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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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盟的人都知道这个曾国藩的五世孙与罗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须站出来，说出点东西才行。
继曾昭抡发言的是盟员赵文璧，他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安插在森工部。反右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他主动交代的，在听了罗隆基伤感地说到“１０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的时候，也是悲哀难咽，不觉泪下。而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会，他也不得不加入检举者的行列了。因为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
赵文璧的检举揭发的内容分７大类，共５２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他说：“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３００万知识份子，使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党行为，比如当部长上班第１天，便讲：“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类是有关罗隆基的品质问题，如说罗隆基是“无钱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药生意”，“托梅（梅贻琦）夫人由重庆带药”……等等。
罗隆基对赵文璧的发言，可谓印象深刻。因为在几年后，他对父亲谈起反右批判会的情形，总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性好，多少年的事儿，说出来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没半点含糊。”这其中所指“记性好”的人，便有罗列５２条罪状的赵文璧。
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的关系一向不错，现在一些报刊发表罗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１９）４９年５月２人在上海的合影。他俩身着长衫，面带微笑，悠然的神态与融洽的关系，在洋楼与松柏的映衬下，是那样地生动。罗隆基非常珍视和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记载着（１９）４７年冬民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罗隆基同张澜共患难的岁月沧桑。（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请张澜和罗隆基同赴解放区的。张澜患有口吃症，所以对外工作，如接见新闻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十分倚重罗隆基。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情况，民盟整风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让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出场，则显得很有必要。而吕光光的发言，也正是控诉罗隆基“为了实现反共阴谋和政治野心，一贯要挟、劫持、陷害、辱骂张主席的罪行。”控诉之前，特别声明“别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他“作为张主席生前的秘书，有责任就张主席生前告诉过我的事实，揭发出来。”
浦熙修⑽是与罗隆基同居１０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浦熙修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证明罗隆基的这种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看探视。罗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批判会上，浦熙修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事。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为什么说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护士王爱兰的例子做实证。虐待的起因是罗丢了２００元钱，怀疑是王所为，王不承认，便大发脾气，后罗隆基又借故说王偷看《参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胁。事后查清，偷钱者为勤务员。王爱兰要求罗隆基写张个人行为清白的证明信，以便另谋生路，罗却置之不理。——王爱兰是个劳动者，罗隆基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跟着，浦熙修又叙述了另一件事情，即（１９）４８年７月南京《新民报》停刊的时候，罗隆基在疗养院挥汗如雨整３日，帮助报业女老板邓季惺向国民党写万言哀诉书；（１９）４９年６月罗隆基刚到北京不久，又帮助邓季惺写向人民悔罪的检讨书，以求过关继续办报当老板。——老板邓季惺是个有产者，罗隆基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罗隆基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又能是什么呢？”浦熙修大声质问坐在台下的罗隆基。
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心头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揭发，说：“罗隆基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听到这样的揭发内容，罗隆基全身冰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纸或一片叶，被暴风雨随意吹打。
发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进入了情感状态。她说：“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份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堕落为右派份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认识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须用事实对“亲密朋友关系”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象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１９４９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１９５０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父亲读罢这篇发言，对母亲说：“无论是出于解脱自己，还是真的以为努生反动，看来，浦熙修是下决心要和老罗分手了。”
仅隔一日，８月１２日民盟中央继续召开罗隆基的批斗会，被称之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座谈会。会议仍由胡愈之主持，首发阵容是抱病而来的马叙伦。老头可怜，只讲了５分钟。说了句“罗隆基一贯坚持‘中间路线’，所以反党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细胞的。”便被人搀扶着离开了会常实际上，上边也不需要马叙伦多说，表个态就行了。
相继发言的人有：高天、冯素陶、许广平等人。大轴，仍由浦熙修担纲。
８月１９日民盟中央举行第八次整风座谈会。这次批斗罗隆基的会议，由史良主持。也许是因为民盟左派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也许由于史罗之间曾有过的感情瓜葛，这一天，罗隆基的表现尤为恶劣，不仅对别人的揭发，概不认帐；而且“把上次说过的话，又全部赖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气得痛斥他“是一个以狡猾无赖著称的家伙”，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训，秣马厉兵整１０日。这其间于２８日下午３时，在沈钧儒家中，举行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会上，史良报告：（一）罗隆基交代与张东荪的关系问题的这部分，因涉及张东荪叛国案，《人民日报》未予发表。这是中共全面考虑问题，是正确的。（二）本周内决定连续两次批判罗隆基。（三）虽然大家要揭发彻底，但一定要责令罗隆基自己老实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办法，在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鉴了“肃胡（风）”运动的手段，收缴到罗隆基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的大批私人信函，并制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准备停当，于８月３０日和３１日，连续举行第９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批斗罗隆基。会是以他的交代做开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适、同张东荪等人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无形组织”的问题。尽管他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但是以胡愈之为首的民盟中央左派认为，罗隆基“仍旧是避重就轻，避近就远。”“只承认了一些鸡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只承认自己思想落后，特别是对于他的反共集团在１９５２年以后的阴谋矢口否认。”
为什么统战部和民盟左派会认为罗隆基的态度恶劣？除了批判会上的态度恶劣，他私底下的表现也恶劣。会上，罗隆基秘书邵云慈揭发他在家里不老实写交代问题，居然给刘少奇委员长写信，说：“人大江西小组和民盟中央只许交代，不容解释。解释则说成狡辩……就是法庭被告亦应有解释权利。”又说：“上边（指中共）对我们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大冤狱的事自古皆有，岳飞不是屈死的么？”这样的话，令领导反右的人和拥护反右的民盟左派无比愤怒。
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李文宜和萨空了，亮出罗隆基写给赵文璧、潘大逵、范朴斋等人的“密信”，边宣读、边分析、边批判，有力地证明罗隆基反共集团所进行的阴谋活动。可以说，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罗隆基心窝的利箭。
继而，浦熙修、赵文璧、叶笃义、曾昭抡在一条又一条的补充揭发中反戈一击、争取立功赎罪。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吴茂荪、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伯昕、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张澜之子张乔蔷，还从各自的角度相继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言行。
与民盟批斗会相穿插的，还有全国人大组织的、全国政协组织的、森工部组织的、新闻界组织的、外交界组织的批判会。罗隆基在哪里兼职，哪里就有批斗。兼职越多，批斗也越多。于是，罗隆基活象一个赶场的名角，赶了一场又一场，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每次批斗会上的发言经过整理归纳，形成新华社通稿，第２天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中央报刊。民盟更是及时地把这些材料归纳整理，打印出来，并装订成册，发送到每个中央委员手里。
人缘这东西，在中国厉害无比。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研究“５７”反右运动史的人，都在寻找毛泽东于１５天的时间长度里，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据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罗隆基讲的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份子”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当然了，老人家势必要记恨的。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达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歧视。
父亲对罗隆基的性格是有认识的。他常说：“努生的脾气在欧美无所谓，在中国就要得罪人。”有一次，还举了个得罪邓初民的例子。
我问：“是不是罗伯伯做了对不起邓初民的事？”
父亲答：“不，他没有做亏心事，只是因为一句话。”
那是在（１９）５６年，为了商量《文汇报》复刊的事，罗隆基在家里请了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章乃器、徐铸成等人，做个复刊筹划。邓初民、陈劭先也赶来，这两个人一到，罗隆基的心里就不大高兴。可作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敷衍敷衍也就算了。罗隆基偏不，把脸一拉，说：“现在有两个教条主义者在座，我不好谈话。”话一出口，把个邓初民气得要死。
父亲说：“努生这样做，自以为占强，其实吃亏的多是自己。我主张中庸，民盟中央开工作会议，我请地方同志吃便饭，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讲：‘把父母、兄弟、夫妻、同事、朋友之间相处的社会关系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马列主义。’这话让人家批判我是搞两面派，政客作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我认为必须这样处世。努生的性格有可爱之处，有度量的领袖还可以容纳他，但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他的生活作风在内，恐怕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才有他的活动天地。”
果然，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领导反右运动的人，当然也鼓励大家从这个地方入手。他们找来一些人专门揭发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罗隆基反动罪行材料，也不忘将这方面的事纳入其内。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是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的人，她的发言集中于生活琐事，很有吸引力。她说：“我在他家３年零６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