门（桐乡）、绍兴、宁波等地讲学，培养出一批著名学者。
　　康熙十八年，朝廷设“明史局”编修《明史》，由于黄宗羲熟悉明代掌故，在学术界有崇高声望，经朝臣推荐，康熙帝特聘黄宗羲入京主持史局。黄宗羲以母老已病为由拒绝。经多方周旋，黄宗羲才答应派出他最好的学生万斯同、儿子黄百家进京参与史局。并订立规矩，要万斯同、黄百家以布衣参与史事，不署名衔，不受俸禄。编写开始后，康熙降旨凡黄宗羲所论著及所见闻有关《明史》可资考查的，命地方官抄录后送往北京，交付史馆。修史过程中凡发生疑问，即派专使来余姚向黄宗羲求教订正。
　　黄宗羲身材瘦小，但体格强健。在他82岁高龄时，尚且攀登黄山险峰。到黄宗羲八十六岁病危时，写下了《梨洲末命》一文，他嘱咐说，死后第二天早上，就用棕棚抬他到墓穴中去，平常衣服，一被一褥，不得增加陪葬物品。棕棚要抽出来，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若有交谊至厚的人在墓边植几株梅花，则要稽首致谢。在临终时，他口授《绝笔诗》命儿子作记：
　　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
　　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骨不自专。
　　黄宗羲的思想：
　　清朝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有名望的明朝遗民采取了怀柔政策，曾经多次征黄宗羲做官，他力辞不往。黄宗羲学问渊博，与孙奇逢，李禺页并称三大儒。他反对空谈，注重“实学”。要求学生多读书，严格规定，凡是跟从他读书的学生，必须先通六经；他强调“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就是对社会政治有实际意义的学问，并把学到的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黄宗羲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多学科上，而以史学最为突出。他勤于史料的搜求，不作无据文章，注意历史志表，著作条理精密，体例严谨，开了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4）


　　黄宗羲的主要贡献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他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写成了《明夷待访录》。他打破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对君、臣、民关系的传统看法，明确主张“以天下为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