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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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著名的“地方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群体，开始了有史以来直至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系统性的科学化实证化的农村统
计与调研工作，40　年间仅出版专著就达4000　多种，其中数据信息比重极
大，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与最活跃的农民研究学
派群。

而恰亚诺夫的活动则是这两大动力的合流。作为“自治局农业工作
者”学风的传人，他集当时著名的“预算研究”、“动态研究”等学派
之大成，在严谨的实证基础上对自治局学者40　年的成就进行了理论总
结。而作为新民粹主义思想家，他又对自己理想中的“农民乌托邦国”
充满热情并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变革进程。他认为俄国首先需要的不是
技术意义上的农学，而是“社会农学”。这门学问一方面是一个认知性
的“社会测量体系”，另一方面又是个“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新的人类
自觉”的运动。＇5＇恰亚诺夫抨击工业社会的弊病，认为“都市文明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6＇，因此那种“新的人类文化”与“新的人类自觉”是
以农民文化的“复新”为基础的，为此他强调“社会农学”家必须是“农


学家——组织者”（aгроном…оргaниЭaтор），即既是
学者，又是农民社会的组织活动家，学术研究与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操
作并重。这与民粹派“到民间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恰亚诺夫对此身体力行，他作为“全俄地方自治局联合会与合作社
联合会”的主要活动家积极参与革命前俄国的改革进程，1917　年革命中
又创立了农村研究者超党派的大联合组织“农业改革联盟”。苏联新经
济政策时期重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因而当局一度颇为倚重恰亚诺夫。
然而当“全盘集体化”开始后，“小农理论家”恰亚诺夫的厄运便来临
了。1930　年苏联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恰氏与组织——生产学派的
所有主要成员均被指为这个虚构的“党”的头头而被镇压，恰亚诺夫本
人于1939　惨死在劳改营，他的思想一时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随着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凸显，随着典型资本主义和
苏联式社会主义这两种“工业社会”积弊日重，探寻“第三条道路”的
呼声日高，随着西方文明自我批判与反思进程的发展与后现代主义、绿
党思潮的崛起，恰亚诺夫被“重新发现，”并从六十年代起出现了“恰
亚诺夫热。”20　多年来这股“热”从英语世界而欧陆诸国而第三世界及
俄罗斯，从农业经济学而蔓延至其他学科领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恰
亚诺夫著作（及多卷本著作集）的各语种译本也在各国纷纷出现，其中
一些重要著作甚至在同一国、同一语种有多个译本＇7＇。1987　年前苏联正
式为恰亚诺夫及其同仁们平反并称许他为“合作制的大理论家”后，“恰
亚诺夫热”又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兴起了。

恰亚诺夫在世纪初的“先见之明”无疑是当代人们对他感兴趣的最
初原因。尤其是经历了农村改革“奇迹”的中国人，对他的诸多“预言”
一定十分惊讶：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生命力、稳定性和家庭经营在农业中
的相对“优越性”的见解，关于未来农业的主体仍将是小农农场而不是
“农业工厂”、农业资本主义化主要靠“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的“农
民分化”的论点，关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
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的预言，等等。尤其是他在《农民乌托邦》中
描绘的“1984　年俄罗斯”，从“小城镇主义”、“离土不离乡”到乡镇
企业、从合作制到家族温情与传统社会关系与现代理性化决策程序的结
合、从每户均分份地上的家庭耕作到非农产业中的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
层”体制，都为今人似曾相识。而恰亚诺夫本人及其学派的思想与经历，
也令人想起中国的“乡村建设”派。

然而恰氏在今日的魅力当然不仅在于这些表层“预言”的应验与否，
甚至也不仅在于他为此作出的理论证明（虽然这些证明在农业经济学上
的价值是今人公认的）。实际上“恰亚诺夫热”的影响今天已远远超出
了农业经济领域。恰氏的思想被一些评论者称为“经济人类学”、“后
马克思”或“农民的新马克思”理论、“启蒙与当代发展理论”、“新
民粹主义”、农民主义（Peasantism　）”等等。“恰亚诺夫主义
（Chayanvism）”与“恰亚诺夫的（Chayanovan）”等词汇也出现了。

＇8＇正如本书第二个英译版T。Shain　作序指出的：“本书被不同信仰、不
同国家和不同学术门派的分析所广泛使用。它引起的误解和它的启蒙作
用在效果上常常同样有意义”；“左派、右派、中派都引证此书，。。
恰亚诺夫被欢呼为农民的新马克思、创立激进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英雄，

而旧的思想统治则以同样程度的仇恨来攻击他。”本书“形成了不同的
理解，吸引了各方的注意，不但为学界提供了定义、分析模式、语言符
号，还常常成为国家或国际间组织的政治纲领的基础”。＇9＇　

那么恰亚诺夫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我以为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恰亚诺夫的“社会农学”是当代农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
之一，他的一系列见解是如此有生命力，以至今天他仍被认为是当代农
民学三大派之一的“实体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学派与农民研究中新民
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的综合物）的头号代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
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农民学（至少在西方）正是从60　年代的“恰亚诺夫
热”中奠定的。

第二，由于恰亚诺夫及其所代表的俄国自治局农业工作者首先跳出
了以“经济人”的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
的心理状态出发去分析其经济行为，同时首创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
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
两方面都为经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此恰亚诺夫如果不是“经
济人类学的奠基者”的话，至少也是“对当代人类学思想有很大影响”

＇10＇的人。
第三，在社会—政治思想史上，“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的
定义问题与恰亚诺夫是否算得上这些“主义”者的问题一样，是极为复
杂与界定不明的。但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定义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恰
亚诺夫是那些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而立志要寻找
一条从农民社会传统到现代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人们中的佼佼者。
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的乡村建设派可有一比，而且客观地说，无论在
理论建设还是在社会改革实践方面，在学派延续时间与在国际上的影响
方面，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然而对一个思想家来说，最大的“贡献”往往也易于引起最多的争
议。对所有以上三点，人们对恰亚诺夫都是见仁见智的。例如就他的“宏
观理论”即经济人类学思想而言，恰亚诺夫明确拒绝了当时势力甚大的
两种倾向：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对经济生活可以进行理论概括的倾向，与
古典学派企图以一般理论（实际上即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概括所有经济
现象的倾向。恰亚诺夫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概括出它自己的理
论，也只能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建立“农民经济”乃至其他“非资本
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可能的，但这种理论必须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
自己的基本范畴与逻辑体系，而这正是当代经济人类学赖以建立的方法
论基础。

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曾经热极一时的传统经济学中研究不发达经济
的分支即发展经济学陷入了危机；它基本上沿用古典与新古典学派的分
析方法，多数范畴出自“资本主义中人”的先验假定，因而“如果认真
地反思，它没有什么东西是站得住脚的。”＇11＇这导致经济学的人类学化，
即理论上摒弃唯古典主义而趋于多元化，方法上改变纯文献的与客位的
角度而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主位研究”原则，力图搞出不发
达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不仅仅是向发达国家靠拢和“发展”
的理论。六十年代对恰亚诺夫的“重新发现”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趋势，
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被看作当代经济人类学中一系列非资本主


义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中的滥觞之作。这些著作有：波耶克
的《二元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达尔顿的《部落与农民的经济学》、
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的经济学》、鲍尔丁的《爱与怕的经济》、斯科特
的《农民道德经济》、弗里德曼的《食物的政治经济学》等等。＇12＇　

然而，经济人类学在矫“发展经济学”之失的同时，是否也走向了
另一个谬误的极端呢？假如一切经济学原理都只具有相对性质，所谓“发
达”与“不发达”也就失去了客观尺度而变得无意义，文化人类学中的
“文化相对主义”在这里便变成了“经济相对主义”。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的”经济学（而不仅是有自己的经济发展实践），那还谈得上什么一
般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谈得上什么“市场经济”以及趋向市场
经济的“改革”？许多经济人类学家把农民经济称为“道德经济”、“爱
与怕的经济”等等，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不适用于农
民，建立在此假定基础之上的全部经济学也被认为对农民无效。而在研
究这些据说是不想发财而只关心“爱与怕”的人们的经济心理与经济行
为的学问中，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他们的
贫困“意味着拒绝成为富人的心理代价”。＇13＇这样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
已经受到当代一些农业经济学家（如T。W。Schultz　等）的批评，而且也
无法解释诸如中国农村改革这样的经验事实。

二、“微观理论”与劳动—消费均衡说

与恰亚诺夫的“宏观理论”即其经济人类学思想相比，他的“微观
理论”即对单个农民农场（“家庭农场”或“劳动农场”）运行机制的
静态分析更为精致，影响更大，引起的争议也更多。展开这一理论的《农
民经济组织》（OргaниЭaчияКрестъянсКого。。　хоЭя■ртвa。M。1925）一书因而也被公认为恰氏最重要的著作。本
书1923　年以《农民经济理论》为名在柏林先出了德文本，两年后经增订
补充以现名在苏联出了俄文版，此后译本众多，有日、英、法、荷、西
诸文；其中日文、英文都出了两个版本＇14＇。

恰亚诺夫在本书中指出：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
家庭经济（他在此抽掉了产业界定，即并不仅指农民家庭经济为然）以
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当劳动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的“劳
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农场的经济活动量
便得以规定。而由于生物学规律，家庭规模与人口构成中的劳动/消费比
率呈周期性变化，因而农场经济活动量也随之变化。正是这种“人口分
化”而非“经济分化”形成农户间差别的主因。农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均
衡关系的实现依赖于土地、劳动与资本这三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
制约着农场活动的适度规模的实现与偏离。在农民农场中，这三要素的
“组织”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因而两者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也完全
不同。作为国民经济中一分子的农民农场正是以这种独特性质影响整个
国民经济结构，这可以从对经济地租、土地价格、资本利息、农产品市
场、劳动供给等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中清楚看到。了解了农民农场
的这些特性，就可以正确评价其发展前景——这前景不是“大生产”消
灭家庭农场，而是通过合作—服务的“纵向一体化”把无数小农联系起


来并使之成为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细胞。

这一整个分析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是来源于边际主义的劳动—
消费均衡论，其二是来源于“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而前者又更
为关键。可以说，“劳动—消费均衡论”对于这个“农民的新马克思”
的重要性，犹如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当年批判恰亚诺夫的苏
联官方学者正是抓住这个关键，以劳动——消费均衡论的基础是边际主
义为由，指责恰亚诺夫是“反动的”奥地利学派的门徒。今天看来这种
贴“标签”的做法太不足取，恰亚诺夫对此的反驳是可以成立的。的确，
正如人们已指出的：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边际分析与分析者所持的社会
政治立场是两回事，既便要否定奥地利学派本身，也不能仅以它使用了
边际分析方法为由。而对于恰亚诺夫，我们首先要弄清其独创性究竟何
在，然后才能评论这种独创是否可取。

关于恰亚诺夫上述理论的渊源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关于农民家庭
经济自有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的论点，恰亚诺夫以前的俄
国学者、尤其是民粹派学者早已说过。如先于他40　年的n·A·索科洛夫
斯基就曾指出：“支配小经济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大经济，。。农民所追
求的目标不同于大土地所有者。对后者来说生产利润是首要的，而对农
民来说它仅具有次要的意义。。。哪怕毫无收入，只要能提供养活家人
和牲畜的资料，他就要干。从农民的观点看，可以经营的农业地块的最
低限度，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及其牲畜的工作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家庭
和牲畜的最低限度之需求。。。那种不能取得任何纯收入，不能充分利
用全家劳力和畜力的独立农民经济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此”。＇15＇　
但显然，这种表述远不如恰亚诺夫的表述更有逻辑性。

其二，尽管恰亚诺夫自己也承认他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