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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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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紧迫形势下，渐渐失去耐心的英、苏两国于8月24日再次分别照会伊朗政府，要求伊朗方面把轴心国公民驱逐出境。实际上，这次照会无异于最后通牒。关于苏联的这次照会内容，参阅〔英〕乔治·柯克：《战时中东》（上册），前引书，第224～225页。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1941年8月25日，英、苏在驱逐居住于伊朗的德国间谍的借口下，分别从南北两路进攻伊朗，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伊朗军队被英、苏彻底击败，阿里·曼苏尔内阁辞职，继任的阿里·福鲁吉政府立即宣布投降。1941年9月17日一说是16日。由于伊朗采用的是伊斯兰教纪元，即以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的公元622年为元年，且这种纪元每月的天数与世界通用的公历也有差别，所以在确定具体日期上非常困难。，礼萨王在英、苏的压力下被迫将王位传给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俗称巴列维国王或巴列维）。　　　　
　　　　礼萨王退位伊始，伊朗政治仿佛又回到了世纪之初的局面：政府权威下降，各种势力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礼萨王时期成长起来的现代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日趋活跃，与传统上层势力的冲突不断加深，他们努力想建立自己对国家的控制。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年轻国王的软弱，使得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首相和议会手中，因此各派力量都争相控制议会，伊朗政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巴列维国王上台后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那些先前遭流放的政治人物也得以再次涉入政治事务中。这时审查制度也废除了，报纸和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国王对政党和工会也实行了开禁政策，大量政党和工会迅速出现，礼萨王时期很少发生的罢工和游行这时已经是屡见不鲜。再加上英、苏、德等外部势力的干涉，伊朗的政治愈加动荡不安。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43～44〔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前引书，第90～91页。

美国势力进入伊朗二战初期的伊朗和美国（2）

　　　　英、苏入侵伊朗是在肃清伊朗的德国间谍的名义下进行的。其实，即使当时在伊朗没有德国人，入侵也会发生。这是因为入侵的根本原因在于打通向苏联运输援助物资的通道，而伊朗则是当时最可靠、距离最近的一条途径，况且那时伊朗刚刚建好连接波斯湾和里海的大铁路，使得它成为盟国最理想的援助苏联的通道。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英、苏自然不会因为入侵伊朗是不合国际法之举而放弃这样做。正如巴列维国王在其回忆录中所言：“假若盟国不需要经过伊朗运送军火的话，那么就绝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兵占领我国了。”〔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责任》（中译本），前引书，第78页。　　　　
　　　　事实上，在英、俄出兵以前向伊朗不断施压之时，伊朗曾期待美国给予帮助。1941年8月11日，伊朗驻美公使穆罕默德·沙耶斯泰受命约见莫雷，表示伊朗希望在受到英、苏侵略时能得到美国的道义支持和物资帮助。Ramazani；Irans　Foreign　Policy　1941～1973，前引书；p298月23日；礼萨王又指示其驻华盛顿公使，命令他请求美国当局出面制止英、苏对伊朗的威胁；25日，国王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发出求救信，请求美国总统“采取有效和紧急的人道主义措施，以结束（英苏的）侵略行径”。Yonah　Alexander　and　Allen　Nanes，（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A　Documentary　History；前引书；pp77～78但是当时美国决策者主要关注的是欧洲整体战局，在他们眼中，更有利于对德作战才是重中之重。因此面对伊朗方面的请求，美国国务卿赫尔仅仅答复说：“伊朗应该与同盟国携手合作，取得它们的好感，而决不要向轴心国提供任何援助”。〔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前引书，第337～338页。这样，伊朗依赖美国制止英、苏威胁的希望落空。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请求无动于衷也与美国二战初期相对保守的外交政策有关。　　　　
　　　　二二战初期的美国外交政策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突然袭击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9月5日，美国政府宣布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且实施《中立法》。但是这时美国的中立带有较为浓重的罗斯福总统的个人特征。深谋远虑的罗斯福总统本人是比较同情英国的，只不过在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压力下，他才不能贸然采取支持英国的具体措施，只能在中立声明中表示，他“无法要求每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第227页。　　　　
　　　　尽管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但是为了帮助英法反抗法西斯，更好地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罗斯福总统还是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修改现行的《中立法》。罗斯福的这一举措招致国会内外孤立派的一致反对，他们竟然组织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修”运动来回应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一些议员还号召美国选民向白宫施加压力，阻止美国卷入欧洲的战争。与之针锋相对，罗斯福等“主修”派则强调，现行的《中立法》有把美国带入战争的危险，因为它规定美国可以用自己的船只把作战物资运往交战国。罗斯福因此强调，只有废除禁运条款，实行包括军火贸易在内的“现款自运”，才符合美国的中立原则。经过罗斯福总统等人的努力争取，国会最终于1939年11月完成了对《中立法》的修改。修改后的《中立法》对拥有制海权的英、法购买美国武器开了绿灯。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第379～380页。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德国在入侵波兰后一直到1940年4月初，没有发动其他大的攻势，英法因此想当然的认为欧洲局势已经稳定，不必再认真备战，结果并没有利用美国《中立法》修改后的有利时机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　　　　
　　　　1939年10月，苏联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这时美国决策者们认为苏、德有可能会联手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另外也为了给竞选美国下届总统增加资本，罗斯福在1940年1月决定派助理国务卿韦尔斯（Smuner　Welles）到欧洲调查时局状况。韦尔斯带回的调查结果让罗斯福颇为失望，因为它显示那里毫无和平的希望。韦尔斯刚刚从欧洲返回几天，德国就在4月9日向挪威发起进攻，随后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相继沦陷。丘吉尔在5月10日上台后，立即呼吁美国提供援助，特别是在法国沦陷后，英国的求援呼声更加强烈。深谙时局的罗斯福成功排除国内孤立主义的干扰，促成了9月2日与英国的“驱逐舰换军事基地”计划。关于“驱逐舰换基地”的详细情况，可参阅徐蓝教授的《关于1940年美英“驱逐舰换基地”协定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至此美国政府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　　　　
　　　　美国在向英国提供援助的同时，也加快了自身的备战计划。罗斯福任命著名的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分别担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因为前任陆、海军部长都是强硬的孤立主义者。这一人事更替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罗斯福政府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立场。随着战争的进展，英国越来越吃紧，要求美国提供的援助也越来越多。达莱克，罗伯特：《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第358页。罗斯福对英国的求援大都给予积极回应，他说：“我们必须十分迅速地把充足的武器送给他们，这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孙就不会遭受别的人一直在被迫忍受的战争苦难……”所以“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前引书，第258～259页。在英国资金匮乏的情况下，罗斯福又推动美国众参两院在1941年2月9日和3月8日批准通过了《租借法》，该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向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务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World　Peace　Foundation；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40～1941，World　Peace　Foundation；1945，pp711～715这就为美国援助英国等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使得美国向参战又前进了一步。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这使罗斯福总统感到美国面临的威胁又增加了几分，因此他在第二天就宣布要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7月，罗斯福派遣总统特使哈里·霍普金斯到莫斯科探讨援苏问题；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租借法》的受援国。美国的上述举措部分地改善了美苏之间原本较为紧张的双边关系，为此后盟国的合作打下基础。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前引书，第384～385页。1941年8月，美英两国首脑举行了会晤并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它实际上是一份反法西斯宣言书，美国把自己和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连在一起。在英美首脑的这次会晤中，丘吉尔要美国参战的请求虽然被罗斯福拒绝，但是自9月起，美、德舰艇在大西洋上的冲突就接连不断。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珍珠港袭击后，美国终于彻底结束了所谓的孤立主义政策，直接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尽管美国投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但是这时美国对伊朗形势的关注仍然相当有限。

美国势力进入伊朗二战初期的伊朗和美国（3）

　　　　三二战初期美国的伊朗政策　　　　
　　　　在二战初期，美国对伊朗乃至整个中东的外交力度都是很有限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之外，在美国国务院中难以找到熟悉伊朗事务的职员，因为在礼萨王仇外情绪的影响下，当时美国仅有为数不多的外交使节还留在伊朗，其他美国人诸如传教士等已经被迫回国，所以国务院也无法再获得在伊朗的美国其他人士的帮助。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p10～11关于这一时期美国的驻伊机构和人员情况，也可参阅Bruce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rinceton；1980，pp155～157上述这种情况造成了美国有关伊朗信息的匮乏，也随之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状况的准确判断。　　　　
　　　　事实上，在二战初期，美国国务院有关伊朗的很多信息都是从英国外交部获得的。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对从英国同行那里获取的信息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英国外交部与伊朗打交道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英国在伊朗建立了官方和非官方的畅通的信息渠道，这是当时的美国所不能比拟的。二战爆发后，英国人在伊朗的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展，这是因为他们建立了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和中东供给中心，以管理整个中东地区的物资分配，伊朗所需的大部分物资要由这两个部门供给。此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英伊石油公司到这时已经不仅是个经济实体，它还享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公司直接向各个城市派遣行政官员，向一些大的乡镇派遣管理者，它与一些部族的联系甚至比伊朗政府与它们的联系还紧密。鉴于上述因素，英国在伊朗的外交开展得要比美国好得多，这也是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重视英国人观点的原因所在。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p11～12关于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情况，还可参阅张士智、赵惠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前引书，第147页。　　　　
　　　　随着二战的进展和伊朗对盟国作战的日趋重要，美国的一些外交官感到有与伊朗建立紧密联系的必要。莫雷是加强美伊关系的鼓吹者，他对伊朗的偏好始于1920年代的伊朗之行，他也是国务院中少数几个曾到过伊朗的官员之一。在伊朗人看来，莫雷是一个对自己比较有价值的美国官员，因为他主张美国应该更多地涉入伊朗事务，坚信美国应该支持礼萨王使伊朗走向现代化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同伊朗一样对英、苏也有不信任感，他认为美国承担伊朗所孜孜追求的第三国角色对双方都有利。William　Roger　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and　London；1984；pp66～68但是和很多到中东和东方的西方外交官一样，莫雷对伊朗局势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虽然他本意是想减轻英俄在那里的激烈竞争，但是考虑到他建议的那些措施，诸如美国向伊朗派遣各领域的顾问、加强商业联系、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其他政治卷入等也会引起大国在伊朗新的竞争，结果也可能会招致伊朗人的愤恨。　　　　
　　　　1939年7月被任命为美国驻德黑兰最高使节的路易斯·德莱福斯（Louis　Drefus）对伊朗的遭遇也持同情态度。和莫雷一样，德莱福斯努力推进美伊关系的发展，他对英、苏在伊朗的帝国主义政策比较反感，因此在任期间与英国驻伊使节布赖德（Bullard）多有摩擦。但是由于美伊两国缺乏互相接近的历史传统，当时两国每年的贸易额仅有1500万美元，这充分显示出当时两国关系的平淡。鉴于美伊关系的这种状况，德莱福斯以及莫雷的上述加强与伊朗关系的建议自然不会得到美国政府高层及时、足够的重视。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15，注39。不过德莱福斯本人也认为英苏出兵伊朗是民主国家作战的需要，无可厚非。　　　　
　　　　随着二战的临近和英苏压力的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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