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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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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高音。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父亲约定，便到了东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父亲报告：“《光明日报》的储先生来了。”
父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进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色纱门，发现里面已是高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父亲对他做了介绍，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出来。
父亲送他出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要紧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体现‘监督’的问题。”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进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管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学生对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二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但很欢迎。
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他征询对《光明日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俩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那阵子，这个鸣放会是上层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党外人士也以被邀请为荣。
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5月）10日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比如，民主党派如何才能长期存在？党派若做到独立自主，需要创设哪些条件？他认为，现在的政体与某些制度，就有碍于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方针的实施。——说罢，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
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
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向储安平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呀。”
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中共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
继而，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
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兴奋。因为自毛泽东兴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冤情无诉现象的普遍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罗隆基对宪法前言的看法，详见拙作《一片青山了此身》）。”
人与社会——是人类政治的绝对主题。而储（安平）罗（隆基）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摆脱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种性质的政府，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现在的中国既为共和国政体，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强调这个“唯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这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庭院里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父亲约定的早8点，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进客厅，父亲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鸡毛蒜皮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储安平告诉父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交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身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强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干部。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头。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干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中共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新华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日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1957年）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曾昭抡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过去以运动方式对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以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热血沸腾。父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倍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而中共则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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