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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评 选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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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书评》亦将有更大的发展。
从“立法者”向“解释者”的转换
北京大学法律系强世功
作为《中国书评》的读者、作者和编辑参与者，我深深地体会到一
份好的书评刊物，绝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信息容器”，传达有关图书方
面的信息，而是作为一个“生产机器”，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按照生
产者的意志，培养起读者的“阅读风格”，形成了读者的“阅读态度”。
就“阅读风格”而言，《中国书评》通过自己的实践确立了我们把
握学术著作的方式。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在此之前，我所看到的或所
理解的书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摘要式书评”，将书的内容介绍一下，
如果是英文书的话，有时干脆将核心内容编译一下；另一种是“随感式
书评”，从一本书的内容或其中的一句话出发，漫谈自己的感想，在多
数情况下，所谈的东西最后往往与所评之书没有直接的关联了。与这种
轻松愉快的阅读风格相反，《中国书评》培养新的“阅读风格”：它不
仅关注书中讲了些什么，而更主要的是追问它为什么这么讲；它不仅要
我们读有所感，而更主要的是要我们思考我们感想的依据是什么。一句
话，《中国书评》对我们的阅读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图书之所言与读者
之所思，一并提升到学术研究的水准上，纳入到理论发展的脉络中。
就“阅读态度”而言，《中国书评》通过自己的实践使得阅读成为
针对自我的反思方式。在“摘要式书评”和“随感式书评”中，我们一
般习惯于作者与读者或言说者与听者之间的等级制，阅读的功能似乎仅
仅在于知识在量上的增长。于是，尽管我们读了许多东西，却依然没有
培养起理论的鉴别力，“知识增量”（邓正来语）依然没有实现。《中
国书评》正是通过严肃的学术批评来打破这种等级制，使我们在反思的
基础上实现知识的累积，逐步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准。当然，更为重要的
是，正是通过这种学术内部的相互批评，打破了隐含于言说者与听者背
后的话语生产者（知识分子）与话语模仿者（大众）之间的等级制，实
现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向“解释者”（保曼语）的转换。
当然，实现“阅读风格”与“阅读态度”的转换，是提升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长期任务。《中国书评》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在
其今后的实践中才能逐步显现出来。
《中国书评》和一个批评空间的建立
北京大学法律系赵晓力
如果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回头看《中国书评》的创办与发展、停刊
与复刊，我们肯定会有一些不同于现在的判断、评价与感想；但我们当
前所拥有的一些判断、评价与感想到那时候却可能无法追忆。作为一个
读者，我已经不能立即回忆在“前《书评》”的日子里，我所能接触到
的中国社会科学的阅读空间是个什么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空间
缺少一个《书评》带来的至关重要的要素：批评。
现在，这个因素已经悄悄渗透到新近创办的一些刊物，包括一些学
生主持的刊物，和努力改制的一些老牌社会科学刊物中。一个通过对已
有知识进行严格的检验和评价，从而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引进反思、批判、
否定精神的空间正在形成。
但是，批评并不是获得知识增长的唯一途径，相对于创造力而言，
它或许还是一个第二位的因素。另外，批评标准和批评伦理的选择、取
舍，也是一个棘手的、从来不会有什么最终结论的问题。没有标准和不
讲伦理的批评，谁又能保证不沦为表达怨恨的工具，而最终和知识的增
长风马牛不相及呢？
因此，一个始终注意以知识增长为依归的批评场所和空间的存在就
显得格外重要，它不仅使得问题有可能被发现，标准有可能被创造，伦
理有可能在实践中被内化而和批评者、被批评者都建立一种血肉联系，
而且它还使得批评作为一种获得知识的手段存在并因此具备正当性，而
不仅仅成为表白我们对知识的忠诚和检验做学问是否认真的一项指标。
所以，对那些已经做出了批评的姿态，但还缺乏深刻和实质性的批
评要提出希望和建议。做出姿态固然表明了我们的觉悟，表明我们不愿
意加入那种互相糊弄的游戏，但批评是否深刻和切中要害仍然取决于我
们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增长自然需要多方面的修为，但可以肯定，洞察
到一个理论的核心，直击其未曾明言的要害，或在同情理解之下达到与
作者的深深的心灵契合，那将带给我们更为持久和巨大的知识上的愉
悦。
书评应具有知识增量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
当前我国的书评不可谓不火。近年来读书类杂志包括俱乐部杂志（如
席殊俱乐部的《好书》）大增，各报刊也纷纷增设“书评”、“阅览”
栏，为书评家与书评的“写手”们提供了日益广大的园地。但这些园地
中的文章，大多数可归入两类：一类是广告式或应酬式书评，这类书评
基于商业目的或人际关系目的，写得较虚泛，往往还过分溢美，言过其
实。另一类是摘要式书评，这类文童基本上是把所评著作中评论者认为
重要的观点加以集中浓缩、转述，最多再加上简单的评价。它对帮助读
者在浩如烟海的群书中寻找所需不无裨益，许多著作中的一些精辟思想
也赖此得以流传到比本书读者更广泛的范围。应当说，这两类书评都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仅有这两种书评则是不正常的。而这两种书评
的共同特征是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增量。
文化的发展尤其需要的是另两种书评：一为商榷式书评，评论者对
所评书持有不同见解，以评论形式公之于众，构成学术争鸣的一种方式。
另一为联想式书评，评论者由所评书引出新的思考，展开新的论述，构
成学术探讨的一条道路。这两种书评的共同特征是在评论中提供了新的
知识增量。所谓高质量的学术性书评应该是就此而言。我们常说，一本
好书的最大价值常常不在于它解决了某些问题，而在于它提出了某些问
题。相应地，一篇好的书评自然也应该是讨论问题的书评。严格地讲，
也只有这样的书评才能叫书“评”，而那种广告式应酬式或摘要式的书
评只能说是“新书介绍”。
当然，好书评讨论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其所提供的
知识增量应当是“干知识”而不是“知识泡沫”。一本好书通常都会带
出许多尖锐的真问题。如当今影响很大的哈耶克名著《自由秩序原理》，
对于非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然是一个严肃的商榷对象，他们不能无视该书
的挑战而自说自话地弘扬其“主义”了。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本书也
提供了丰富的问题空间：自由主义既是个低调的、现实的“主义”，它
既无“致命的自负”，对人的智性与德性的期望值也很低，但何以现实
中能“自生自发”出自由主义秩序来的概率却是如此之低呢？是因为古
今中外的人们都过于“唯理”、过于“自负”了吗？自由主义者如何从
理论上（而不是从对诸如“圣雄”之类的偶然现象的期盼中）解决它既
承认人的理性自利与个人选择，而“自由”本身又是个最富外部性的“公
共产品”所导致的悖论，即“三个和尚无自由”？哈耶克给我们指出了
什么是不能走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他能给我们指出一条“通往自由
之路”吗？对哈耶克的讨论应该涉及这些问题，书评在此会有广大的学
理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书评》杂志无疑是以发表“有知识增量的书评”见
长的。中国需要有这样一份刊物，“无国界的”学理也需要这样的刊物，
这也是出版《中国书评》选集的意义所在。
《中国书评》与学术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景跃进
对于许多事情，包括正在从事的活动，我们并非都是采取理性的思
考态度。就《中国书评》而言，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兴许是，一旦作出了
某种基于理性思考的决定（“书评的问世乃中国学人建构高层次学术对
话场所和沟通氛围的自觉努力”——主编语），也并非时常有机会进行
理性反思的，感谢本次座谈会提供了这样一次再思考的机会。
从出生的时间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老大。为什么在有了
《季刊》之后，还要创办《中国书评》？在倡导计划生育的今天，这个
老二的生存合法性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书评》的创刊宗旨
和具体功能了。记得一个说法，大致意思是，《书评》以学术为本，提
倡“确立学术自尊心”。从学术研究出发，鼓励讨论、批评、回应、再
批评，。。通过这种良性的循环往复，达致“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
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目的。因此，就学术宗旨而言，
书评》与《季刊》并无二致。它们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提升学
术水准。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将二者视为协力的同胞姐妹刊物显然有足
够的道理，尽管严格地说，季刊是亚当，书评是夏娃。夏娃是上帝用亚
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书评》则是由《季刊》的“书评”栏目扩展而
分立的。
那么，《书评》和《季刊》并立的基础是什么呢？简言之，在于功
能方面的“差异”和“互补”。如果说《季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开拓一
个新颖的学术空间，提供发表严肃（谨）的学术成果的场所，那么《书
评》的重点则在于建立规范的学术生产机制。就此而论，《书评》为《季
刊》分担了一种确立游戏规则，营造学术氛围的任务。由此，回过头来
重新考察邓正来君当初主倡发起的关于学术研究规范化的讨论，其涵义
便有了新的显露。尽管这场讨论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
对于学术研究游戏规则之重要性，众人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一点非常了
不起的“星火”，我们今天不是已经可以感觉到它的燎原之势了么？
在《书评》的众多栏目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主题书评”，尤其喜
爱它的运作机制。在确定书目以后，便邀请学界相关人士撰写评论文字，
再组织作者和评论者一起座谈。或一杯啤酒，或一杯茶水，在“烟熏火
燎”中，面对面地进行讨论和交流。最后，由作者对他人的评论作出回
应或反批评。
在学界阿谀之风盛行，溢美之词贬值的环境下，能够听到发自内心
的、没有商业和功利杂质的声音，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气氛呀。此时，
就像摆脱了一切喧杂和污染，回到了清新的大自然，找到了自我的本真。
尽管这种对话和交谈有时不乏火药的冲味，甚至有点“苛刻”（应该承
认，良好的批评机制同样需要一个发育的过程），但重要的是，作者、
评论者、编者和读者都在此一过程中，共同致力于培养一种豁达宽容、
又严肃认真的交流品质与胸怀。
一期一期的“主题书评”就这样不断地推了出来，它们慢慢地聚合
成一种累积效应。借用前面提及的话，从学术关怀出发，讨论、批评、
回应、再批评。。，通过这种良性的循环往复，观点得以交锋，良莠得
以分辨，规范得以确立，思境得以升华。由此可以形成一种严肃的、有
益于促进学术发展的批评机制。经由此一机制，学者之间能够通过坦率
而理性的对话，发现学术研究的薄弱之处，找到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
如果说正常和严肃的学术讨论和批评交流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一
个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在这一意义上），《书评》的分而独立，乃是
《季刊》的一大幸事。我相信，《书评》的这种“辅助”功能对于季刊
质量的提升将发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同样需要提及的是，强调
这一点并不是否认《书评》自有它本身相对独立的其他功能，以及其他
栏目的优异性。
当初，编委会的目标是将《中国书评》办成国内第一流的书评，但
愿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在逐步逼近此一目标。作为编辑队伍中的一名，我
为《书评》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和自豪。
贺《中国书评》选集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宋新宁
《中国书评》在休养生息一年之后再次复刊，令学界同人无不欢欣
鼓舞。《中国书评》自1994 年9 月创刊，其对中国学术界所作的贡献是
有目共睹的。“确立学术自尊心”、“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
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作为《中国书评》所奉行的宗旨，在其最
初的十期中可谓始终如一，并主要体现在其“主题书评”和“社会科学
本土化和规范化”栏目中。
主题书评的方式在中国实属创新，《中国书评》（以及《中国社会
科学季刊》）自1995 年11 月第八期始，先后对《走向权利的时代》、
《社会中间层》、《企业的企业家》、《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
合》、《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中国的国家利益》、《充分信
息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书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评论。与传统的书评模式不
同，主题书评由一组对某个领域颇具研究水平的学者对某一著述进行评
论，著述作者对评论作出回应，并在此基础上由范围更大的学者群对双
方观点进行评议。正式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已经是学者们交锋后的产物，
使读者不仅对所评著述本身，而且对学界对其的主要看法均有更为全面
的理解。
主题书评的创新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形式的变化，更重要
的是学者们对书评所持的更为严谨和负责的态度。对一部著述的评论，
其学术功能并非仅仅是对其进行品头论足，而是要通过对某部特定著述
的评论，引发人们对该学科领域及相关领域之理论和学术问题的广泛、
深入的思考。以《中国书评》围绕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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