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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4-中国人三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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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到时间，几乎都有类似的不确定性。“日出”和“日落”用来指称太阳所处的纬度，还算精确，但是“半夜”，就像“中午”一样，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划分，当然也是模糊不清的，就算在城里，其时间段也不是那么确定。
他们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表。即使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有表，也隔段时间将表清洗一下，让它正常地运转，但用表来安排时间的人几乎没有。一般人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知道大概时间的，并且把太阳的高度说成一竿子高、两竿子高等等。
如果遇到阴天，他们就根据猫眼睛的瞳孔的变化来知道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些就足够了。
中国人对时间测定的不精确，也决定了他们对时间的利用态度。西尼·史密斯说，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后的人。大洪水前的人，没有意识到长寿的梅修撒莱时代已经过去，仍然按常规生活；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的年龄不可能达到几百上千岁，所以他们学会了抓紧时间。
按这个说法来分，中国人可以算做是“大洪水前的人”。比如说，茶馆为吸引和留住顾客安排的说书人，听众随便来来去去，他们却是“没完没了”地说，看到他们，就会使人想起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布鲁克”。
演戏也一样，一场戏有时要接连演上好几天，不过比起泰国的戏来，这种情况还算好的，据看过泰国戏的人说，一场戏他们接连看了两个月。中国人的戏法，虽然技艺高超而且有趣，但是一大堆空洞乏味的开场白，常常使外国观众悔不当初。
出席中国的酒宴，对外国人来说最为可怕，其持续时间之长、酒菜的数量之多，非常让人难以置信。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外国人，除了感到恐怖，还有就是不知所措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听到这句话的外国人，带着一线希望出席这种酒宴，令他们失望的是，这句格言在这种场合是很难实现的。
大洪水前行事的常规，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了。上学的时候，除了吃饭，整天就只是读书。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没有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对这种不合理的考试，虽然令大多数的考生感到厌烦，但是他们仍然深信，这样才能检验人的知识和才干。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精神结果，与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语言还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古老的语言，要想完全掌握它，需要花费活到969岁的梅修撒莱的毕生时间。
像古罗马人一样，古代的中国人早就意识到，如果不自觉主动地学习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会说和写了。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有过辉煌，也有过败落。除了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没有人去编写或阅读这些冗长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忆，没有人能容纳下它们。
在中国人的勤劳中，漠视时间的现象也同样存在，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劳动时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曾经和中国的承包人、工匠合作建房子的外国人，有谁还想和他们合作呢？看看中国人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来得晚，走得早，工作期间时常停下来喝茶；运灰浆用布袋，如果用独轮车，一个人可以抵三个人，可是没有人那么做；遇到小雨，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往往他们花费的时间不少，可是很难看出他们一天到底做了什么，进度非常慢。据说，有个外国人对木匠钉木板的速度很不满意，他决定自己动手干，结果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完成了4个木匠半天的活。
修理自己的工具，对中国的工匠来说是一件大事，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但是，如果工具不是自己的，就要另当别论了。在工作中，一件公用的工具坏了，没有人会承认用过它。
在墙上插一些木棒，然后用绳子捆绑一下，脚手架就完成了。而这些简单的工作装备，不禁让人提心吊胆，随时都会发生危险。这些工匠们做事也没经验可谈，常常是认为能用的东西准备好后，到真用到的时候又不能用。而雇用他们的外国人，比起《格利佛游记》中格利佛的遭遇，更为不幸。
我们记得一位广东的承包人，嗜吸鸦片，他的承诺就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了。到了实在不能忍受的时候，当把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我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亲自量过好几遍，可是现在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点胶水都没用，而且一块都合不上；地板长度不够，数量也不够，质量更不合格。”那位脾气很好的广东人赔着笑脸，看起来有些可怜，他用着一种文雅的语调说道：“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这样说有失体面！”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做事风风火火，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完全是非理智的。显而易见的是，像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品质一样，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具有的这一品性。
让一个中国人意识到做事迅速的重要性，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相距12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一大包外国邮件耽搁了好几天才送达，究其原因，原来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可见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所处的阶段，即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
中国人在社交访问中不注意时间，是最令外国人讨厌的事。在西方国家，这种访问是有时间限制的，人们都会自觉遵守；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只要主人没提出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会不知疲倦地说下去。
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同样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坐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说，连着几个小时不间断。“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这是一位有名的牧师的格言，但是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不管时间多长，他一定会对这句格言做实质性的修改。
或者他会效仿另一位牧师，在书房醒目的位置，挂上“主保佑你离开！”的字句。当中国人正说到兴头上，你告诉他你很忙，这无疑给他当头一棒，他会用足以消磨掉10个欧洲人的耐心那么长的时间保持沉默，正如那句谚语“上山打虎易，让你开口难”。
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对前来做客的“只来不走”的中国朋友，只说句：“请坐，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正忙着工作，请原谅。”那他们就会幸福得多。
或者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话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学了一些短语，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于是，下课的时候，他大声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哄堂大笑，老师也差点晕过去。
《中国人的气质》漠视精确（1）
外国人对中国人外在的第一印象，就是千人一面。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的相貌似乎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穿的衣服统统是蓝色的，眼睛呆滞无神，辫子也一模一样，像一个豆荚的两半。
但是事实上，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只要略加体验，即使最不善于观察的人也会意识到这个错误。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在他们的口音上也有所差别，如果两个地区间隔很远，那差异也越明显，所以在中国有很多的“方言”。经常有人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写起来都一样，但是不同的人说出来却又有很大的不同，这点我们也深有同感。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十里之外不同俗，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事例。然而，最常见是计量标准的差异，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他们看来，计量标准应该是绝对不变的。
西方人厌烦任何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对此却表现得无可厚非，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像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
如果你询问一个卖汤圆的人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圆，他会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圆，留给你自己去猜想了。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牛有多重，他会告诉你一个与实际相差太多的数字，并解释说，这个数没将骨头算在内！问一位职员的身高，如果他给出的数与实际有很大的悬殊，那他估计曾经当过兵，因为部队在分配挑担子的时候，注重的是人的锁骨的高度，他告诉你的数字，是没有把头部算在内的！一个乡下人的计量标准就更难理解了，他说他家“离城90里”，但实际距离只有“45里”，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
在中国，铜钱计量的不一致，是最为明显的事例。铜钱是中国唯一的货币，各个地区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一种最简单的计量方法。按道理来说，“一串”铜钱是100个，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在所有的地方都是100个。不用走遍所有的地区，就很容易发现一串铜钱的数目的不相同，事实上，100、99、98、96、83（如陕西省会）、33（直隶东部），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还要少。
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银子是以“两”为单位的，但是全国各地的“两”，除非是巧合，否则是决不会一样的。这样的情况，让外来人糊里糊涂，让老实人异常烦恼，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我们不做研究，我们现在只关心存在的事实。
除了钱币，其他的计量同样是混乱不堪的。用来称量粮食的斗，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如果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忍气吞声的民族，在粮食征税中引发政治动乱，那是很容易的事。
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显然，“全世界”并不包括中国，因为他们的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也不是一斤。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混乱还大行其道，随处可见（尤其在盐业专卖中）把十二两叫一斤的纯属武断的标准。买东西的人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实际上只得到十二两。而且这种做法是公开的，同行的人都这样。百姓们都清楚，这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不叫欺诈。
类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于土地的丈量中。有的地区，一“亩”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在这个边界线上有人居住，丈量土地的时候，为了适用不同的田亩制，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工具了。
在中国，要想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首先要弄清楚“斤”是哪种斤；要想知道粮食的亩产量，必须弄清楚“亩”是哪种亩。如果只凭借现有的材料（像外国人来中国后经常做的那样），得到的结论是很不可靠的。
旅行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中国在距离的计量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在陆地旅行中，路程以“里”计算的话，就要弄清楚这个“里”指的是不是“大”的里！我们承认这种计量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
外国人普遍感觉到，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会变“长”。一个人在国道上每天可以走120里，在乡村小道上每天顶多走100里，到了山区，每天就只能走80里。中国人对这一点不否认，即他们测算路程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而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因而，如果中国人说到山顶有“90里”，那么估计实际里数还不到一半，因为他们告诉你的，是走这段路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
还有一件更稀奇的事，也和测算的距离有关，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欧几里得的假定，在中国已经不起作用了，需要加入一个否定词。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上，有一段路，里程碑上标明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里。无论你再怎么穿梭于此，再怎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如此，真的是太奇怪了！
与此相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特别是在河道航行中，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你打听到，距前面某一个地方有“40里”，更慎重严密的考察后，才知道“40”是两个“18”的和，他们的回答更会让你哑口无言：“4个9，不是40吗？”按照他们的理论，“3个18”就是“60”。
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政府的通信员参加考试，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全程，申辩说，这个“60里”是“大”里，经过实际测量，发现是“83里”，从那以后，这段路才按83里计算。
一座城市周围的村子，都可以叫做“三里屯”，虽然它们离城从1里到6里不等。还有一个现象，如果道路两边建有房子，实际上只有1里的路，村民也会很认真地告诉你，有5里长。当你提出质疑时，他们还会再三向你保证，路确实有那么长。
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一些标准，在看了那么多的事情后，你也不必太过于惊讶了。造秤的人常常徘徊于大街小巷，按客户的要求给秤杆镶上秤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意人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来进货买东西的，一种是用来销售卖东西的。除非是杆旧秤，新秤他们一般都不买现成的，因为市场行情在变，秤的标准对于每个生意人都是不同的。
最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莫过于说人的年龄大小。最简单、常见的事情，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属相，能轻易地推算出这个人的年龄。事实上，在中国，如果说一个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可能去年才满七十岁，在他们的观念里，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的准确些，就要先减去后面这个“常数”。
中国人即使说出了他的准确年龄，也不能太相信，因为他给出的多是过完下一个春节后的岁数。计算年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以“十”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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