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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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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对该条约大加贬责，认为它是一个亲西方的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条约，这个组织的成立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会构成较大障碍，为了不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反对，美国没有正式加入该条约。John CCampbell，Defense of the Middle East：Problems of American Policy chaps4；5；Praeger；1960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巴格达条约的另一个原因是汲取了前两次策划中东军事、安全集团的教训，有意在幕后操纵该组织。
从一开始巴列维国王就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很感兴趣，事实上，国王一直希望能和美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以求在紧要关头能使美国依照盟约义务援助伊朗。美国没有正式加入该条约让国王非常失望，但是鉴于美国与该条约的渊源，以及对于该条约作用的期盼，国王还是十分想早日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因为在国王看来，伊朗传统的中立政策已经证明不能保护国家的安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亲眼看到，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采取中立政策是不现实的”，因此，国王认为伊朗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极为现实的基础之上”。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前引书，第156页。国王的意思是伊朗必须要寻求与他国联盟来保护自己，鉴于此，在巴格达条约签署后不久伊朗就加入到该组织之中。虽然就伊朗加入该条约的时机上国务卿杜勒斯与巴列维有些不同意见，但是那仅仅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并不影响美国希望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的渴望。关于这一点可参阅Norman Hannah，“Letter”，Foreign Affairs；April；1974通过加入巴格达条约，巴列维国王对美国的安全保障诉求获得部分满足，这是因为虽然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巴格达条约以及其后的中央条约组织，但是它与条约各成员国签订了双边军事协议和经济及技术协议，从而把这些国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
不过1958年7月伊拉克君主制的崩溃给了巴格达条约致命一击。伊拉克新政府抵制了随后的巴格达条约会议，杜勒斯国务卿为此立即与巴格达条约的其他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促使它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中央条约组织（CENTO），而且保证美国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伊拉克1958年的政权更迭对巴列维国王触动很大。当政变发生时，伊朗国王正在土耳其访问，伊拉克国王的倒台让巴列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为此他在土耳其特意多停留了几天，直到做了周密的安全保障后才返回德黑兰。鉴于美国对伊拉克前政权的不支持态度，国王打算与苏联缓和关系。1959年1月，一个高规格的苏联代表团出现在德黑兰，并且宣布要与伊朗政府进行谈判，以达成一个互不侵略协议。美国对苏伊的上述举动非常关注，艾森豪威尔向巴列维发出不要与苏联签署条约的呼吁，结果就在苏伊即将签署条约之时，巴列维宣布生病在身，当时埃克布（Manuchehr Eqbal）首相也不在德黑兰，这就使得苏联代表团找不到一个与之谈判的对象，只好悻悻回国。在苏联代表团离开不久，一个美国代表团就来到德黑兰，并与伊朗签署了一个美伊双边防御协议。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pp119～121美伊双边防御协议的签订，使得巴列维的地位获得进一步的稳定与巩固，也使得美伊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美国和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巩固美国巩固巴列维国王统治的举措（6）
结语
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从全球的角度制定其政策的，它仅仅把伊朗看作是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的一个棋子。美国援助伊朗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利用稳定的伊朗来开展与苏联的冷战，而不是使伊朗获得更快的发展，使伊朗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后者仅仅是美国终极目的的附带成分而已。在艾森豪威尔的新战略中，伊朗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伊朗不仅对防御中东地区非常关键，而且对地中海地区的安全、进而作为进攻苏联的空军和陆军基地也十分重要，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也是西方重建和对苏作战的保障，而且伊朗还可作为对苏联侦察的据点。鉴于此，美国决策者在1955年初决定把伊朗纳入反共产主义的阵营中，这就要求美国加强国王在伊朗的地位和权威，因此对伊朗的大规模援助就必不可少。
美国的援助在客观上改善了伊朗民众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再加上其石油收入的激增，到60年代初，伊朗已经摆脱了二战造成的国家困境，巴列维国王本人的统治地位也基本得以巩固，这不仅使得美伊官方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也为此后两国政府的紧密合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平台。第五章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第五章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伊朗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并不处于非常显要的地位，但是肯尼迪政府的对伊政策却对伊朗后来的伊斯兰革命起了推进作用。肯尼迪崇尚改革，他也要求巴列维国王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肯尼迪要求伊朗进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伊朗成为更有力的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而不是真诚地希望它最终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现代化国家。既然怀有这样的利己目的，可以想象，在改革愿望和现实利益之间，肯尼迪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所以，虽然肯尼迪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向伊朗施加改革压力最大的一位，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美国的这一届政府时期，巴列维国王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伊朗的独裁统治地位。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上台时的伊朗状况
伊朗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经过对反对派严厉的镇压以及美国大力的帮助，巴列维政权逐步稳定下来。尽管如此，伊朗国王政权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存在，据估计，当时约有80％近似农奴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50年代中期起，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就连续不断，到1960年下半年，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遍及马赞德兰、阿塞拜疆和吉兰等省。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3页。巴列维的独断专行也堵塞了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宗教界领袖的权力之路，所以他们对巴列维的统治也颇有微词。通货膨胀、土地投机交易、上层人士的奢侈和下层人的艰苦并存，这一切都使得伊朗处于“改革和革命的竞赛中”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957。
那时伊朗统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经济结构的虚弱以及国王统治基础的薄弱。当时伊朗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其基础是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封建农牧业，其工业则以轻工业为主，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政治上，民族阵线和人民党的活动有上升之势，宗教势力对政府的敌意也依然存在，国王的支持基础十分狭窄。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前引书，第298～299页。美国媒体也注意到了伊朗的问题，《纽约时报》在1958年1月报道说，“伊朗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这对它的内部安全和中东地区的稳定都是危险的”，“国王越来越独裁，危险是这或许会促使非共产主义反对派投向苏联的怀抱”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1958。
因为国王设计的国家发展计划过于庞大，军费开支也居高不下，有几年石油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上述需求，伊朗只好走上赤字财政之路。1959～1960年伊朗发生饥荒，这又加剧了赤字，导致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扬。在用尽了外汇储备后，国王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申请紧急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伊朗应实施紧缩政策，伊朗政府因此冻结了工资，这导致工薪阶层的极度愤怒，于是他们走上街头进行罢工，并与军队展开了激烈对抗。为了安抚不满的民众，给自己增加一些民主的色彩，巴列维在1959年宣布组建两个政党，一个是代表他的政权的国家党，另一个则是作为政权反对派而存在的自由党，国王任命首相艾克布（Manuchehr Eqbal）领导前者，阿拉姆（Amir Assadolah Alam）领导后者，阿拉姆是国王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伊朗最大的地主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政党都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他们仅仅是国王虚假民主的招牌。国王建立政党的举措很可能和美国有关，因为美国希望他们的代理人变得民主些。Richard WCottam，“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in Iran”，Iranian Studies 1； Summer 1968巴列维决定在1960年进行新一届议会选举，而且要在政党竞争的基础上自由选举，这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各国记者纷纷涌入德黑兰。遭到长期压制的、曾在摩萨台时代闻名一时的巴凯这时也利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参加议会选举，他对首相艾克布进行了猛烈抨击，指控他腐败、任人唯亲、漠视法治、粗暴等等，同时也含沙射影地提到外国对伊朗的控制问题，巴凯甚至称首相为“叛国者”。当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先前对选举舞弊的指控似乎得到证实，国家党得到了预料之中的多数票，对选举结果不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面对困境的国王只好宣布此次选举无效，并且免去艾克布的首相职务，让与民族阵线和宗教界关系较好的埃玛米（Jafaar SharifImami）继任之。Ervand 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 前引书；pp421、422；426～427
需要注意的是，在1960年前后，有些伊朗人对美国没有压制国王实施改革颇有微词，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他们所能看到的腐败和无效率”，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可以“要求（伊朗）政府必须剔除那些腐败分子以及执行法律，否则就不能得到来自华盛顿的帮助”，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向国王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将会得以加速进展，伊朗现代化的步伐也将迈得更快，伊朗因此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定，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美国并没有尽力使（伊朗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实际上他们高估了美国对国王的影响力，虽然美国也的确进行过一番此类的努力，但是它不能以一场政变来威胁国王进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不仅与美国稳定中东的政策相违背，而且还与国王的美国不得干涉伊朗内政的要求相冲突。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6；29，1960
为了缓和局势，巴列维国王在1961年试图放宽他的禁锢政策，他允许自1957年被取缔的民族阵线进行公开活动，解除了粗暴且具有野心的萨瓦克领导人巴赫提亚尔的职务。但是上述举措并没有缓和民族阵线与国王政权之间的矛盾，民族阵线更加强烈地呼吁自由和诚实选举，要求新闻自由和解散萨瓦克。伊朗的不稳定呈加剧之势，正是在伊朗历史的这一时刻，富有改革精神的肯尼迪入主白宫。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政府的对伊政策（1）
一要求伊朗进行改革
1961年，肯尼迪出任美国新一届总统。肯尼迪固然重视美苏冲突，但是也并不认为它是人类一切纠纷的根源，在他看来，既不属于“自由世界”也不属于“共产党集团”的第三世界也非常值得关注。肯尼迪早在1959年就申明了自己对第三世界中立主义的认同，他说：“在非洲，或许也在拉丁美洲，……随着要求独立和自由的愿望，也产生了不愿充当苏联的卫星国或不愿同美国拴得太紧的愿望。我们不能不与这种现象共存。”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第387页。肯尼迪还把第三世界看作是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主要战场，针对这一点他在1963年说：“目前的斗争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前引书，第387～388页。鉴于此，肯尼迪认为应该支持第三世界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主义运动，因为这可以起到配合美国反对苏联斗争的作用。肯尼迪特别重视像伊朗这样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主张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更有利于美国的反苏策略。但是由于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很不得人心，导致伊朗内部出现严重的混乱，这很让肯尼迪担忧。
为了安定伊朗，肯尼迪希望推进伊朗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其他一些改革。出于这样的目的，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设立了一个由助理国务卿塔尔伯特（Phillips Talbot）领导的伊朗特别工作组，成员有来自几个部门的代表，包括国务院的伊朗办公室官员鲍令（John Bowling）和下任驻伊朗大使赫尔姆斯（Julius Holmes），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科摩尔（Komer），国际发展局（IDA）的高德（William Gaud），国防部的索尔伯特（Peter Solbert），还有一位财政部的代表，当谈论重要问题时，中央情报局也派代表参加。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Diplomacy History，Winter 1991工作组建议美国政府要鼓励伊朗领导人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加强伊朗的武装力量，美国还要增加与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接触，鼓励温和的反对派人物抵制激进反对派所带来的压力。Martin FHerz；ed；Contacts with the Opposition：A Symposium，Lanham；MD；1979，pp17；27这一建议构成了此后两年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础。
不过在肯尼迪政府中也有一些人并不认同总统要求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改革的主张。比如国务院很多官员就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继续加强军事联盟，而在改革一事上要谨慎。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国务院伊朗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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