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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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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另一手段是操纵政府和议会，使它们完全沦落为自己施政的工具。巴列维曾经多次修改宪法以扩大王权，逐步使得议会成为国王手中的橡皮章。对于首相的人选，巴列维也是以服从自己的意志为标准进行取舍。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第276页。巴列维这样做虽然把国家大权都集于一身，但是权力越大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通过权力的垄断，巴列维也把自己推到了需要独自承担国家兴衰成败重任的地步。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危机（2）
巴列维专制统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支柱，那就是美国。如前文所述，在二战后特别是在1953年政变后，巴列维就一头倒向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巴列维才逐渐稳定了政局，巩固了统治，强化了军事力量，使自己发展成为伊朗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但是大量美国武器的涌入、为数众多的美国顾问的进驻以及美国对伊朗内部事务的频繁干涉也激起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伊朗民众的极大反感，他们由是对美国充满了愤恨之意，对“引狼入室”的巴列维的憎恶也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在六七十年代石油收入剧增和英国军队撤出波斯湾后，巴列维称霸海湾的欲望更加强烈，为此他不断地卷入地区事务，例如帮助阿曼的独裁者镇压穆斯林起义和支持索马里反对苏联等。这一时期巴列维在伊斯兰世界还独树一帜与以色列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很多伊朗人把巴列维的上述之举看作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他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傀儡而已。Shireen THunter，Iran After Khomeini，New York，前引书；pp104～105为了改变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形象，也为了尽量摆脱美国等西方世界对自己的钳制从而达到称霸波斯湾的目的，巴列维于是着意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在欧佩克中也成为提高石油价格的最有力的鼓吹者，而且非常积极地参与不结盟运动和其他中立性质的论坛。更为突出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巴列维还经常批评美国和西方世界，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 前引书；pp208～209这让美国和西方颇为不满。到70年代中期，东西方整体关系趋向缓和，阿拉伯各产油国的局势也渐渐稳定下来，这两大因素导致了伊朗对美国以及西方价值的下降。对巴列维更为不利的是，以尊重人权和削减对外军售自诩的卡特总统在1977年进驻白宫，美国这个外部支柱至少在理论上变得愈加的脆弱。关于巴列维对卡特外交政策的担忧，后文有进一步论述。简而言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与美国虽然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其亲密程度已经今非昔比。
综上所述，到70年代末期，巴列维的专制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伊朗的革命也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危险的情势，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热恋”之中的美伊关系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的人权政策及其对伊朗的影响（1）
一卡特的人权外交政策
1977年1月20日，吉米·卡特成为白宫的新主人。在1976年大选时卡特就对前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攻击，认为基辛格等人的外交缺乏道德感，声称因为在二战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没有把杰斐逊和威尔逊的理想作为美国的特性显示出来”，致使“我们丧失了抵御极权主义思想意识的威胁以及鼓舞我国人民士气的一项最有效的手段”，鉴于此，他在竞选总统以及在就职演说中一再强调“人权已经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美〕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伊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5，第167、175页。显而易见，卡特要在外交政策中打出人权牌，与当时咄咄逼人的苏联政策相抗衡。
卡特总统主要的外交助手布热津斯基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推崇者，他认为仅仅是简单的反对和遏制苏联扩张是不够的，美国应该加强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关注，他认为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美国政策会大大增强美国的威望，不仅对美国的安全有益，而且还有利于全人类。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the National Security dviser；1977～1981；New York；1983，pp124～129此外，卡特政府的国务卿万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瑟姆、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桑德斯（Harold Saunders）等负责制订中东政策的高级官员也都自诩为人权主义的拥护者。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前引书，第270页。
美国对卡特人权政策持赞同态度的人认为它对友好的独裁政权是有益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权推行自由主义不仅会改善国民的人权状况，而且还会使政权的支持基础得以拓宽，这样，在面临苏联资助的颠覆时，这些政权就会表现得更坚强，从而可以更好地为美国战略目标服务。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却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一个友好的独裁政权如果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就像伊朗的巴列维政权那样，那么放松高压统治就很容易导致巴列维政权威望的进一步降低，反对派就有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加大反对政府的力度；如果那个独裁政权再遇到像伊朗1977年那样的经济危机的话，其就会处于更加脆弱的境地，从而促发反对派更为强烈的反政府运动，“友好的”独裁政权也必定会愈加动荡乃至崩溃。这正如美国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所言，“一个奇怪的巨大变化是，实行人权政策的结果同原来的意图完全相反，我们的敌人安然无恙，而我们的一些盟国却受到了惩罚。”Baltimore Sun，Aug10；1978
二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对伊朗的影响
卡特当选美国总统曾令巴列维感到一丝紧张，因为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卡特就特别强调了对人权和减少美国武器输出的关注，这对现存的美伊关系构成严重挑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卡特真的按照竞选纲领施政的话，那么巴列维就肯定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再说，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虽然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给两国关系造成一些影响，但是继任的福特总统基本上继承了前任政府的内外政策，因此美伊关系还是非常理想的，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亲密阶段后，巴列维当然不希望再面对一个像肯尼迪那样向伊朗施加压力以进行改革的美国总统，这也是1976年美国大选时巴列维非常希望福特能再次当选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伊朗驻英大使Parviz CRadji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表述，见Parviz CRadji，In the Service of the Peacock Throne：The Diaries of the Shahs Last Ambassador to London；London：Hamish Hamilton；1983，p23
巴列维国王的担心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70年代，伊朗令人生畏的“萨瓦克”几乎可以随意对巴列维的反对派进行严刑拷打和政治迫害，当时的大赦国际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对伊朗的人权状况都给予严厉批评，这也引起美国公众对巴列维政权压迫性一面的认识。美国媒体对伊朗政府越来越多的批评让巴列维非常不安，他担心这会给美伊关系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鉴于此，在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巴列维国王一再申明他要结束对犯人实施酷刑的立场，并一直声称要进行法律改革、放松对公众言论的限制等，华盛顿对此给予了赞扬。在某种程度上讲，上述广为宣传的改革措施为卡特政府继续前任政府的对伊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合理基础。实际上，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伊始，并没有改变其对伊政策的打算和具体举措，这从后文的论述中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这一时期巴列维不断的呼吁和实施一些改革，主要的压力不是来自美国，而主要是国内严重的压力使然，是出于挽救其独裁统治的目的而为之的，另外还有他对卡特政府对伊政策的误解，他曾认为美国是真的要压制他进行改革，以期望在伊朗实现民主。关于这一点可参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前引书，第一、十二、十三部分。
与巴列维对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忧心忡忡相反，起初伊朗反对派力量特别是那些民族民主势力对此却比较乐观，他们天真地认为，在美国新政策的压力下，巴列维将不得不进行一些民主改革，伊朗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法治局面，并且还有可能为伊朗打开民众自由参与政治的大门，在他们看来，巴列维对政治犯态度的部分改变就是他们对前景保持乐观的佐证。在上述美好愿望的鼓舞下，到1977年夏，伊朗开始出现呼吁进行改革的组织，有包括司法部一些职员在内的法学家组织，他们对伊朗的审判机关给予严厉的批评；有艺术家、作曲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不受政府控制的组织。不过这时最重要的行动发生在清真寺，遍及伊朗全国的清真寺发出的抨击巴列维政权的声音越来越大，清真寺的每次布道都会吸引大量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听众，他们逐渐构成了追随宗教领袖进行反政府活动的主体。随着革命气氛的日益浓重，清真寺逐渐成为伊朗革命行动的组织中心。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前引书；pp158～160
深受美国人权政策的鼓舞，伊朗反对巴列维独裁统治的自由派领导人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当卡特决定在1977年末访问德黑兰时，他们就做出讨好美国的姿态，拟定了一份重要的声明并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声明对巴列维的独裁统治表示了愤慨，呼吁在伊朗恢复法治，该声明的基调与卡特的人权立场是一致的。其实在该声明于1977年12月22日公布前的一个月，伊朗反对派就把它以及一些人的签名转交给卡特政府，他们希望借助美国对巴列维的压力，迫使国王同意在伊朗建立君主立宪并且允许自由辩论和自由选举——考虑到一些反对派人士的威望和巴列维政权的不得人心，反对派认为自己可以在自由选举中取得优势。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前引书；p162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的人权政策及其对伊朗的影响（2）
自由派的这一讨好姿态也是美国政府本可以对伊朗革命施加重大影响的好机会，但是美国对此并没有加以重视。在该声明公布了仅仅几天以后，卡特总统就在德黑兰向巴列维表达了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和不同寻常的赞扬，详见后文“卡特、巴列维互访”。随后不久巴列维就对几个签名者和他们的家人采取了打压行动，这让伊朗反对派对声称推崇人权政策的卡特政府感到失望，他们日益倾向于认为这项政策仅仅是美国出于和苏联及其盟国竞争的需要而提出的，并无多少实际内容。让伊朗反对派对美国人权政策感到失望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美国继续向巴列维出售武器。但是最让国王反对派失望的莫过于卡特政府对阿亚图拉塔勒卡尼（Mahmud Taleqani）被捕的漠视。塔勒卡尼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宗教领袖，他不同于霍梅尼，终其一生他关注的就是美国卡特政府所极力鼓吹的人权，在1977年夏，他因为抨击政府而遭到逮捕，并被判处10年监禁。伊朗反对派对美国政府在塔勒卡尼被捕这件事上的沉默感到沮丧，他们对美国人权政策的热情随之骤降，与之同时，他们反对巴列维的热情却得以高涨，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在改善自身状况、推翻巴列维独裁统治这一事业中，他们无法得到美国的真心帮助，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
虽然卡特是美国积极强烈地倡导人权的总统，但是在实施中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就伊朗而言，卡特政府并不是一定要在那里推行人权政策，美国对伊朗最大的诉求就是巴列维政权的稳定，只有这样双方的安全关系才能保持并发挥理想作用，所以只要能保证伊朗的稳定，借用卡特向巴列维转达的信息来说就是“不管你干什么，我们都百分之百地支持你”。Washington Post，Nov8；1978既然给予了巴列维这样的承诺，那么卡特总统对改善伊朗人权状况的热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卡特政府初期的美伊关系（1）
一卡特政府初期的对伊政策
卡特政府上台时，伊朗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严重问题，相反，伊朗仍然被看作是保护美国在海湾目标和利益的稳定国家。当时美国对伊政策的首要考虑仍然是确保近三十年来双方发展形成的安全合作关系，使伊朗继续成为波斯湾地区强大的、可依赖的盟国。在美国新政府看来，美伊间的安全关系是处于第一位的，即使是为确保这种关系需要在人权和武器限制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也在所不惜。
卡特政府与伊朗政府的初次高层接触发生在1977年5月，时任国务卿的万斯（Cyrus Vance）因为参加中央条约组织会议造访德黑兰，在这一过程中，万斯一位随访的高级官员向新闻界透露美国对伊朗的公民自由状况表示满意，美国新政府因此不会向巴列维施加任何改革压力。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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