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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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方化的世俗趋势，他们采用宗族、军事组织、地方化的联姻等“地
方主义策略”来与国家争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魏斐德（Frede　ricWakeman）在他编辑的一本十分著名的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
制》（1975　年）的导言中指出由于地方精英和国家官员相互制约，使对
方权力不致过于膨胀失控，导致腐败，从而维持了整个帝国的秩序。孔
斐力（Philip　Kuhn）则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　年）
中分析了晚清末年权力如何从官吏及其下属转向地方士绅集团的过程。

上述的一些研究都冲破了士绅研究的一些传统观点，开始广泛地分
析地方精英独特的行动特点，及其与国家（官吏）、民众的关系，为从
士绅理论到地方精英理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但地方精英理论的兴起不
仅涉及中国研究的局部理论发展，还与更广泛的学术风气的变化有关。

一方面，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使大量社会学、经
济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的分析概念、理论框架进入历史研究，使历史
学者对中国地方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有了更精良的武器。

另一方面，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中“国家自主性”理论
的兴起，为人们重新认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前提条
件。传统的“工具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没有自身的行动取
向，二者（国家和统治精英，如士绅）利益完全一致，不存在冲突和紧
张。这种观念就是吴晗分析绅权和皇权关系的基本假设（在这方面费孝
通的观点与吴晗有一定的差别，他像韦伯一样较为强调地方士绅的自主
性及其对君权的限制）。＇9＇　但早在六十年代初艾森斯塔得
（S。N。Eisenstadt）实际上就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精英
与国家的关系已经是一种蕴含着冲突可能性的利益关系＇10＇。斯考克波尔
（T。Skocpol）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利益并不必然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相反国家是受到某种限制（主要来自内部阶级结构和外部国际环境）的
自主性组织＇11＇。这种思想对地方精英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很大启发。

从新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士绅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
明显的问题：

首先最为突出的是士绅理论缺乏一种充分发展的国家理论，往往持
有一种朴素的“工具论”国家观，这样的士绅理论很难解释一些重要的
历史现象，例如为什么在王朝末年，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君主经常由于不


能获得士绅地主的倾力支持（特别是财政问题）来克服危机，而导致王
朝的倾覆；而在王朝初期，长期动乱（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未能举行科
举）一般使士绅地主阶层受到极大削弱，同时大量无地农民则重新获得
土地，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家一般能获得更大的自主行动的权力。

其次就中华帝国晚期这个特定时期而言，如果我们接受孔斐力的看
法，把清王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分开来＇12＇，那么，在这一过程
中地方精英的活跃，恰恰与整个帝国官吏体制的瓦解是一个同时的过程
（不过准确的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一点在太平天国动乱后
的长江流域各省尤其明显，而这一点用士绅理论显然很难解释。

最后，士绅理论认为，士绅构成了国家和政府官吏的社会基础，但
同时赞同“士绅社会”模式的学者又认为，国家通过有固定人选数额的
科举制度，决定哪些人能进入士绅阶层，这种限制使士绅数不可能太多。
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前后士绅的全国总人数不超过150　万，在比例较
多的省份（浙江）士绅阶层的人数也不过为5％，而一般的省份则在1％
左右＇13＇，如果考虑到大量在各级官府任职以及居住在城镇的“不在村”
士绅地主，那么实际对乡村一般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士绅，就是一个比1％小得多的数字。而恰恰是这部分的社会生活构成中华帝国的基础结
构，这里显露了“士绅社会”模式并未摆脱传统的政治史观，对中国基
本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忽视，使我们无法理解整个中国社会中复
杂的权力结构和背后的制度框架，更无法理解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中
地方社会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的各种复杂反应。而正是在这里地方
精英理论做出一些富有探索意义的尝试。

三

地方精英研究肇始于地方史的研究。传统中国研究的分析单位一般
以县为最低单位，主要分析县级官吏、县城或市镇的士绅与君主、高级
官吏的关系，很少深入分析县级以下的中国地方社会的结构状况。施坚
雅（G。W。Skinner）对四川市镇的分析多少突破了这一基本框架，黄宗智
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　年）则进一步将村作为分析


开始的地方史研究则更深入和广泛地分析了中国县级以下地方社会（与
黄宗智的分析略有不同，这些地方史研究大多以乡和市镇为分析的焦
点，并兼顾县城和村以及其它一些生态区位上的地理单位），为我们提
供一个地方社会精英活动的复杂图景。

所谓地方精英，根据周锡瑞和兰金的定义，指的是在地方舞台上（指
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往往比士绅的范围广
泛得多，也更具有异质性，既包括持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韦伯论述过
的地方长老，此外还有各种所谓“职能性精英”（functional　elite），
如晚清的士绅—商人、商人、士绅—经纪，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
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14＇　

除了组成成分（职业）上的异质性外，地域空间上的异质性也引起
了广泛的重视，萧邦齐曾根据施坚雅的核心—边缘模式分析了平原核心


地带职能专门化的商业、政治的组织精英与山区边缘地带的军事精英的
相互关系。周锡瑞和兰金则进一步将这一模式与中国地方精英在华北、
江南、长江中上游、华南等八个地区的地域性差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
个复杂的精英构成及其行动特点的地域模式。

地方精英复杂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其行动的复杂性。新一代的学者不
再仅把精英看作“盲目”的保守主义文化捍卫者，而是深入探讨精英如
何利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符号等各种资本（或资源）以及各种
复杂的策略在中国近代社会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况中维持或改善其地位状
况。在新的精英图景中，十分强调精英的灵活性，对外界变化的适应性
以及精英广泛的权力基础。

上面复杂图景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描述精英与其
它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班夫讨论会的大量文章和杜赞奇专著的核心正
是这一问题。简单地说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关系，一个是地方精英与
民众的关系，另一个是地方精英与国家的关系。

关于地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日本学者　Shigeto　Atsushi　指出由于
清政府减少了许多士绅特权，使明朝盛行的士绅地主制（地主—佃农关
系）向一种“士绅统治”（gentry　rule）过渡。在士绅地主制下，佃农
与地主是个人依附关系；而在士绅统治下，整个地区（村或乡）的自耕
农不再个人依附士绅，而是整体性地依附士绅与地方行政长官打交道，
或在各种危急情况时获得士绅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　Shigeto　Atsushi
的论述与杜赞奇在班夫讨论会上区分华北地方精英与农民的庇护关系与
江南、华南盛行的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有许多类似之处。杜赞奇认为
如果（1）没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和法律系统；（2）又缺乏封闭的法团控
制的资源。（如在华北）就会形成以庇护关系为主的地主政治权威结构。
用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的论述，这是一种“保护性经纪人”。

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这
种“保护性”地方精英不断退出地方政治舞台，乡村的领导权逐渐被以
赢利为目的的“掠夺性经纪人”所占据，这些人与地方民众存在着巨大
的冲突，他们欺压民众，抽取地方资源中饱私囊，他们很接近马克思主
义史学对“地主阶级”的描述。

在萧邦齐对浙江萧山的一个个案研究中，他分析了另一种地方精英
与民众的关系，即地方精英如何利用自己与民众的庇护关系来动员民众
参与革命，不过萧邦齐对这类精英的描述表明这种革命性精英反而与杜
赞奇所说的“保护性”精英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他们利用在庇护关系中
发展的与民众的关系，来进行革命动员。

地方精英与国家（尤其是各级官吏）的关系是地方精英理论另一个
关注的焦点。就中国近代社会而言，这一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
个是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的过程与地方精英的关系。另一个角度则是地方精英与中国
近代公共领域发展的关系。简单地说，前者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
国家发展的一面，后者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一面。杜赞奇的专著主要分
析的是前者对地方精英的影响，而班夫讨论会中的许多文章则侧重于后
者。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革命并不像斯考克波尔认为的


那样仅仅是因为国家衰落，而恰恰是国家力图强化自身政权的结果。在
中国近代，国家的政权建设陷入一种“内卷化”（involution）的陷阱
之中，即国家政权力图从民间抽取资源，进行政权现代化以强化自身，
但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各种（掠夺性）经纪人用来谋取私利，结
果国家权力的延伸导致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5＇。这种政权内卷化
对地方社会领导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
夺性经纪人”所代替，从而破坏了国家原来利用保护性经纪人所实现的
国家与民众的文化联系。最终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破坏了国家自身的权力
基础。

杜赞奇对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与蒂利（CharlesTilly）对
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分析有许多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事实上在书中，
杜赞奇本人也不断将他在中国的“发现”与蒂利的理论相比较＇16＇。蒂利
指出，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城邦
国家）依据其雄厚的资本基础形成的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
国家，另一种是（领土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基础形成的强制密集型
（co…ercion…intensive）国家，而最成熟的民族国家则属于英法这些结
合了两种方式的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　coercion）方式。这种类型
的民族国家是那些在西欧近代连绵不绝的战争中成功地实现了军事强制
力量的扩张与从民众那里抽取资源能力的增加的“良性循环”的“幸运
儿”。

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虽然与西欧情况有很大差异，但同样面临着
建设现代化的统一民族国家的问题，但在本世纪前半叶这种努力未能成
功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由于前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过程，使国家政权建设的资源抽
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同时，不断地破坏其社会基础，使
政权的合法性不断下降，最终由于外部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杜赞奇并
没有充分地分析国际影响对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和内卷化的共同
作用使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陷于瘫痪。

其次，杜赞奇指出，中国近代社会不断爆发的各种战争由于军队的
掠夺性，同样面临着和上面一样的内卷化问题，而不能建立军备扩张、
资源抽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良性循环。

那么为什么西欧民族国家能成功地实现军备——国家建设——资源
抽取（财政）的良性循环，而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却陷入了内卷化的恶
性循环呢？杜赞奇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但他暗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
西欧国家的资源抽取大部分落在工商业和市民阶层身上，而蓬勃发展的
工商业不致于使不断增加的资源抽取成为民众的过度负担。然而在中国
近代社会，资源抽取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负担的
急剧增加与中国农民利用各种生活手段艰难地维持的低生活水平之间存
在的尖锐冲突，表明这种财政政策与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存在阿当特
（Ardant）所说的财政体制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现象（mismatch　或　poorfit），而这种不适应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17＇，在短期导致
了农民（和许多地方精英）强烈的不满，长时期看则由于农民的破产，
导致资源的基础枯竭，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自然也随之落空。这样看来，
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和黄宗智的经济内卷化现象之间存在密


切的关联。两者相互作用，使中国地方精英不断面对是支持不得人心的
国家政权建设，破坏地方社区，并最终耗蚀自身的权力结构，还是尽力
维持地方社区的社区团结和传统形成的自治性权力结构，与对乡村提出
变本加厉的资源要求的国家作对这样一个二难选择。结果当他们不能在
国家和地方社区这根钢丝上走下去时，他们就被迫退出他们一直承担的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中介性角色，使地方社会的维持和发展与国家政权建
设两个过程都难以为继（实际上这就是费孝通所论述的农村社会的“社
会侵蚀”过程的内在机制）＇18＇。

与杜赞奇对地方精英处境的这种悲观看法不同，班夫讨论会中的许
多学者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精英日益积极
的活动特点。参加班夫讨论会的罗威廉，兰金和史特兰（Daid　Strand）
都主张中国近代社会曾出现过比较活跃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他们认为伴随着晚清帝国的衰落，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