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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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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书；第168页。每一步发展都是根据一个大阴谋计划设计好的，伊朗和巴列维政权恰恰是这个计划的受害者。即使是在巴列维倒台多年以后，还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伊朗人会发问：“美国为什么要把霍梅尼推上台？”伊朗人有这样的疑问有一定的道理：革命成功前严重依赖美国的巴列维独享大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霍梅尼轻易地推翻，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美国抛弃了巴列维转而支持霍梅尼，否则霍梅尼就无法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由于沟通的不力，在伊朗危机时期，美国决策者在制订对伊政策时，总是想当然地把伊朗仍然看作是一个处于巴列维牢固控制下的现代化的国家，他们没有及时注意到伊朗民众反巴列维力量的强大以及他们对现状不满的历史渊源。反过来，伊朗领导人则倾向于认为政治动荡是外部干涉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国家事实上已经处于分裂之中，他们还是本能地希望超级大国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认识的不同，使得美伊都按照自己对形势的理解往前走，结果造成双方歧见的不断加深，给双方政府都带来挥之不去的麻烦，使得他们对伊朗形势的发展无法做出协调、得力的反应。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抛弃巴列维政权（1）
一美国对巴列维态度的转变
在“黑色星期五”之后，伊朗的局势更加紧张，大部分伊朗人越来越认识到国家政权即使不发生完全改变，也确有变更的可能。在1978年9、10月间，工人和政府职员罢工急剧增加，革命力量也越来越大，那些与巴列维政权联系紧密的势力没有走向革命道路的选择，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携带大量财物逃往国外。巴列维为了收买民心，在11月下令逮捕了33名萨瓦克高级官员，前萨瓦克首脑纳西里也被从巴基斯坦召回并因为被控批准该组织从事残暴活动而被捕入狱。但是巴列维的这些举措并不能减轻反对派对他的愤怒，相反更增加了他们推翻巴列维政权的信心。到10月底，巴列维政权已经被绝大多数伊朗人认为是非常虚弱的了。
随着伊朗事态的日益严峻，美国加大了对它的关注力度，相继设立了三个有关伊朗问题的特别机构：一是布热津斯基任主席的特别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要不间断地监控伊朗事态的发展，并且每天都要向总统汇报有关情况；二是由布热津斯基的助手戴维·艾伦任主席的伊朗问题工作组；三是由副国务卿纽瑟姆任主席的特别工作小组。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前引书；第271页。在11月2日特别协调委员会的首次有关伊朗局势的会议上，美国做出了向巴列维转达如下建议的决定：美国支持国王；美国认可国王为恢复秩序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赞同建立国王领导下的文官政府或军政府；希望国王继续进行自由化的改革。Alexander Moens，Foreign Policy Under Carter，Testing Multiple Advocacy，Decision Making；Westview Press，1990，p144
布热津斯基是倾向于在动荡不安的伊朗建立军政府的。在美方的鼓励下，巴列维于11月5日晚任命伊朗部队总参谋长爱资哈里将军组建了军政府〔伊朗〕费雷敦·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中译本），前引书，第131～132页。，之后卡特政府对此表示了公开支持，并且还向伊朗运送了之前在国务院人权局反对下停止出口的催泪弹和其他控制骚乱的设备。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前引书，第148页。
为了使身处困境的国王振作起来，美方还在10月底鼓动伊朗驻美大使小扎赫迪回国，向巴列维转达美国对他本人的支持。小扎赫迪和布热津斯基的联系相当密切，而且在私人间走得也很近，布热津斯基得到的很多有关伊朗的信息就是小扎赫迪告知的。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p83～84此后还有一些美国人以官方或半官方的身份访问伊朗，其中包括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中情局的三号人物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C拜尔德（Robert CByrd）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负有向巴列维打气的使命，但是伊朗的混乱现实让他们不得不承认，巴列维的统治已经是危在旦夕，〔美〕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中译本），前引书，第145～150页。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116他们的观点也促使了美国对巴列维政权态度的改变。
巴列维的统治的确是积重难返。到1978年11月初，沙利文对巴列维继续执政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在9日向华盛顿发回了一篇题为《想人所不能想》（“Thinking the Unthinkable”）的长篇报告，“设想不能设想的事，周密考虑没有国王的伊朗”是其报告的主旨。在这篇报告中，沙利文明确指出巴列维的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美国必须做出对伊政策的重大调整，他认为当时国王的唯一依靠就是军队了。但是在美国大使看来，在军政府成立后，军队对国王的忠诚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军政府控制不了宗教势力的话，沙利文认为就有必要促成军队和宗教势力达成妥协，因为它们之间的冲突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重大冲击。沙利文还指出了解决伊朗目前困境的道路，那就是让巴列维和大部分的伊朗高级军官出国，让宗教势力和少壮派军队领导人达成领导国家的谅解。〔美〕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中译本），前引书，第173～174页。
沙利文的报告在华盛顿引起很大的震动。12月初，卡特当局任命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出面研究危机并参与解决伊朗问题，正如巴列维所言：“鲍尔不是朋友……鲍尔就是那些想抛弃我，并最终抛弃我的国家的美国人中的一个。”〔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前引书，第176页。事实也的确证实了巴列维的上述看法，在鲍尔写的研究报告中，对巴列维的独裁政权进行了严厉抨击，他认为国王正处于垮台的边缘，军事镇压难以奏效，因此他主张立即结束伊朗的军政府，恢复那里的文官政府，而且还建议同霍梅尼进行谨慎的接触。〔伊朗〕费雷敦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中译本），前引书，第144页；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前引书，第149页。
鉴于伊朗日趋恶化的局势，在12月7日一次例行的记者早餐会上，卡特公开表示巴列维可能无法在动荡不安的伊朗继续执政了，他说伊朗国王能否幸存要由伊朗人民自己决定，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对巴列维的前途“正在进行痛苦的重新估计”《华盛顿邮报》，1979年1月24日。。12月15日，美国首次宣布，希望在不干涉伊朗内政的情况下，帮助巴列维成立一个文官政府，这也是对鲍尔研究报告的回应。虽然巴赫提亚尔在12月29日就受命组织新的文官内阁，但是直到1979年1月16日这届内阁才得到伊朗议会的批准从而正式生效。
美国当时最关注的伊朗问题是避免那里发生大规模的内战以及苏联趁机卷入伊朗事务，把伊朗拉到共产主义阵营，因此，美国那时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伊朗军队的稳定和统一。1979年1月3日，卡特派特使——当时的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到伊朗，他的主要使命是在伊朗军队高级将领间展开积极活动，让他们在国王出走和巴赫提亚尔新政府就职之初的困难关头保持军队的统一和稳定；他还要向伊朗将领们灌输抛弃效忠国王、转而忠于文职政府的思想。〔美〕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中译本），前引书，第153～154页。关于对休赛的任命，卡特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表述的：“由于沙利文已经不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从军方得到的情报（军方的情报是情报和咨询意见的关键性来源），我和布朗部长（注：国防部长）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在德黑兰有一位强有力的、能干的美国军事代表，使我们能够指导军队的需要。这位军事代表的职责之一就是加强伊朗军事领袖们的决心，并且鼓励他们留在伊朗，以便维持伊朗的稳定，即使国王决定离开伊朗也不要改变态度。我下令美国驻欧洲部队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前往伊朗执行这项任务。”见《保持信心——吉米·卡特回忆录》（中译本），前引书，第415页。结果在美国的利诱和威胁下，在整个危机期间伊朗军队没有为挽救巴列维的统治而采取有效的武力措施。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抛弃巴列维政权（2）
二美国官方与伊朗反对派的接触
随着巴列维统治的日趋没落，沙利文向美国政府建议加大与伊朗国王反对派的接触力度。沙利文也知道这样做很难不被巴列维察觉，于是他就通过国王的一位亲信使巴列维知晓了这件事。巴列维这时也没有了反对的基础和理由，况且他也希望能通过美国人的努力得到霍梅尼等反对派的真实意图。这时被伊朗局势搞得一团糟的美国有关部门也认为这样做不无裨益，于是沙利文的上述建议得到华盛顿的认同，这样，驻伊使馆的政治组就和以巴扎尔甘为首的解放阵线开展了密切联系，之后和具有很大影响的阿亚图拉贝赫什提也取得联系。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沙利文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与革命最有力的领导者霍梅尼周围的人进行接触，国务院对此也表示赞同，并指示美国驻法国使馆政治组负责人沃伦·齐默尔曼承担这一重任。通过与反对派的广泛接触，美国得知不管是温和的解放阵线和霍梅尼领导的激进势力，还是伊朗军方，都认为彼此达成某种谅解是非常重要的。〔美〕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中译本），前引书，第162～163页。
在经过沃伦·齐默尔曼与反对派的一些简单接触后，迫于严峻的伊朗局势，沙利文向美国政府建议派遣一位高级官员到巴黎与霍梅尼直接会谈，他认为会谈者可以向霍梅尼表明，美国愿意继续当时仍行之有效的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售计划，国务卿万斯对此表示赞同，并选定由职业外交官西奥多·埃利奥特去执行这一任务，日期定在1月6日。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前引书，第275页。虽然后来这一计划由于美国国内存在不同意见而没有实施，但是它明确无误地透露出美国要抛弃巴列维国王的信息。
三美国抛弃巴列维
在1978～1979年伊朗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对伊政策上是非常不协调的，其中尤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间的意见分歧为最，从伊朗革命爆发伊始，在对待巴列维的态度上这两个部门就几乎处于对立的状态。关于白宫和国务院在对伊政策上的分歧，详见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p80～84概括地讲，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倾向于保住巴列维，巴列维从他这里得到的几乎全都是“美国毫不动摇地支持国王”的信息，哪怕是在巴列维被迫出走他国、霍梅尼已经回国并组建了巴扎尔甘政府的2月11日，布热津斯基仍在询问沙利文，在伊朗是否有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美〕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中译本），前引书，第190页。另外布热津斯基一直主张巴列维应对反对派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有关布热津斯基的这一主张可参阅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第Ⅴ、Ⅵ、Ⅶ部分。
布热津斯基在伊朗发动政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时的伊朗已非是1953年的伊朗所能比。虽然摩萨台也是伊朗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但是当时他并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而且那时伊朗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也比较低，因此摩萨台领导的那场运动也不是全民性的，参与者基本上只限于城市的某些阶层，况且巴列维那时还得到伊朗最有势力的地主阶层的支持。而霍梅尼倡导的这场伊斯兰革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调动了广大中下层民众非常积极的政治参与性。这时国王几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支持其政权的重要力量萨瓦克已经土崩瓦解，军队的战斗力也值得怀疑，因为士兵需要面对的是他们义愤填膺的兄弟、亲戚和朋友，他们的思想波动非常大。没有了秘密警察组织和强有力的军队做后盾，那独裁统治怎能还会继续？当初为了搞垮摩萨台仅仅筹划就花费了数月，即使这样1953年政变初始还是遭到失利，如果现在要在伊朗进行政变就需要更为周密的计划，这也相应地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而且搞这样的政变肯定会使卡特政府形象深受损害，还会使卡特总统本人威信扫地，因为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领导的政府，都以人权的维护者自居，为挽救独裁专横的巴列维政权而发动政变在道理上又怎能讲得通？更何况，经过30余年冷战的洗礼，1979年的美国已经不再像1953年时那样担心伊朗会落入苏联的怀抱，再加上越南战争给美国人造成的严重创伤，上述种种因素都使得布热津斯基的以强硬手段保住巴列维地位的主张注定不会有他想要的结果。
既然保持巴列维的统治已无可能，那么接受伊朗革命的现实就成为美国政府的不二选择，这也是国务院的基本观点。因为卡特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人权的强调，这导致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国务院的人权维护者对反对专制独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迎合之势，就如同他所言：“在伊朗，我们在当前整个危机过程中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只有伊朗人能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根本的政治危机。”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前引书，第153页。此外，卡特本人虽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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