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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4-中国人三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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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D·普林蒂斯有一句名言，说：男人是创造的主体，而女人只不过是“细枝末节”。这话非常恰当地形容了在中国家庭中妻子的地位。中国人认为，让姑娘出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家里不必再养她，摆脱一个负担，而男方娶妻的目的，则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些目的是不会公开的，除非要深究潜在的动机。但是在中国，没有人不清楚这一点。
关于结婚的这一个目的，在较穷的阶层表现得更突出。寡妇改嫁，人们会说：“现在她不会饿死了。”正如俗话所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有饭吃，拆灶散伙。遇到灾荒年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做丈夫的抛弃妻儿，任其乞讨或饿死。还有很多家庭会把儿媳妇赶回娘家，由娘家赡养，或最终饿死。理由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自己养活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给哺育婴儿和妇女的特殊救济粮，会被男人吞吃了。尽管这种事可能并不多，可还是客观存在的。
仅仅通过灾荒年头的现象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特殊的情况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可能会比平时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只不过在灾荒年，这种性质的所有交易，都降低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进行人口买卖。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同情（3）
了解实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妇女儿童就像牲口一样公开买卖，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不用牵到集市上去。1878年的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并向南蔓延，当时出现了一种由妇女和姑娘推拉的车辆，这些妇女和姑娘就是被卖往中部省份的。因为那里的一些地方很难雇到马车，于是就全部由新买来的女人拉车，到转卖她们的地方去。这些年轻的女人被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
我们说过，中国人对病人熟视无睹，只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女人和孩子”。在西方被当成可怕的灾祸的天花，尽管在中国经常有人染上这种病，而且几乎无人能逃，但在中国一点儿也不会受到重视，只是因为患天花的主要是孩子。于是，经常有因患天花而瞎掉双眼的人。
西方人难以想象中国人对婴儿生命价值的忽视到何种程度。他们强烈反对毁坏人的尸体，但对婴儿的尸体经常不加掩埋。婴儿死了，人们都是说：“扔掉”，用芦席松松地卷了，抛到荒野里，不久就被野狗吃掉了。有的地方，还流行一种恐怖的习俗，把婴儿塞进乱坟岗的死人堆，以免其“鬼魂”回家骚扰。
中国人对天花漫不经心，可是他们对斑疹伤寒与伤寒却是极其恐惧，就像我们对待猩红热的态度一样。假如离家在外时得了上述病的其中任何一种，那么将很难得到妥善的护理，或者说一点照护都是没有的。所有向别人请求帮助的病人，得到的回答肯定都是：“这病会传染的。”
许多热病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传染，可是在云南一些山沟里的一种伤寒，可能是最令人胆寒的传染病。巴伯先生这样描述：“患者很快就变得虚弱不堪，接着一连几小时，浑身疼痛难忍，随后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患了这种病，十之八九，性命不保。”
而当地人说：“病房的各个角落都被鬼占据了，桌子和床在里面四处移动，发出声音，清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然而，很少有人敢冒险进屋。传教士告诉我，由于害怕传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像对待麻疯病人一样将病人丢弃不问。如果家里的老人患了这种病，最好的照顾就是把他挪进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子，放上一碗水，锁上门。挂念他的亲人一天小心谨慎地窥视两次，用棍子拨戳患者，看他是否还活着。
在中国这样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每个家庭肯定存在着友爱行为，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疾病与灾难特别适合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办的西方医院里，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实例，不仅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真诚相爱，就连陌生人之间也彼此爱护。其中有一位中国母亲不忍心看着一个失去母亲的婴儿饿死，因此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没人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中国多重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比如，一个聪明的男孩，非常想去读书，但是他没有机会入学堂，而他周围的很多读书人，宁愿闲着无事，也不愿教他识字。想去读书这一愿望本来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他一流露出读书的愿望，就会招来无穷的嘲讽，那些长年累月待在学堂里的读书人会想：“他凭什么走捷径，我们费了好多年时间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怎么能教他，让他很快学会呢？还是让他和我们一样请老师吧。”所以，尽管个别人可以自学，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学到知识，哪怕是最基本的识字也不可能。
在中国的所有西方人都对中国人见人溺水，却袖手旁观这一事实而大为震惊。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扬子江上着火，成群的中国人在岸上观望，却没有一个人下水营救落水的乘客与船员。甚至，他们还将那些拼命游到岸边的人洗劫一空，有许多人的衣服被抢走，还有一些人被当场杀死。
以前，英国也曾发生过沉船事件，但是没有发生不营救这种现象。我们不妨将这些事情相比较。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1892年秋天，一艘庞大的英国汽船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渔民和政府官员都尽全力救助幸存者。不过，普遍存在的事实还是中国人对灾难都麻木不仁。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家里受穷不算穷，离家路上穷落了，能要人命。”
在中国旅行，最常遇到的事情是，陌生人很难从沿途的人那里得到友善和帮助。夏天下雨的时候，道路经常泥泞得无法行走。当你想继续前进，你会觉得，似乎老天和人在合伙捉弄你。没有人会提醒你，你现在走的路正通往泥潭。之所以会走入泥潭，是因为那里没有邻近纳税者集资修路的事。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不重视道路建设。实际上，几乎任何时间，任何路都布满了泥沼，一旦旅行者陷入泥沼难以自拔，周围就会立刻聚满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正如一个成语所表达的意思——“袖手旁观”。
直到你答应给钱，这些旁观者中才会有一位肯站出来拉你一把。甚至还有一些当地居民故意在难走的道路上挖坑，目的是让更多的旅客陷进去，进而得到更多要求帮助的人给予的钱。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如果你不了解道路的情况，只要能肯定所走的不是一条绝路，就只管往前走，不要听从当地人的劝告，也别接受他们的“帮助”。
但是我们还听说过其他不同的事例。比如一家外国人搬到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居住，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邻居们甚至主动把炊具借给他们使用，直到他们配齐这些用具。毫无疑问，还有很多这类的事情。不过，要明白的是，这只是特殊情况。
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对新搬来的人感到好奇，或者更多的是表示冷漠，这就好比是肥鹅注定会招来贪婪与阴沉的敌意，以至于最终被拔光了毛。还没有听说过，中国人自愿帮助遇到天灾人祸的外国人这样的事情呢。当然，也许只是我们没有听说过，实际上还是有的。我们听说的更多的是，一些海员曾经尝试从天津到烟台、从广州到汕头作陆地旅行，整个过程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没有人给过他们一碗饭，或者留他们住过一宿。
在中国，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困难，就是运送死人回家的途中寻找住宿的旅店。一般都是住不成的。我们曾经听说，因为店主不让住店，一位死者的兄弟只有在街头守了死者一夜。摆渡死尸过河，也会被索要高价，狠狠地被敲一笔。我们还知道，为了防止引起怀疑，有些人就把尸体层层包裹，然后在外面扎个草席，使它看起来像一包货物。还听说，几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里，山东维县的一家店主因为怕几个快要冻僵的旅客死在店里，拒绝他们住店。结果，这几位旅客都冻死街头。
在中国，很少有人告发作恶的罪犯。一部分原因是没有钱去告状，另一个原因是害怕案情公诸于众惹人注意。许多的通奸案一般都私下了结，第三者会遭到一大帮人的毒打，依据的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原则：“人多势众”。这个人的腿可能会被打折，有时是胳膊，而被人用生石灰弄瞎双眼是更普遍的情况。
我就知道几个这方面的例子，这类事情一点也不少见。有一位聪明的中国人，因为不了解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当听说外国人抗议这种极为残酷的做法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说：“这种处理方法在中国已是‘非常宽容’的了！”就像他自己也仅仅残废而已，实际上早应该被杀死了。
小叔子离家多年，在外头惹了事，被人用生石灰弄瞎了双眼。做嫂子的对他说：“你凭什么老是到我家来吃饭！我们这儿没有你住的地方。要硬的有刀，要软的有绳子，你只配要这些东西！”这是一位无法医治的盲人偶然告诉我的。他说，如果有希望治好，他还是想恢复视力，看到一丝光明的；如果没有希望，他暗示说，无论“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解除他的痛苦。我们很少听说这类暴行的受害者能告官成功的。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已经压倒了一切，而且官员们十之八九认为他们活该，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加重惩罚。即使他打赢了官司，处境不但不会有所改善，只会变得更糟。因为那样会让他的邻居会更加愤怒，那时，他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同情（4）
中国人在生活中很少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尽管他们在宗教上把人奉为神灵。在中国，因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偷窃就成了最令人愤怒的罪恶之一，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仅次于谋杀的严重威胁。
在一次赈济饥荒的活动中，一位发放救济品的人，发现一位成为盗窃狂的妇女像疯狗一样被锁在石磨上，已经精神错乱。如果一个人被看作是小偷，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而被公众唾弃，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在简单讯问后被公众处死，这和早些年弗吉尼亚治安维持会的做法几乎一样。有时候是被用刀刺死，更多是被活埋。这种情况被人形容为“吞金”。无疑，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做法。
我就认识四个差点被这样处死的人。其中两个是已经被捆了起来，一个是已经挖好了坑，后来因为族人中一些长辈的干预才没有被活埋。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我很熟悉的一个小村子里，一个年轻人精神有问题，这点人们都知道，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恶习难改的贼。他本家的一些人仅仅和他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在村口的小河上砸了个冰窟窿，把他捆紧，塞了进去。
在太平天国起义运动最风起云涌的那段时间，各地的人们都很紧张。于是，看到生面孔，一旦被怀疑，就会抓起来，遭受严厉的盘查。如果不能交待得使抓他的人感到满意，就很难走得了。在距离检查点几百米远的地方贴着告示，上面写着将近二十年前发生的两件惨事。当时，官吏们发现自己的执法能力有限，于是就公布了一个半官方的告示，允许百姓捕捉所有可疑的人。
一次，村民们看到一个骑马走来的外省人，于是上前盘问。外省人无法说清楚自己的来历，而村民却又在他的行囊中发现好多珠宝，于是断定是偷来的，所以就把他捆了起来，挖坑活埋了。这时候，他们又发现一个人惊恐地从田野跑过，因为有人怀疑他是窃贼的同伙，所以他也被活埋了。
有时候，陌生人还会被迫挖活埋自己的坑。在无法无天的时代，所有的人都会变得胆大妄为。一些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像这类事数不胜数。1877年，爆发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剪辫运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极度恐慌的气氛所笼罩，许多有嫌疑的人都被活埋了。当然，这样的恐怖时期，在一定条件下，所有民族都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中国人。
中国人缺乏同情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一般他们认为，中国的穆斯林比他们自己更残酷。尽管可能真的是这样，但了解中国人的人，肯定都认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在对别人的痛苦漠然置之这一问题上，能与中国相比。
就拿孩子来说，虽然他们在家里无所拘束，但是从他们上学之日起，这种宽松的日子就结束了。《三字经》是中国最常用的启蒙教材，这本书有一句话，叫：“教不严，师之惰。”
老师的性情与学生的天资都会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不过一般情况下，老师对学生的教育通常都很严厉。我们曾经见过一个老师教学生掌握写应试文章的秘诀，但是学生没能做到。于是被老师惩罚，他的样子就像是刚刚跟人打了一架，头破血流的。老师一发火，学生就要挨骂，这是常见的事。此外，这些不幸受罚的孩子还会受到母亲的责骂，甚至毒打。一位平时拿孩子出气的母亲，遇到特别刺激时，会更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中国的刑法制度也体现出了中国人同情的缺乏。因为有一些不合法令的做法是得到社会习俗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难根据中国的刑法来判断哪些处罚是合法的，哪些处罚又是不合法的。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竹杖行刑时的数目。
一般实际执行的数目会是法律规定的数目的十倍，甚至有的多达百倍。我们还没来得及公正地评价中国人对囚犯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在像《中央王国》或者《胡克游记》这类有关于中国的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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