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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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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 

  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文革”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 






  当时,负责组建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是徐光荣。他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所以他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洪艺兵最后终于参加“宣传队”,就是他拍板决定的。他在镇革委表态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他对洪艺兵说:你好好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洪艺兵调进宣传队之后,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洗,他脸上也会毫无难色地接过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极其认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确而热情地工作着,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上的杠杆。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个地方,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接着是七手八脚的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了,发现上一场已经演完,赶紧去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演了阿庆嫂的那位女演员因为下场要演江水英,卸了先前的戏装,还没有换上新戏装,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两条光光的大腿一下暴露在台下的众目睽睽之中,羞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春来茶馆的茶桌底下。那茶桌做得不规范,矮而窄,她上身进去了,红得灿烂的臀部却无论如何拱不进去,成为一个鲜明的“三突出”。台下顿时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在宣传队,洪艺兵最恭敬的自然是徐光荣。 

  省地矿局的一个勘探队在本县某地发现了盐矿,这件事成为一桩证明“文革”伟大胜利的大新闻。宣传队为了及时配合反映,由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去体验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有些消沉,觉得光是找矿这件事,编不出什么节目来。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来,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你祖辈是农民,你自己做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身体,慷慨地说,试试就试试,工农兵可以改造一个世界,还编不出一个节目?不过两天,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已经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真实故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从而使他们真的勘探出一个储量丰富的岩盐矿,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丰硕成果。 

  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一支歌歌颂这位女营业员。他把歌词完整地想出来了: 

  我是供销社里营业员, 

  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 

  商店后面有口井, 

  井水有点咸。 

  估计里面可能有盐, 

  赶快报告勘探队, 

  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 

  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昂然地看着大家,等着掌声响起来。 

  第一个表态的是洪艺兵。 

  “好!”他大喊了一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 

  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没有得到响应。其他人大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着,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徐光荣把这表情理解成一种心灵受极大震撼的无声的激动,他于是举手指了指作曲的郑风: 

  “既然大家喜欢,那就这样定了,你抓紧把曲子谱出来。” 

  郑风一直把头伏在桌上,两个肩膀地震似的抖动着,终于压制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两只眼角早已挂着憋出的泪水。他一放肆,其他人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爷呀娘呀地乱叫着,满屋子打滚。 

  只有徐光荣和洪艺兵很庄严,横眉冷对千夫指。 






  在徐光荣最终离开宣传队之前,洪艺兵有过一段大红大紫的日子。 

  那段日子洪艺兵和徐光荣如影随形,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常常是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充下旬。徐光荣的话多是大白话,而洪艺兵恰恰是个引用政治术语的狂热分子,对徐光荣就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喊他做“政委”。他听了,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那种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吝啬归吝啬,依然是有的,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以及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还是会尽可能做,只不过总让人觉得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他竟有了求偶的迹象。他进宣传队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母子两个却从没有在人前提过婚娶之事。 

  如今,表面上看,洪艺兵依旧没有一点区别的对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但常常是为女人们做得更多也更主动。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女人们总是依赖心重,娇气,需要帮的事也确实多些。比方乡下的河,常常要蹚过去,水急了吓人,天冷又冰人,脱鞋脱袜持裤脚也烦人,于是不管老的少的,就都让他背过去。又比方剧团日子没有规律,早上起得晚了常常错过食堂开饭时间,特别是女演员又少不得零食,这些事,都由他包了。 

  终究也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让他这种看起来似乎无一例外的殷勤露出了别有用心的马脚。 






  徐光荣灵感突发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于是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如果宣传队人人都是诗人,他就不仅仅是宣传队队长,还是当地诗坛领袖了。 

  那正是一个诗的年代,滚烫火热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宣传队大多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乱摘,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也有老实的。就不知所措。拉手风琴的周燕就是一个。周燕的母亲名声不好,原因是离过两次婚。先前住在城里,后来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那个继父从小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招进了宣传队。她在整个镇子,公认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也就最惹眼。她自己平常却总是不声不响,没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找处安静的地方拉琴。她很求上进,进宣传队不久就写了人团申请。徐光荣号召写诗,她就真心地希望自己不但一个星期能交出一首诗,最好一天能交七首诗。但她又实在不晓得怎样写才好。跟别人那样瞎抄,她又不敢。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纸上却一个字也划不出来,她只有急得抹眼泪。 

  洪艺兵就是在这时候现出原形的。有一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周燕抄了交任务。 

  周燕进宣传队住集体宿舍之前,跟她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镇街上文化站紧隔壁。镇街都是旧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是板壁,洪艺兵在文化站打杂时落脚的那间办公室,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手风琴。周燕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洪艺兵对她起先没有怎么注意。忽然有一天,他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风琴声停了,然后是很可疑的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洪艺兵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周燕当时很凄惨又很压抑的喊声:“不要!不要!我痛!”这声音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他记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莫名的亲近感。随着周蒸日益出落成人,这种亲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骚动。在宣传队他其实最情愿帮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过河,周燕从不吃零食,周燕绝少剧团女孩子惯有的恶习。但是这一次,周燕应该是需要他的帮助的。他这回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丝毫表演的意思。也许有一点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他想错了。周燕还不到能够跟他沟通的年龄。周燕那时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亲给她的生活涂上的污点,她不能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徐光荣的事。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揭露了洪艺兵的丑恶嘴脸。 






  徐光荣当时的态度远没周燕本人那么激烈。他觉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学习学习也不是环事。洪艺兵的用心终究说不上恶毒,诗大歌大颂大好形势,我都未必写得这么好嘛!把周燕说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 

  徐光荣对洪艺兵的偏爱是明白无疑的,倘不是紧接着宣传队改成剧团,随即又更换了团长,洪艺兵的梦很难说圆不了。 

  这个镇跟邻省的一个镇交界。每年两个镇的文艺团体都要举行互相间的慰问演出。本来,每次都是由镇上的主要领导带队(这时候宣传队就改叫了“慰问队”)。逢到各自举行的欢迎和欢送一类仪式,都是由这位主要领导致词,宣传队的领导只负责演出。当了几年队长,徐光荣渐渐地有了不满足。在宣传队,他凡事做主,凡事说了算,做惯了主角,没有做配角的心理准备。因而,逢到慰问这一类重大的外交场合不让他出头露面,他岂能不觉得委屈。 

  恐怕也是他的劫数到了,这一回他实在克制不住,镇上带队领导刚刚说完,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动站起来,高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红通通的脸上满是激动,说:“各位,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两省两镇是邻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真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满场愕然,继而就爆发出大笑。本镇的人晓得他就是这种水平,心实是诚的;外镇的人以为他在剧团是专演丑角的,说话幽默。 

  镇上带队的那位领导很愤怒,回来汇报,就上纲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荣免了,去管农贸市场。这使他的演讲才能得到一个尽兴挥洒的地方,又不至误什么大事。 

  徐光荣走后,宣传队正式更名为剧团,派了刘宗吾来当团长。刘宗吾原是教师出身,“文革一开始前就担任县文教局副科长。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回原籍,这次是落实政策。“刘宗吾”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学究,他说话咬文嚼字,开会讲话,一定事先写好稿子,其中凡讲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说“我”,而是说“卑职”。 

  剧团换了新领导之后,洪艺气忽然觉得迷茫和空虚。刘宗吾虽然并没有怎样为难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荣那样成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弯了下去,点头哈腰微笑又变得极规范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严谨。“政委”是断不敢当了,但“政委”的原则性却是更加坚定了。 

  这反倒恰恰给他惹了祸。 

  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规定已经传达到了公社一级的干部,实际上满天下已经沸沸扬扬了。那时候小道消息正值鼎盛时期,是一般人得知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洪艺兵是绝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从不参与这类私底下的七嘴八舌,他的消息也就很闭塞。那回剧团加餐,喝酒前,他照例端起酒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本来“红海洋”那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洪艺兵却坚持恭敬如仪。他这样做虽然不时兴,但也没有违反什么禁令,大家也就一直由他。而这一回,他却犯了大忌。 

  刘宗吾吓坏了。他是听了正式传达的。虽然他晓得洪艺兵并非故意唱对台戏,但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是要担责任的。他于是只有向镇上报告。镇上也晓得洪艺兵一向的为人,就让刘宗吾找个理由把事情掩盖过去。刘宗吾于是找洪艺兵谈话,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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