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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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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祝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4020电子书·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保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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