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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政治-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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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宏观关怀的局部研究与局部研究的整体关照的结合。《岳村政治》关注的是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状况和特征及其发展方向，并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所以，作者的视野不仅仅只是一个岳村、岳北地区或者调查所及的五县的政治变迁过程和路径，他是以整个中国农村政治变迁或者乡村政治现代化为关怀的对象，岳村只不过是表述载体而已。但是，要用实证方法，对中国乡村社会作一个普查性甚至大样本的调查，不仅技术上不可行，其必要性也大可怀疑。于是，作者策略性地选择了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农业乡村，以“解剖麻雀”式的个案方法来达到研究之目的，使研究既可深入，又避免了学院式的大而化之的空疏。但是，个案研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以个案研究为路径以关注宏观性的问题，其价值更可疑，作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为了弥补个案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岳村政治》不仅以整个中国20世纪的百年社会转型为背景，还将个案放入与其紧密相联的大社区中，选择了一定的区域为研究的背景和参照体，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开阔的视野，选用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社会的行动逻辑为分析参量，直接将乡村政治纳入到一个宏大的政治背景中去审视，使岳村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融入到整个中国农村政治结构转型的思考之中。
第四，田野调查与理论总结的对接。田野工作在研究农村政治的价值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以实地调查为研究起点，并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政治现实几乎成为主流研究路径，泛道德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之市场日趋萎缩。但是，随着农村政治研究的田野方法的兴起，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伪实证，即研究者以习得的成套理论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为眼睛，在实证调查中不恰当地裁剪和取舍事实，不仅使实证材料成了先主为主的理论之奴婢，还使调查对象以片面的面相呈现给读者；二是实证主义（当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即研究者对描述的对象缺乏一种整体的视野和超拔于具体事实的理论关怀，不能以理性的思维对材料进行学术整理和表述。至于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以及仅以官方数据和资料为材料而作的研究，是否属于学术活动本身都值得怀疑，更不谈其学术价值。《岳村政治》就克服以上问题所具有的学术自觉和努力是明显的。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试图从中国农民的生活实践、基层政府和县乡干部的行政活动中直接发现乡村政治结构变迁的规律和发展方向，而不是单纯地用既有理论去搬套现实。但是，研究者也并不是一个典型“主位者”，没有被经验事实和感性材料所迷惑，在对调查材料的分析中，既保持着独立的理性思考，又自觉地拥有开放性的理论胸怀，借鉴或参照他人的研究成果，用严密的理论工具对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知识性思维和学术加工，实现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的对接，生产出有根有据、论证严密、信息浓度高的学术产品。
一部优秀的著作并不仅仅在于能给他人提供了多少可以直接借鉴的知识性资讯，更重要的是能否留给人们反思的养料和带给人们多大程度的冲击。《岳村政治》一书中所运用的具体方法、论证逻辑抑或具体结论，我们都可以质疑甚至批判。但是，该书所体现的学术研究视野和学科规范建立的自觉，能够提醒人们在做农村政治研究时，要有学术和学科意识，明确研究对象，自觉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理论视角和论证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岳村政治》的出版应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政治、国家政治与村庄研究——读《岳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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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海
长久以来，关于政治学的研究，一直与国家权力、政体、主权、制度、统治、政党、领导体制等紧密结合在一起，以致在政治科学界形成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政治就是国家的政治。一谈到政治，无论是源于人性的国家政治起源学说，或是源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国家内部结构联系及其功能的研究，还是立足于社会和权利角度对动态的政治过程进行的研究，都奉行着这一基本的政治哲学。
这种状况在家国一体化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研究的形成时期，儒、法、道、墨等“百家争鸣”。秦一统中原后，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研究体系；其后，古代中国的政治研究就与儒家治国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演进重叠在一起。明代以后，尽管反君主专制的民为邦本思想得到张扬，但其研究仍未摆脱传统政治研究的束缚。到了近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发起了“振兴中华”的民主革命，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或民主立宪政体的政治主张，但其论述的对象仍然是国家一级的政治体制。新中国建立后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才得以在中国逐渐壮大，并最后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不过，观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它首先是革命的学说，然而，它更是国家的政治学，无论是在基本理论（如政治、国家、阶级、国体、政体等）还是在实践方面（如体制改革、职能转变、党政分开、政治稳定与发展等）的研究，都贯穿着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从这一角度来看，政治学的研究发展史仍然是国家政治发展史。
直到90年代初，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区域政治、地方政府、城乡基层政治才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中，区域政治研究存在着两种变化潜势，扩大化则成为国家间政治研究，缩小化则流落于国内地区间政治比较；地方政府研究仍然局限于国家政治内部的结构化探讨；而乡村政治研究，则是区别于前两种研究及国家政治研究的一朵奇葩。因为在研究对象及内容上，它的范围明显小于国家政治研究的对象，其关注点是现实的基层社会政治过程，而对这一侧面的研究恰恰是传统政治学的“被遗忘的角落”。然而，基层社会的政治过程能否映射出国家政治的转型与变迁呢？这就是乡村政治研究不同于国家政治的第二个方面，即它奉行“形而下”的科学研究方法，从微观的国家政治子细胞——村庄，来审视宏观的社会转型和国家政治变迁。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可呢？这是因为，在理论逻辑上，国家政治与乡村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可以借用社会学上“解剖麻雀”的方法来进行这项研究。这也是乡村政治研究被归类为政治学研究分支的理论依据。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著），便是这种学术方向重心下移及其研究价值的明证。作者依从“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路径，从国家政治发展的高度，来解读一个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村庄，并从这个村庄百年历史的变迁中，读出了乡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政治近百年的变迁轨迹。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乡村政治研究、政治学及国家政治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作者的贡献不仅于此。还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历史研究方法与逻辑实证主义并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梳理了有关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后，作者对既往的乡村政治研究给了其独特的评价，“这些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乡村政治问题，而没有将乡村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缺乏在制度、观念层次上进行深入、精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连续转换过程缺乏细致的研究”，所以，作者要进行一项“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页18…19）。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作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超脱了近年来乡村政治的经验主义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创新，以研究方法的变革（逻辑实证主义）来推动乡村政治的研究，把乡村政治研究从制度文本层面转向现实的社会过程层面，并由此得出了诸多独到的论断。
二是在研究角度上，作者读出了村民自治的原理论，即民主，这与20世纪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流不谋而合。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是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对村民自治的通常判断是，它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一种成本最低的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所以，从冲突与秩序、治理的角度研究村民自治、乡村政治及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就成为近年来乡村研究者们比较钟情的切入点，并由此形成了两大研究派别。作者避开了这一论争，从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专制史中，寻求民主制度的生成资源。不过，尽管作者对民主寄予厚望，但在文中，作者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村民个人权利’为前提的乡村治理制度”（页425）。这对应了作者进行本项研究所运用的“宏观—微观—宏观”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中的逻辑实证主义。然而，这回到了民主的本源问题——个体的权利及平等上。仅仅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因为在这一点上，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治有着相同的理论逻辑。
三是对不同时期乡村政治的主旋律的探索，也是本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著述中，作者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及政治特征，把岳村百年变迁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为什么在划分为四个时期？基于何种标准？每一个时期的主题是什么？就成为人们阅读作者著作的一个经常性“问题”。作者不负期望，抓纲立本，给了我们一条明晰的历史线索。
当然，从研究方法变革的角度看，逻辑实证主义并不能超脱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仍然处于一个正在进行着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因此，尽管作者有着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学术追求，但中国没有基于个体的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没有法治和法制传统，即，没有现代性的国民和政治，所以，对中国村庄及国家政治研究的更高层次的企望和侈求，只有寄希望于发展中的历史。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7期）
让农民自己说话——读《岳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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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博士，今日中国杂志社）
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已成为了延续到新世纪的一个热门问题。社会各方均对此话题倾注了热情，政府部门、学者、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作出了各种对策和建议。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路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著）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
《岳村政治》是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切入这一主题的。作者以湖南省中部地区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毛泽东曾经考察过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作为个案，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历时态的角度，对20世纪一百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这里，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农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问题，国家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是，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的农民运动组织到解放后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再到新时期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城市政治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
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说，《岳村政治》的分析是全面而生动的。作者是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具体的案例论证了，在农村政治结构背后具有深刻的经济和文化根源。因为，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村掠夺是完成资本原始和官僚机构获利的基本手段。而为了保证这种经济上的夺取，在政治上就必然要保持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强控制，而在文化上则是表现在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化。当然，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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