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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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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著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社会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国家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政权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策划发动下，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玻”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父母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竑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关入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父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组织收留。获此消息，父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党中央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父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父母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母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色慌张。
李如苍见到父母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乱的杂物，眼圈有些潮湿。
父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父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五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递给父亲。小本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手册》。父亲把小手册打开，抽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父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写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母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粉红色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荡不止。我想：以一个字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父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民主党派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共产党，你不要它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党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⒁。绝世的庄严，是在权力加暴力的双重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毛主席万岁”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任何愿望都带着这个愿望的反面，当这个愿望本身消失了的时候，它的反面可能还活着。《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一边看，一边说：“怎么比《人民日报》还难看了。”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座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即指我母）。”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
～～～～～～～～～～～～～～～～～～～～～～～～～～～～～～～～～～注释⑴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出生后6天丧母，14岁丧父。依赖祖母抚养，生活节俭。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了17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逝世。死因不明。年57岁。
注释⑵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成立。成立后因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同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松华为总编。1943年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报纸。先后创办的有黄炎培创办、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的《民宪》（此刊于1944年11月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出版《华西晚报》；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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