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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愉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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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本章要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等级制度。这里出现了我们能否听到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人们其实不可能脱离开等级所划定的范畴来揭示妓女平时“真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为这样的条件本身几乎总是被说成为等级的注定结果。例如，虽然在有关高等妓院的描写中有时也会出现严厉的或霸道的鸨母，但“恶老鸨”在有关下等妓女的文字中出现得频繁得多。老鸨狠毒多与贪婪有关；妓女拉不到足够的生意或不肯多拉客便遭老鸨殴打摧残的事例，在回忆录、俗语切口汇编、新闻报道、旅游指南、黑幕故事等中多有描述。④下等娼妓被逼迫着时常卖淫，加上受虐待，无怪一位指南书作者想像她们是层层压在地狱中了。⑤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分类与统计娼妓的身心健康，无疑依情形不同而有别，如老鸨狠毒还是好心，她们是否要多接客，是否生病或者怀孕等。不过，但凡提到娼妓身心状况的，却几乎总是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或悲叹十里洋场淫风日炽。有社会工作者报道说，一些妓女说出了抑郁的心情，感到自己低贱，心中疑惑。⑥做救援工作的在访谈报道中，亦称她们“已经失足而至麻醉……灵魂麻醉”⑦。一位指南书作者在评论下等妓女的处境时感到震惊，说“这般人工泄欲器，也已成了日常功课，已由苦而乐了”⑧。如果说，文章中描写的妓女接客愈频繁，地位便愈低下，那就意味着，在许多观察者的眼中，衡量堕落的最终标准是看女人对卖身变得麻木不仁了，还是看上去甚至当作乐事。然此种种说法所揭示的，其实是推进现代化的改革人士及怀旧文人的心声，而远非妓女的真实生活。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划分地界：“此地风光不再”
妓女的等级部分地通过地界的区划表现出来，什么样的地段就有什么样的等级。民国期间出版的大多数欢场指南以及同时期的小报文字，都以大量篇幅关注娼妓业的空间分布。作者们开列马路街道、巷子里弄的翔实名单，指明各种等级的妓院的位置，还有的记载了一些等级的妓女从一处搬迁到另一处的情形。⑨对这些作者来说，登录场所的乐趣看来并不只在收集和重现地名，而是在诵念地名的过程中唤起那已经消逝的世界。写于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作品中，作者回忆起19世纪初叶的情形。那时黄浦江上有船舶载妓应客；妓艘游弋于停泊在港口的汽船间，舟子高声唤客，有意的商贾便请上船来。描写妓艘的文字总会提到女人之美艳，衣衫之讲究，以及江面上飘过的悠扬笙笛。到了19世纪中叶，不知何因，船妓登岸，群居于老城区的虹桥一带，所应的嫖客为广东福建的商贾。1860年间，太平军围城，许多妓女因迁出老城区，搬到了租界（公共租界始建于1845年，法租界建于1849年）。百年间长三、幺二妓院等不停地迁徙租界，有些资料称这种现象与西洋人来后上海日胜一日的繁华有关。在民国作家的忆旧文字中，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一般被标以上海名妓的“黄金时代”。1917年时有位作者写道，从前富豪们在青楼挥金如土，故市面兴旺；对比之下，他生活的时代虽说妓院和妓女的数量大增，光景却是大不如先前，按他的说法，是白银外流的缘故。往日里，男宾云集青楼，据称只为笙箫欢歌，名流聚首；性事不说没有，却非采撷之重，倘使发生，也说成是一桩柔乡韵事，而非赤裸裸的钱性交易。19世纪后期，上海老城区内挨着北墙的里坊为妓院麇集之所。文人们笔下收进了那里的花园、围篱、竹帘掩映中的“红衫绿袖”，还有那顾盼之间的万种风情。最高档的长三妓院亦荟萃于公共租界的四马路（现福州路）和宝善街（现广东路）上的弄堂街坊，许多文章怀着深情历数了这些里弄的名字。民国时期，那一带是公共租界的商业中心，就在青楼近处，绸布庄、服装店、药房、报亭书店、戏馆、影院、酒楼和旅社鳞次栉比，沿街排开。隔了几个街区的妓院，就低了一档了，也是几经迁徙过来的： 先是从老城区搬到小东门，后来一场大火烧了许多堂子，再后来搬到公共租界，在河南路、北京路、东西棋盘街和鸡鸭弄（老北门外）等处安顿下来。1920年后，公共租界开始禁娼，妓院遂逐渐移向法租界，沿着爱多亚路（即“爱德华七世路”，现名延安东路）两侧开设起来。作者们以诱人的笔墨勾画海上风月场，只道那是僻静、雅致、隐蔽的去处，富绅巨贾会粉黛，丝竹袅袅，绕室盘桓。描写的青楼女子，无不衣着得体，颇懂自爱，全然没有暴露在人们视线下的一般娼妓行径。自19世纪末，属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一带便聚合着拼命拉客的马路娼妓（一则文字痛斥“冶叶倡条”，称之为“鸠盘荼不足当雅人一盼”），而城外临河一带，“亦多娼家，编竹为篱，抟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爱者每不屑处。”公共租界北面虹口区内的北四川路，则集中了广州、东洋、韩国和（十月革命后的）白俄妓院，厕足其间的还有舞厅、影院、茶室、餐馆、澡堂、美容院和按摩院，其中自有许多打临工性质的娼妓。到了20世纪，“大世界”（1917年开张）一类的游乐场和永安公司等百货公司的屋顶花园开始有女子弹奏琵琶，演唱戏段子，而端茶送水的女招待也兼做陪伴女郎出卖色相，收取一份额外的报酬。据说高级妓女十分注意身份，与野鸡掰扯得一清二楚，为此不惜迁徙搬家，“以示不与同流合污，以为区别”。无论长三、幺二们本人是否真的以门户决定栖息地，几代作者所作的地界区划却表明，曾是高等妓院渊薮的福州路（四马路）到了30年代已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等次的堂子都有了。甚至在书场中，倡优在台上弹奏说唱，台下就有娼妓巡游于听众间拉客。时光流逝，旧时的高级青楼区衰败下来，档次一降再降，由此指南书中便常能听到“此地风光不再”的喟叹。当作者们说起浙江路上原先是青楼胜地的迎春坊现在却为“三等野鸡的窝场”，曾经赫赫有名的虹桥也变成“担菜负薪者的征逐场所”，无不唏嘘黯然。“花底沧桑”、“陵谷变迁”之评说，确立起书写高等妓女文字的一大主题： 怀恋逝去的风光。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统计数字
上海娼妓业于史学家之所以重要，所涉妇女的人数之众至少是部分原因。然而要说出上海卖淫女子的确切数目是不可能的。公共租界对娼妓时禁时容，而在法租界，妓院则有营业许可证。各种市政府态度不一，这意味着没有系统地收集统计资料。妓院老板哪怕只为省下贿赂官员的费用，往往也会有意隐瞒生意的性质和规模。计数一事，和分类、管理一样，并非中性的活动。在上海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创建统计资料是国家政体法度建设过程的有机部分，体现了现代性工程所具有的侵扰特征，常受到被调查人群的抵制。统计数字貌似准确，然其搜集者为各种不同的团体，之所以要搞统计的理由也时时在变，至于统计对象，更是有十足的理由不说实话。现能找到的残缺不全的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上的卖淫队伍呈不稳定增长的态势。据公共租界一位西洋卫生检查官1871年的统计，租界内有1632名中国妓女，而法租界公董局估计在法租界内有2600名。两处的青楼据说多为国人而非洋人所设。1908年的一部指南列了1219名妓女（其中最高档的969人，次之146人，广州妓女42人，东洋妓女62人）。低等的妓女未列入，或许因为作者是在指点冶游高档青楼的门径，而非监测公共卫生情况。到了20世纪10年代后期，公共租界当局对卖淫比较关注了，遂发现妓女人数在增长，恐慌心理和勤勉的统计互推互动，两者都在升温。上海市工部局正俗科在19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妓女总数已达7791人，其中差不多五分之四是马路拉客的野鸡。1920年间，租界任命的淫风调查会的一项报告中提到，仅在公共租界就有4522名中国妓女，也就是说租界中每147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妓女。报告还指出，若大上海以150万人口计，并算上在法租界活动的妓女，则上海每300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女人以卖身为生。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报告中所说的“偷偷摸摸的”妓女。事实上另外一组差不多同时进行的统计显示，在两个租界有六万多名娼妓，其中多数是被称为“雉妓”的街头拉客女，或更低等的卖淫者。实际上每一个观察过上海滩景象的人都会说到，没有营业许可的娼妓以及有其他职业掩护的卖淫人数大大超过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20世纪，舞场内计时付费的职业舞女、按摩院里的按摩女郎、歌舞杂耍场里的女招待、旅行社的向导女、卖报纸香烟和水果的小商贩、巡回为水手织补衣服的补衣女等等——或是因职业需要，或是因收入微薄需要补贴，这些女人实际上都在从事卖淫活动。虽然当时的调查统计很少将她们计入妓女队伍，但在估算提供性服务部门的规模和理解妇女的从业选择时，必须考虑这些兼职的或“有伪装”的妓女。20世纪20和30年代发表的数字与其说是统计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科学学者和改革家所提出的粗略见解。他们拿出来的往往是大数，约数，是有伸缩性的数字；它们引导读者，使他们去想像有越来越多的、根本无以计数的妓女活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1927年的一项估算称有执照的和无执照的娼妓数字为120000人，到了1935年，估计达100000人，增加的部分主要归因于农村的自然灾害和萧条时期工厂的倒闭。1937年，在日本入侵前夕发表的一份英文报告称公共租界有25000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也就是说，租界的每14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妓女中有五分之一是“已知的职业卖淫者”，但作者们最忧虑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非正式从事卖淫活动的人，她们在百货公司的屋顶庭院，在旅馆、公园、电车、影院以及在街头拉客。战后的一项研究将专职妓女的数字定在50000人，但也指出这数字应增加一倍，以包括“行为接近娼妓”的妇女。这些数字意味着，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一些时段，妓女的人数超过了棉纺女工数。按照1935年公布的10万妓女的数字推算，大约每13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按照战后的数字看，则是每15至20名妇女中有一个；如果只考虑年轻的成年妇女，则比例还要提高。调查报告的作者在探讨娼妓数字上升的原因时，最经常提到的是上海人口的增加，大量流动人口（贫富都有）从其他地区进入上海，以及男女人口比例不均。1910年到1930年间，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内的上海人口增长了将近两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人口与1930年大体持平，可1945年至1947年，人口再次增长了三分之一。1910年时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82％以上，到1930年时已超过90％。流入上海的女性人口在工厂、尤其是纺织厂找到工作；有的当了佣人或奶妈，还有的进入娱乐行业，或当了娼妓。但是流入上海的男人数目大大超过女人。30年代初，在租界以外华人管辖的城区里，男女性别比一般是135∶100，到了二战以后的三年间，这比例已下降到124∶100。而在租界，中国成年男女的人口比例更加失调，1930年公共租界的男女之比为156∶100，法租界是164∶100。民国时期的社会改革家总爱指出，城市人口中婚姻无着的男性过多造成了性交易需求的增长。虽说可能情况属实，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年份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成年男女性别比却稳步趋向比较均衡。正是在这同一期间，报告出来的娼妓数目却在稳步上升。归根到底，数字的意义不在于准确指示娼妓业的增长情况，而是引导人们看到变化着的统计方法和统计目的。要对什么进行统计，为何统计，由谁来作统计，这些在上海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继回忆录之后成为书写娼妓业的主要文类，改革代替了原先的赞赏而成为作家的主要议题，这时调查报告也就置换了原先的登记造册而成为娼妓业统计的主要手段。看似确凿的调查数字很快就过时，代之而起的是援用模糊的大数字的做法，所传达的意思是，卖淫已成为无法控制的、五花八门的并日益具有危险性的现象。当国家和改革者坚持实行对娼妓的监控时，统计成为大家都使用的一种手段。如此产生的统计数字与其说明对娼妓业的限制已见成效，不如看作是表现了上层人士越来越强烈的忧虑。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区分类型
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上海娼妓业的长篇描述，诸如冶游见闻、指南向导、通俗小报以及宣传改革的出版物等，无不详述娼妓门户及与此行业有关的匪夷所思的名称和名堂。嫖界也是从知书识礼的名门之后到暂靠码头的外国水手，无所不包。这些妓女的名目中许多是上海特有的。别的城市同样也有当地的各种类型，也以差不多的方式作了分组归类，列数详述。但这些叙述并不仅仅在搞妓女分类，而是作为历史讲叙出来。历史的叙述通常隐指三种主题： 一是娼妓在中国源远流长，二是娼妓史与士大夫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当代娼妓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平行，讲述了从文明到压迫与危险的一部衰落史。20世纪初上海娼妓行当的术语渗透着早期历史的印迹以及对官场的讽喻。“倌人”是高等妓女的一种称谓，本意“为官之人”。1891年一位游览向导作者说，“倌人”出处无从查考，但认为用“倌人”称妓女或许因妓如官，均可视为“公共之物”。他还提出另一种解释，说该词出自元朝和明朝的“官妓”。另一种说书妓的常用称谓是“先生”。“先生”原是对学者、长者和受尊崇者的尊称，后来演变为说书艺人的行业俗名。英语中往往将这样的艺人译作“说唱女”或“歌姬”（singsong girl）。1935年有一部《上海俗语图说》词典，编者遍查《礼记》、《论语》等多种儒家经典、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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