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铁账难销-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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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对日采取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政策；也可以看做是这一步骤的延伸。　　顺着蒋介石的外交思路引申下去，中国的对日索赔必然也会成为他获取政治资本和美、中、日、苏关系互动中的副产品乃至最终成为牺牲品。他把对日索赔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军需用品）、数目、态度乃是依照国内的战争局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而潮起潮落。蒋介石在1946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颇为自得的写到：“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目标，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计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中华民族传统至高至贵之德性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绝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绝不对日本以前暴行加以报复，使敌伪安心受降，而共党遂无煽惑之机矣！”可见，蒋介石是想得到一个“道义”和“利害”的双赢。但是，随着眼中的山河日渐呈现出“赤色”，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了。在无力回天，退居到台岛时，蒋介石于1952年4月与日本非法签订了“中日双边和约”，主动放弃对日本的赔偿索求权，以次作为外交手段，换取日本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第四部分：战争赔偿　铁账难销美国人心里的“算盘”

　　战后美国对日索赔政策的转变；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首先是美苏矛盾的加剧。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两国的矛盾与冲突便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急于尽快解决对日索赔问题；以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其次是日本的状况，自美军进驻之后；日本国内秩序相对安定；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取得进步。日本政府表面上恭顺逢迎；深得盟总的欢心；这进而也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态度〔17〕。　　中国的局势也是美国改变索赔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二战后期；美国就基本上确立了它的战后对华政策。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在东亚扶植一个稳定、统一、强大而又亲美的中国；可以取代日本；支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杜鲁门接任总统后；基本延续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内战还是由国民党挑起来了；马歇尔调停于1947年1月宣告失败；美国已开始考虑从中国部分脱身；这时它的索赔政策便趋于消极。更令美国失望的是；国民党于1947年中期以后；便逐渐在战场上处于劣势；尤其是到了1948年；国民党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这时美国人退保“一线重点”——欧洲，这是大势。美国力量有限，苏联毕竟还没有公开支援中共。美国不愿与苏联在中国对抗，也是既定方针。马歇尔一再提醒：“中国掌权的反动集团”最希望不过的事，就是把我们卷入同苏联政府的麻烦之中。而且，马歇尔及其部下深知，援蒋是无底洞，与希腊相比，希腊是“茶杯”，中国是“海洋”。〔18〕　　美国人开始寻找新的力量来取代中国；而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的日本在各方面符合美国的口味。早在1946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前驻苏大使）就强调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1947年3月，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又提出振兴日德经济在美国抗衡苏联中的重要性。同月，杜鲁门抛出杜鲁门主义时也暗示把日德拉入反苏阵营的用意。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强调德国在欧洲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在亚洲能遏制意识形态上敌人的惟一国家是日本，因此应对复兴日本经济和军事力量予以最大的关心。在这种叫嚣中，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分别向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提出《日本经济的再复兴》和《美国关于日本经济的单独行动》的报告。这些报告都强调复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两者是否和远东委员会协调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国务院强调和该委员会协调，而后者反对。可见，陆军部的态度比国务院更为强硬。　　如上所述，这时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较为突出的是复兴日本经济问题。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时期美国对外争霸的一种形式犹如马歇尔一样，以“经援”形式进行的。第二，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如以1930年至1934年平均为100，1948年则为64。4，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便引起日本工人和广大群众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这一斗争日益威胁日本统治阶级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因此，美国允许日本从1947年8月开始实行民间的对外贸易，以便复兴经济。重新开放日本民间贸易后，美国大企业顾问丁·加夫曼于同年8月赴日考察，回国后便提出一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经济领域中所实行的整肃法规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　，盟军总司令部所实行的民主化决策使日本接近“社会主义理想”，日本有共产化和亲苏化的倾向。他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对日的民主化政策。加夫曼把这一报告散发给美国政府要人，进行政治性煽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于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于10月31日向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提出日本可能“社会主义化”的警告。翌日，福莱斯特尔立即指令陆军部长罗亚尔重新评估日本经济在美国占领上的地位和作用。接着，凯南于11月5日又提出《对现状趋势的探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可以依赖的惟一国家，是美国的桥头堡，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应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他认为，现行的对日政策，在解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对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方面没有予以充分考虑，因此应该重新研究对日政策。〔18〕　　凯南于提出报告后即飞抵东京，就有关对日政策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第二次会谈中，凯南便提出：准备恢复日本政府经济的权力，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权力，恢复日本政府的自主性，缓和占领政策。〔19〕因此赔偿问题也就顺理成章的缓和下来，被列入凯南报告的重要一条。凯南甚至要求实现日本文化的亲美化，希望把日本不仅是从经济上、军事上，甚至是情感上也纳入其山姆大叔引领的路线图中。凯南的报告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提出了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具体意见。这意见成为对日政策转变中的主导性意见。这样，以凯南为中心的美国国务院掌握了这一转变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陆军部也不甘落到国务院后头。4月底，陆军部便提出比凯南报告中更激烈的意见：一、无限地推迟对日媾和；二、允许日本再军备；三、停止远东委员会职能；四、关于缩减总司令部人员，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对总司令部提出协助意见。这样，陆军部的意见从单纯的经济复兴扩大到政治军事方面。此后，陆军部副部长德雷伯于5月中旬又提出报告。这一报告除重整军备问题外，和国务院的意见大致相同。　　可是，国务院和陆军部在赔偿问题和远东委员会问题上发生分歧。陆军部主张大幅度减轻赔偿，而国务院坚持原赔偿总额的30％。对远东委员会问题，国务院虽然主张限制远东委员会的职权，但表面上和远东委员会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而陆军部则要明确宣布远东委员会的工作业已完成，没有存在的必要。远东委员会是决定对日占领的决策性机构，是维护战后盟国关系的纽带。当美国单独改变对日政策时，它却变成障碍。因此，这样远东委员会就成为美国迫切希望扔掉的破靴子，所谓的盟国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有美国国务院要求协调的“呼声”，但已经是言不由衷了。　　为了早日解决对日政策的转变，政策设计委员会在重新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又草拟了美国对日政策的NSC—13号文件，并于5月28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这一报告基本上继承了凯南3月25日的报告内容，对日媾和和远东委员会问题上没有采纳陆军部的意见，对赔偿问题也采取暂时的回避态度。国务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罗亚尔8月底9月初进行数次会谈，力图协调和统一两个部门的分歧，但没有得出统一的意见。于是，国务院和陆军部于9月24日分别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各自的报告，即NSC—13—1号。在这一报告中，国务院虽然同意结束战时形成的盟国关系，但依然主张和远东委员会协调。　　这时，在欧洲，美苏就柏林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中国革命形式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9月以来一直把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一并进行研究，并于10月9日通过了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NSC—13—2号文件。该文件基本上继承了以凯南3月25日报告为蓝本NSC—13号文件精神，只是把远东委员会和赔偿等问题暂时搁浅。时隔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并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国民党要举行和平谈判。但两党在北京的和谈于4月20日破裂，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相继解放南京、上海。在这一情形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5月又通过了NSC—13—3号文件，就搁浅的远东委员会和赔偿问题，完全同意了陆军部的意见。　　　于是美国不惜牺牲盟国的利益；一再减少日本的赔偿；最后乃至于宣布停止拆迁。


第四部分：战争赔偿　铁账难销美国索赔政策的“三部曲”

　　美国凭借其战后雄厚的实力掌握了对日索赔的主导权；他的风力和风向的转变，颇为戏剧性的反映在其对日占领和对日索赔的政策方面。如果，用一句中国成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来形容，也并不为过。美国的索赔政策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这对盟国索赔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害最深重的中国人民，随着“山姆大叔”挥动着手中的“仁慈之笔”，将日本对中华民族的血债笔笔勾销，使中国人民一次次地忍受着椎心之痛。一、　美国索赔政策的“三部曲”　　大体来讲；美国的索赔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二战结束到1947年1月为第一阶段。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美国对日索赔政策是较为积极的；鲍莱计划和临时赔偿方案就是在这一时期出台的。　　（二）1947年1月—1947年8月为第二阶段。美国的政策转趋消极；但尚能顾及盟国的利益。鉴于分配率问题迟迟不能达成协议；1946年12月间；美国政府援引远委会组织规程规定；采取单独行动；对盟总发布指令；饬令执行先期拆迁；并建议远委会制定先期拆迁计划；在临时赔偿方案内；先提30％作为赔偿物资。1947年4月4日；美国政府向盟总颁发第75号临时指令；命令它立即执行先期拆迁计划。指令中规定；先期拆迁物资分给中、英、荷、菲四国；中国得到供赔物资的15％；英、荷、菲各得5％。〔22〕　　在这段时期里；美国的政策显出消极的迹象；斯揣克调查团的赴日是此迹象的体现。1947年1月28日；美国陆军部派曾任美国驻德军政府赔偿代表的斯揣克（Cliff　Strike）带领多名实业家赴日调查经济情形；并研究其他相关问题。斯揣克调查团在日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向记者发表了谈话；对日本赔偿显示出了宽纵的态度；建议日本在1950—1951年达到远委会规定的生活标准；在此前提下计算日本应保留的工业数量；同时他建议纺织工业全部保留。虽然斯揣克调查团的赴日表明了美国政策开始趋于消极；但这一次的调查并没有发表正式的报告；并且此后美国为了部分解决赔偿问题；还向盟总下达了执行先期拆迁计划的指令。　　（三）1947年8月—1949年5月为第三阶段。（1949年5月以后的政策是这一时期政策的延续）　　消极因素已经占据了美国此阶段索赔政策的主流；停止先期拆迁指令的下达是此政策的极端体现。　　斯揣克调查团于1947年8月间再度赴日调查；3个月后返美。1948年2月底；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与鲍莱报告相比；斯揣克报告在对日索赔方面消极了许多；它大大减少了日本赔偿的数量。该报告认为如将日本生产设备（主要军火工业设备除外）搬去；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23〕　　美国政府并不就此罢休；1948年3月15日；美国陆军部又派次长德雷柏（Wiilliam　Draper）率领经济合作局局长霍夫曼（PaulG。Hoffman）、化学业银行及纽约信托公司董事约翰斯顿（PercyH。Johnston）等实业家多人赴日调查经济情形；并研究斯揣克报告所建议充赔的各项工业。德雷柏调查团3月下旬抵日；4月初返美。5月18日；陆军部发表该团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由约翰斯顿拟草；故陆军部称之为“约翰斯顿报告”。根据报告的建议；美国扶植日本的意图更加明显；对日本赔偿品数量的减少比斯揣克报告更有过之。报告敦促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援助日本；希望日本不待和约完成；即可与各国恢复正常贸易关系。〔24〕　　这两个报告发表后；受日本侵害的国家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强烈的不满；美国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并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下达停止执行先期拆迁计划的指令。　　这样，美国人便在看似缜密和繁冗的三次所谓的调查后，结束了本已微薄的拆迁赔偿，国民政府便在心情的起起落落中，接受了美国人定下的“公允”的事实。　　国民政府最终还是在1945…1949年的国家间对日索赔中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有过曲折回旋的希望，这种希望承载的不仅是14年日军之辱，而是百年国耻的一种补偿！它有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但是，二战后的中国依然遵循着“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国格”，甚至是“弱国无人格”的定律，把希望撒播在他人的田野里，自己收获的依然是沉重的苦涩。　　对日国家赔偿的失败有着偶然中的必然，我们从上文记录下的种种矛盾的盘结与交织中，便不难推断出它的“虎头蛇尾”的结局。


第四部分：战争赔偿　铁账难销对日官方索赔失败的必然性

　　首先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惟美国马首是瞻。二战结束前后，蒋介石确实踌躇满志，想通过索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