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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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全面和中肯。书中还分析了文革发动的外部原因，即当时苏联对中国
的军事压力和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以及最高层
为应付这些外部事件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这一个思考维度是中国


大陆的文革研究者未能问津的。书中的见解颇为有趣，可惜由于资讯缺
乏，我们不能对其对错作出判断。

在我看来，《剑桥中国史》第15　卷对于文革的论述之所以粗浅失当，
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有关材料未能开放，这就使
得一切研究者，不论中外，只能处于情况不清、线索不明的境地；第二，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研究不够，对比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
的研究，尤其对比他们对于本世纪另一场浩劫——德国第三帝国的兴起
和扩张的研究，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而此书不过是，也只能是西方学
术界有关研究的概括和总结；第三，中国人自己研究不够，使得本书编
者和作者不能获得有益的启发和借鉴；第四，主编指导不力，不难看出，
全书由几大板块拼凑而成，缺乏内在逻辑性和统一的思路，每位作者在
某一领域对中国问题有深浅不等的专门研究，他们像是独立地提供自己
的研究报告，而不是共同合作撰述一部史书。

下面具体谈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事实陈述不确切乃至错误

《剑桥中国史》第15　卷中谈及文革事件时充满了不确切、不清晰、
乃甚错误的陈述，作者的叙述常常是含混不清、漫不经心的。这些错误
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观点和结论的失误，但对于这样一部严肃的历史著
作而言，仍然是不能允许的。以下按书中顺序举若干例子。

林还主持空军的现代化和发展中国的核能力。。在林的指挥下。。
成功地于1962　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第123　页，译文有改动）
林彪虽然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但研制核武器和中印边界之战的决

策和部署决非由他单独负责，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作用更大。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作何反应的争
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页129）
罗瑞卿被整，原因在于林彪认为他不听话，想夺自己的权。他是否

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高层其他人有分歧，我们至今不得而
知。但可以肯定，即使有，也不是他被整的主要原因。

（在1966　年2　月以后几个月）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
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至7　月底，解放军就开始
为主要大学里出现的左派组织提供补给和后勤支援。（页129—130）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5　月25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和助教在聂元梓——哲学系的
一个助教——的率领下，写了一张大字报。。（页140）
写大字报的人中没有教授，而聂元梓当时是哲学系党支部书记，不

是助教。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直持
续发生且不断加剧。。（页150）
这里说的是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这种活动实际上得到官方的

大力支持，《人民日报》在北京红卫兵上街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好得
很》，使打、砸、烧活动像野火一样漫延全国。在检阅红卫兵时，林彪
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讲话，对“破四旧”行为大加支持和赞扬。

（关于安亭事件）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
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
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
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
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页158）
1967　年1　月6　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
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
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页160）
这几段关于上海文革情况的描述既不准确，也不完整。作出“工总

司”的人不去北京这个决定的人是周恩来，劝阻的指令由国务院发出。
一开始，中央文革不支持“工总司”的行动，陈伯达还发出一个很长的
电报加以劝阻。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他通过艰苦的
谈判和说明工作，基本上把工人劝住了，只是过了一天才突然改变主意，
承认“工总司”，使上海市委极为尴尬。事后，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
批准了张春桥中途变卦的行为。本书的描述没有反映事件的曲折，给人
的印象是中央文革对“工总司”北上告状先反对，后同意，张春桥是带
着同意的方案回上海的。聂元梓专程到上海，是受江青直接指派去援助
陷于困境的张春桥。聂的批判对象是常溪萍，他不是教育局长，而是市
委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她不是泛泛地给常扣一顶修正主义者的帽
子，而是指控他曾经镇压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原来，常溪萍曾于1964
年底抽调去任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对当时的过火斗争持不赞成
态度。1967　年1　月上海造反派集会，会上发布的“通令”称不再承认曹
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这种通令在文革中司空见惯，不能
算数，和正式撤销职务是两回事，后者是要中央正式发文，经毛泽东批
准才行的。另外，张春桥1　月4　日就到了上海，1　月6　日集会就是他策划
和指挥的。

杨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
办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因而，杨成武因支持了
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指控，像第一次一样，第二次“二月逆
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页187）
傅崇碧和另外几个军人进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楼，是去向江青

汇报有关鲁迅书信手稿的事。而手稿正是江青下令从鲁迅博物馆取走，
藏在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江青被此事弄得很尴尬，再加上杨成武和傅
崇碧一直不太听她和林彪的话，就诬陷杨指使傅带两车士兵冲击钓鱼
台，她的行径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傅崇碧去钓鱼台，杨成武并不知道。


在文革中，从没有“第二次二月逆流”一说，作者的误解，可能出自据
传的康生随口对杨成武的攻击：“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1965　年初。。毛让自己在党内的可疑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负

责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此来检验他们的忠诚；让国防部长林

彪负责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负责编印毛主义语录——“红

宝书”，并帮助组建红卫兵。。（页225）

刘、邓、彭等负责指导社教运动，是因为他们在党内的负责地位，
不存在毛用此事考验他们的情况，1965　年军内社教运动也是没有的事，
编《毛主席语录》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63　年底决定并组织人完成的，
至于红卫兵，是北京的一群中学生于1966　年5　月自行成立的。

毫无疑问，吴晗是在“借古讽今”，因为他早年的作品已表明他自

己是清楚这种手法的。吴晗笔下的海瑞是清官，他站在百姓一边，

要退田与民、为民伸冤。因此，姚文元说吴晗实际上是煽动解散人

民公社。他这一理解并不十分牵强附会。（页624）

吴晗最初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因为毛泽东在1959　年提倡海瑞精
神，胡乔木找到他，转达了毛的意思，请他写这方面文章。他写《海瑞
罢官》的戏本，是应京戏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再三请求。此剧本写于1959
年，姚文元说剧本影射1961　年单干、退社风，是不合逻辑的。

二、对中国政治陌生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中
国共产党党内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向社会的漫延，其力度和幅度都达到
了最高峰。这种斗争，既继承了俄国布尔什维克路线斗争和斯大林大清
洗的传统，又可见到法国大革命中政治煽动家和暴民造反相结合的踪
迹；既遵循中国古代道家“借力打力”的思想作为指导，又有《东周列
国志》中描述的宫廷阴谋的色彩，以及《红楼梦》中的那种家政不分的
无谓磨损。《剑桥中国史》第15　卷的作者对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散合
消长，对毛泽东高深莫测的战略布置不能作出正确理解和判断（其实这
对于即使亲身参加过文革的中国人亦谈何容易！），对中国共产党这部
庞大的政治机器日常运转的方式也知之甚少。

本书第2　章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依靠三种力量，即军
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众（第121—129　页），而在文
革中有活动能力的，可以进入“三结合”权力机构的力量有三种，军队、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群众组织和干部（页167—173）。这些力量的特征、
它们内部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结盟与竞争以及力量消长关系，还有毛泽
东和这几种力量的关系，构成了文革进程的动因和经纬线。这种见解大
致不错，但由于作者不熟悉情况，对各种力量及关系的分析有诸多缺失，
因而对文革的说明就不准确、不完整，有各种偏差。

关于军队。作者固然看到，军队在文革中表现得并非铁板一块，也
并非所有的军队都忠实地听从林彪的号令，存在着主力部队（直属中央
指挥）和地方部队的区别，以及40　年代后期形成的几大野战军系统的矛


盾（页170—171），但作者只是抽象、笼统地知道这种情况。部队政治
立场的区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在同一地区支持不同的派别，比如在浙
江，省军区支持“红暴”，20　军和空5　军支持“省联总”；在广西，地
方军区支持“联指”，55　军等支持“四·二二”。不同的部队支持不同
的群众组织和干部，从而一个地区武斗不息，派争不止，这是文革中最
为广泛和重要的情况，但作者似乎完全不知道。在作者看来，军队只是
支持保守派（页181，584），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比如在四川，54　军
支持重庆的“八·一五”和成都的“红成”，50　军支持“八·二六”，
他们是造反派中对立的两派。作者认为，文革中军队唯一关心的事情是
维持秩序和稳定（页170），而军队有权筹组各地的革委会（页166，180），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组建省级革委会的权力在中央（由毛、林、周和中
央文革决定），因此军队不光维持秩序，而是要争取更多的权力，不然
的话，文革中的“全面内战”不会那么长久，那么激烈。

作者把所谓激进的知识分子作为与军队及下层群众并列的毛的权力
基础，我认为不妥。他们就是那么几个通了天的御用文人，既不是一个
社会阶层，也不是一个社会集团。作者说他们比其他知识分子“受马克
思主义影响更彻底”（页125），在现行政治体制中没有多大既得利益，
更愿意反现行体制（页126），这也是不对的，他们不过是在思想倾向和
个人关系上更接近毛泽东而已。作者还断言，中央文革小组只反映这些
激进知识分子的利益（第161　页），而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有分歧（页172），
这也是不对的。中央文革小组只代表毛的意图，在它存在的期间，只听
说有军队和群众组织犯错误的事，从未听说过中央文革小组犯错误的
事，其成员的利益在于为毛泽东打倒党、政、军中的“走资派”而得到
升迁。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群众基础是城市中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在学生
中，是家庭出身中等或不好的人，他们在升学、获得好工作等方面受到
歧视；在工人中，是那些非技术工、学徒工以及亦工亦农工人，他们的
收入和福利都低于技术工和正式工（页126—129）。这种观察有其深刻
之处，但并不准确。由于血统论的猖獗，最早起来造反的学生绝大多数
是出身好的（当时的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作者
的观点解释不了这一点。至于工人，地位低下的那部分人确实对现实不
满，并在运动中力图改变地位，但毛从未鼓励过作者所谓的“群众性大
规模抗议”。文革派和“走资派”的差别是暂时容忍他们的活动，听任
他们去冲击党委和政府。作者写道：“1966　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
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
凑的联合阵线。。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
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页129）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作者说法的不准
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时间不对。直到1966　年5　月底，群众的作用
尚未显于舞台；第二，误解了文革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从未主动到不满
现实的人中去寻求支持；第三，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毛的个人魅力：
群众，不论是学生还是工人，只要有机会，都愿意为毛尽忠效力，甚至
牺牲生命。

二月逆流和武汉事件是作者具体分析各种力量的事例，作者的分析
和论述表明他对情况很不熟悉。对于二月逆流，作者只知道大闹怀仁堂


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遍及全国的“二月镇反”，军队在各省镇压造反
派组织，大批逮捕拘禁（在四川、湖南高达几十万），抓捕或驱逐到各
省为中央文革小组充当联络、指挥的“首都红三司”的人。镇压的起因
多为造反派冲击军区，作者显然不知道中央文革和军队在这方面惊心动
魂的较量。在讨论武汉事件结束时，作者觉得仅指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
陈再道抱有善意是不够的，认为林彪同样如此（页183），作者在这里大
错特错了。事实是，林彪竭力把武汉军区的“路线错误”渲染成“兵变”，
从而搞掉陈再道的老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