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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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
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创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话；后来，除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张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三面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
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
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
”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
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