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6-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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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际的无线解说器在讲着最后的一段。　
　　它动员每一个来客都发挥主观；说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那么心里就能出现更壮观的阿兰布拉。而我只是记住了那句箴言。它是我旅行两海的结语，是我从安达卢斯——穆斯林欧洲带回的礼物。　
　　一支旋律。从雪山到坡麓流淌不息。它与我们一起，在等着这一天的最后结束。紫红的火烧云燃遍了蓝空，这里呈现的伊斯兰，是辉煌灿烂的。我最后望着那句铭文，它高悬壁上，如谜如谶，漠视时间在脚下的流淌。我舍不得离开它。真的，它已经是世界穆斯林的、也是世界史的一个复杂情结。　
　　最后几天我们去了周边。富饶湿润的vaga，留着城堡的石头孤山，还有背后升起的雪岭，我们把一个个在人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的地点逐个看过。我们想获得完整一些的格拉纳达印象；因为向西班牙告别的地方，向整个安达卢斯告别的地方，应该在这里，格拉纳达。　
　　车驶离格拉纳达市区以后我们就攀住车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后面。道路像一条飞闪的带子，山脊上红褐色的阿兰布拉宫殿的影子，在视野中渐渐远去。田野、山脉、隔着的海，景物依然使人惊奇。车里响着一曲嘶哑的弗拉明戈，摩尔式的旋律回肠荡气。也许就是为了让人靠近真知——如此的地理和自然、还有历史和人心，才汇聚到了一起。　
　　待到有了余裕的时候，我会再来这里小住。在阿尔巴辛找一个窑洞住下，再结识几个吉普赛或摩洛哥的朋友。去阿尔普哈拉斯远足，到萨洛布雷尼亚看海，吃遍每一种不同的橄榄，研究每一处宫殿的铭文。我想若从这儿观察世界，也许会获得有趣的视角。生活在这里非常接近魔幻，人会自比一个留下的摩尔。　
　　终于我接近了堀田的心境。我也要怀着对世界的关心，哪怕身心疲惫，到自己最终被迷醉的地方去。这也是我天性中的、一直在内里鼓动的热望。　
　　　
　　完稿于2004年5月　


　
　　。
　　。47：49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北　岛　


　　一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二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这里，那就赶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宁格勒河上航标灯的鱼肝油！　
　　你就赶快地辨认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暂时还不想死去：　
　　你那里还有着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　
　　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　
　　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彻夜不眠地等待亲爱的客人，　
　　门上链锁的镣铐被弄得哗哗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刘文飞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这像眼泪，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样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　
　　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　
　　趁还来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认吧：　
　　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我住在楼梯问里，嘈杂的门铃撞击我的太阳穴，撕裂了那儿的皮肉。我彻夜等待着可爱的宾客，门上的链子，就像镣铐哗啦哗啦响着。　
　　1930．12　
　　（杨子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北岛译）　
　　　
　　我选出《列宁格勒》的四种中译本，足想让大家看看翻译的差异有多大。这多少有点儿像黑泽明的电影：四个译者像证人，对同一事件讲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无对证。这四种译本中，菲野和刘文飞是从俄文译的，杨子和我是从英文译的。为慎重起见，我参考了三种英译本，包括美国著名诗人默温（w．s．Merwin）和别人的合译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刘文飞的译本：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这里，菲野和刘文飞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个关键细节：眼泪、静脉、腮腺炎，要不误导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菲野译）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刘文飞译）菲野把沥青（或焦油）译成油脂，把蛋黄译成黄土了，而刘文飞把不祥泽成暗淡无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菲野译）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刘文飞译）这会让读者误解为某种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实诗人指的是拽响的门铃，是一种虚拟状态。　
　　至少从我这个证人的角度来看，杨译本没那么离谱，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人家没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译者的味觉。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把河边路灯的鱼肝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