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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评 选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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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我们这些既关注国内，也关注国际学术思想潮流、动向，爱作横向
比较的人，心中产生了欣慰和自信，不致于一翻读国外专门书评杂志就
感慨与汗颜。
我以为，《中国书评》的价值，除了给广大学人提供广泛、深入、
尖锐、高水准的学术评论，还树立和倡导了一种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
捍卫学术规范的新风。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努力，因为这需要与中国学
界的惰性、疑虑、浅薄与偏见作强韧的斗争。
许多栖身于学界的人其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式的文人，他们
看不出各类文字产品之间的差别，比如不清楚学术论文与散文、诗歌、
小品文、杂感的区别。他们只强调学术文章的所谓思想性或独创性，似
乎这是一件见仁见智，别人毋庸置喙之事；他们不知道学术思想的独创
性还有客观、科学的一面，即立论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要有一定的
检验和鉴别的标准与程序。如果只以奇思妙想取胜，那么算命先生的话
往往也能八九不离十。信口开河的结果并非句句荒唐谬误，再高明的科
学家也有失误之时，但专业人士和常人、骗子的区别，同一从业人员群
体中优劣高下之分，还是存在的，虽然要陈述一个精确的、或者人人认
可的标准并非易事。
对提倡学术规范置疑的人中，态度认真、据理力争者不少，但仍有
许多人并不看提倡的到底是什么，就想当然地反对一气。比如，他们把
学术规范和“学术霸权”扯在一起，气势汹汹地质问：谁来制定和提出
规则？其实，学术规则和人类日常活动的大多数规则一样，是一种自生
自发而得到认可，并不断完善发展的东西。动辄就用“谁有权制定规范”
来堵别人口的人，可以想想把这一套用来对付道德规范，又会怎样。反
对的论调中，还有将提倡规范等同于依附和强化体制之说，这是闭眼不
看事实。体制对学术的压抑和禁锢，实质在于以意识形态标准取代学术
标准，以政治批判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和争论，体制从不提倡、从不遵
守学术规范。提倡学术规范的人决不比反对者更带官气，更依赖于体制。
把任何主张都等同于意识形态，把任何话语都和权力扯在一起，言下之
意不过是：除了自己天下无好人。我怀疑，这样的人只有靠大家不能区
分是非黑白、真假好坏才能活下去。
对话的层次及其他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贺卫方
能够受到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座谈会，自己感到十分荣幸刚才不少学
者都提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等等说法，我个人尚没有在《中国书
评》上发表文章的荣誉，因此也可以说我是《中国书评》“体制”外的
学者。不过，《书评》是我十分关注也十分喜欢的学术刊物，我参加写
作的一部著作（《走向权利的时代》）曾在这份刊物上受到相当激烈的
批评，自己也从那次批评中获益良多。如今《书评》复刊了，辽宁大学
出版社又准备出版刊物前十期文章的精选本，这都是很令人欣庆的好
事。表示祝贺之余，自己愿意就刊物今后的编辑问题谈点想法。
我想，说《书评》是一份特立独行的刊物恐怕在学术界不会有异议：
从创刊伊始，刊物的编者就相当自觉地将评论的范围指向社会科学，重
视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成果的评论，重视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制
对知识生产过程及知识形态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对学术规范化的倡导颇
有助于人们思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应当形成怎样的学术规范，
如何才能逐渐地形成学术规范，等等。倡导的同时，《书评》的作者们
又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本身，也通过对某些失范作品不留情
面的批评，使学术规范变得更加具体化了。这应当说是《书评》在九十
年代对中国学术发展所作出的非常大的贡献之一。
作为建议，我希望复刊后的《书评》在促成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
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可以发现，学术规
范化（以及本土化）的讨论是所有严肃学者都关注并且可以参与的一个
话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展。但是，涉及
到某些比较专门化的学术领域，如何使学者们能够沟通、对话，并且保
持对话的高水准，似乎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当今社会，学术分
工日益细致，造成知识沟通方面的很多困难，这或多或少妨害了知识的
真正增长。也许大学里的院系体制所造成的知识壁垒正是这种体制影响
知识的一个例证。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当然不是没有，但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见到的却是所谓“印象式”评论，赞扬和批评都显得说不到点子上，
隔靴搔痒，移的就矢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自己很期望
《书评》能够在今后树立更多的好典范。
说到对话，我还想顺便提出对《书评》编辑方针方面的一个建议，
即是否能考虑扩大评论对象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社会科学的范围，把
人文学科也纳入评论的对象之中。现在的这种编辑思路当然有其合理
性，因为刊物也有一个分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非社会科学领域的
作品很可能包孕着十分社会科学的意义，关键是学者能否加以揭示和分
析。
另外，文章的类型能否更加多样化一些？像《纽约时报书评》那样
的评论，在目前的《中国书评》中似乎就没有立足空间。也许，《书评》
的编者有意识与《读书》杂志保持风格上的差异，认为《时报书评》类
型的文字不太适合在《书评》上发表。但是，就我粗浅的观察，《读书》
上的绝大多数书评并非《时报书评》类型，而更像是“借枝开花”或“六
经注我”式的文章。《中国书评》能否有一个栏目，所发表的文章篇幅
不大，风格像随笔，紧扣评论对象，然而在学术上却高屋建瓴，富于启
发意义。我想，这样的栏目不会降低《书评》的学术水准的。
《中国书评》要做的事情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嘉映
书评本来就是一种有益而重要的形式。在当前中国，我觉得书评这
种形式的意义比通常还要重要。一是由于我们的图书市场尚未建立秩
序。现在图书业已经享有相当的自由，书出得很多，但是，这种自由刚
出现，还来不及建立自由的秩序，何况这种自由还远不充分，磕磕绊绊
的，妨碍了自由秩序的建设。外国好多名著翻译过来了，很想买，一翻
开，满篇误译，不忍卒读。上好的题目，左传与史记的比较研究啊，现
代性话语的特点啊，打开书一看，竟不如中学生在给女朋友吹牛皮。自
由国家出好书，也出烂书，但哪类出版社出哪类书，哪些书店卖哪类书，
哪些杂志上的书评评哪类书，书评本身的品质怎样，这些都比较清楚。
好书坏书杂出，不算没秩序，实际上，正因为必须允许好书坏书都出，
才需要秩序。而在建设这种秩序的过程中，书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书评在我们这里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活跃的
深入的书评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一个学术界。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
新学始终不大成熟，而学术传统却完全中断了。八十年代起，开始了重
建学术界的工作。依我看，现在中国还谈不上有个学术界。我们在学理
方面，实在还没作出什么贡献，要么介绍外国人的学理，要么把这些学
理应用到具体研究中去。我们看重外国的新思想，更甚于看重我们自己
的新思想——如果我们真有什么新思想的话。同样，外国人对我们学术
水平的评价，也比国内同行的评价来得更权威。所有类似的现象都说明
我们还说不上有一个中国的学术界。一个学术界的主要标志是一项研究
成果能够在这个“界”里产生反响，得到评价，受到批评。在已经建立
的学术秩序的地方，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各种专业委员会和专业杂志来
做。可是在中国，什么一级二级刊物，什么专家评审小组，我不知道它
们的存在是否阻碍学术发展，但说到促进学术发展，它们显然无所作为。
所以，像《中国书评》这样专门而严肃的书评杂志，在建设中国的学术
界，建设学术秩序方面，就会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
说到学术建设，我愿意特别强调批评的作用。介绍一本书的梗概，
彰扬一本书的新意，把一本书放在一个学派或一个思潮里确定它的位
置，这些都是书评要做的事惰。但我还是愿意批评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我设想，一位作者的长处，他在写书的时候，有意无意总是在张扬的，
思路不通之处，材料不详之处，作者即使并非有意掩饰，往往也会自己
不曾看清。这时候很用得上旁观者清这句话。可是批评的传统，在我们
中国似乎格外弱。庄周惠施辩驳对方的观点一点不客气，但看起来两个
人的交情依然无人能比。这种风气到先秦以后好像就断了。后世的读书
人，要么探几发微，索引一本老书的故实，引申某种大道理，要么各依
门户互相攻讦。中国人的学问是好的，但黑格尔讥笑“中国式的博学”
也不是没道理，因为我们在学理方面，实在没什么进步。批评的精神，
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我们两千年的学问，从不讲科学精神，最了不
起是个悟字。悟到了没悟到，人各一心，无从取证，但批评精神、科学
精神之缺乏，学问之渐失生命力，最后我们不得不主要从外国汲取学理
上的资源，则为人人所见的实情。如果《中国书评》能在弘扬批评精神
一事上有所助益，那简直要说厥功甚伟了。
提一个具体的建议，《中国书评》似可以设一最差书榜，各位编委，
并邀请各路专家，每一期提出他或她这一季见到的最差的一本书，愿意
的话，再写上几句评语。我希望别的读书杂志也设立这种最差书榜，如
果我的书在两三处都上了最差书榜，我估计自已再动笔时会多少更认真
些，贻误读者的机率会小一些。
找难的事情来做
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
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这两份刊物中，我更爱读
《中国书评》，所以，我对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书评》选集（1994—1996）自然感到高兴。
有关书的文字似乎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介绍性的，并且自然一
般多是介绍作者认为值得一读的书，也就是说是推荐性的，但做过了分
也可能就成广告了。这样的文字自然很多，在数量上也应当成为主流，
但目前却似乎还缺少一个专门以介绍好书为主的、够水准的刊物。
第二类是由书而引发出感想和思考的，它不是以书为中心的，而是
由书说起，乃至于借书说话，说一个作者有感想或者有思考的题目，原
书这时候成了一个缘起，一个触媒。《读书》杂志当然是一个比较综合
性的有关书的杂志，但看来尤其在这方面做得颇为成功，独具特色。
第三类则是一种批评性的、评论性的文字，虽然与第一类一样是以
原书为中心的，但却是一种比较深入的，表现出作者一定见解，而又仍
然不脱离原书的文章，它是分析的，说理的，它虽然也推荐好书，但更
重要的是展开批评，包括对有价值的书也指出它的缺失。
第三类文章做好了对于学术最为有益，尤其是在学术双轨和意见纷
纭的情况下。但它做起来也最难：找到合适的题目不易，找到好的评论
者更不易，而且还可能会多有得罪。《中国书评》挑了一件难的事情来
做，我感到钦佩，并祝愿《中国书评》能再接再厉，办得比以前更好。
倡学风，做学问，树学人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王飞凌
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当代中国造就了一个空前宽松的学术与
出版环境。中外各种思潮的交汇激荡，激动人心的市场经济巨澜，日渐
多元化的思辨“热点”群，对理论学说的广泛饥渴引发的探讨研究将中
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园地装扮得多姿多彩，很是令人鼓舞。但坊间所见之
书仍是良莠参杂，功力价值各异。伪劣“学术”著作乃至哗众误人之剪
贴拼凑充斥，甚至抄袭剽窃行为也绝不鲜见。《中国书评》在这一启蒙
和建树并行，真学问与伪科学争艳的变革时代，为海内外的中文读者和
学人们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论坛来鉴玉辨瓦，弘扬认真规范的治学精
神，展示中外最新学术成果，树立一个学人群体，从而有力地推动着中
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书评》不仅是一个丰富的学术
园林，而且还折射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风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
国知识分子一阵阵经久不衰的“求索”或“定位”热，对中国的从何处
来往何处去的“天下大事”之热切而认真的关注，以及学人们的种种努
力以求重新界定各种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从而明了自身的“立身之本”。
在以往的几年里，《书评》对事关国运民生的重大课题如制度变迁，
中国的政治文化，民主与法律问题，农村发展和社会问题，以及西方的
自由主义理论等等做过一些集中的评述和引介，很有启迪推动的效用。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起到了一些直接的影响。一些优秀书评和专论
本身就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最佳成果和最高水平。《书评》对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术规范有意识的探讨和身体力行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
大好事。《书评》1998 年第一期（复刊号）所载杨玉圣所作“学术规范
的讨论备忘录”回顾总结了这段“公案”，不仅再次强调了极为重要的
治学方法论问题，而且为后人记录了当代中国学人艰辛开拓与旧习劣行
角力的历史。和其他一些同志刊物一起，《书评》已为严肃的社会科学
研究在中国大陆树立了榜样，开了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之先河，从根本上
提高了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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