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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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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上一章定义的“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标准，本研究主要通过两个方法获取研究对象：
方法一：由熟人入手，进而采取滚雪球的方法。首先从我已经掌握并熟知了一些多性伙伴行为者（包括研究者的熟人和朋友）入手，他们在接受访谈后再介绍他们的朋友接受访谈。这得益于我从事学术研究之前的工作经历，那时我作为一名作家出版过二十多本两性论著
，在多家报刊开设有情爱与性爱的咨询栏目，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几封读者的咨询信件，就他们的感情困惑向我咨询，而其中又以女性为多。对于每一封来信我都在当天回复，尽可能地义务帮助他们度过情爱困窘期，几年间回复的信件已达七十多万字，因此很积累了一些“人缘”，一些人成为我的朋友或熟人。在我做这项调查的时候，他们便当然地成了我的受访者。
比如，早在此研究开始前７年，Ｆ０７便读过我写的书，并在３年前找到我，咨询她的情感困扰，在咨询中更是本着“有病不忌医”的原则倾诉其私人经历。长期的交往中相互了解颇深，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朋友情谊，不仅认真地接受了此项研究的访谈，还介绍了自己的两位男性朋友接受访谈。
方法二：研究者在互联网的ＢＢＳ上公布征求支持此研究志愿者启示，访谈那些主动发信给我表示愿意支持此研究的志愿者。关于这条途径下面会有专节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看到启示后主动给我写信来的受访者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也曾是我的读者，他们原本对我的了解对他们最终决定接受访谈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为保证访谈效果，访谈地点均选取在单间的茶室或咖啡屋，以确保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受访者可以放心接受访谈。访谈坚持一对一的原则，即只有一名访谈者与我面对。每人访问通常是一次，只有一个人访问了两次； 这样做是避免受访者多次接受访问必然带来的厌烦感。每次访问费时在三小时至四小时。
每位受访者在面访之后，均以电子信件或电话的方式进行了至少一次回访，绝大多数人进行了两三次信件或电话的回访。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仍然对其中四五个人进行了电话访问，以补充材料。
为减轻受访者的心理压力，访谈时原则上不使用录音机；只做笔录，来不及记录的则只记提示并在访谈结束后立即补记。只对个别心理素质极好，或极熟识的受访者，在确认录音不会影响访谈效果的情况下，才使用了录音机。
研究者有义务让每一个受访者都是在对接受访问的目的、其谈话可能被引入的方式、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与研究者拥有同样信息的背景下进行。即，保证受访者拥有绝对的知情权，是在他充分了解研究目的，愿为人类性学研究做出贡献的情况下，成为此研究的受访者的。
因为研究课题的特殊性，对研究者的另一个重要伦理要求便是“不介入”原则，即绝不与受访者发生涉性私人关系。这是此项研究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但不发生涉性私人关系并不等于说不发生私人友情，我认为后者有助于访谈与研究的深入进行。
比如，我与一位女性受访者相处的比较熟了，她在来信中开玩笑地谈及两人间的关系，我同样以玩笑的方式回复：“我只说过要报答你，可没说过要以身相报哟，哈哈。不和研究对象上床，这是研究者所必遵守的规则。”那个聪明的女孩子回信说：“这样说来，研究结束后，就可以和研究对象上床了？”我又回复道：“我没有告诉过你吗，我准备对这组研究对象进行常年的跟踪研究，也就是要研究三四十年呢！”……
第二章 方法论网上找来的志愿者，可信吗？（1）
当听到我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是通过在互联网的ＢＢＳ上发贴子找来的志愿者时，几乎每个人都立即问我：“你如何保证他们说的是真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这问题背后的一个假设是：这种志愿者，与通过随机抽样而获得的接受问卷的调查者相比，他们更可能说慌。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种方法：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拿着一个随机抽样获得的名字在傍晚去敲响他的家门，突然闯入他的生活，不顾及他当时的心情，由我们这些他完全不了解的人将一个他可能毫无兴趣甚至颇为反感的调查强加给他，同时告诉他还会因此得到一些报酬。
而在我于互联网上公布的寻找志愿者的启示中，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样几点：第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是出版过许多两性问题著作的作家，现在是一个要做学术研究的学生），我对于多性伙伴行为者的价值倾向（多性伙伴行为是个人选择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或道德问题，本研究只是探究社会控制对此的影响，而不进行价值评判），以及他们可以获得关于我的更详细信息的网址；第二，我以人格保证对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严格的保密（受访者自始至终都无需讲出他的职业、姓名这些具体信息）；他们的谈话将被打乱了用在我的论文中，在我的论文发表之前，他们可以先行阅读，并有权力要求我对涉及到他们的地方进行修改，如果修改仍不令人满意，我会保证删除一切他们要求删除的内容；第三，他们不会因为接受我的访谈而得到任何物质酬报，只会得到我自己的著作作为纪念品，对他们最大的回报是对人类性学研究做出贡献的自豪感；第四，我不强迫甚至不试图劝诱任何人接受访谈， “您充分尊重您不接受我访谈的权利，但是，如果您接受了，我就希望您陈述的是百分之百真实的。为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我在这里请求您保证真实！”第五，我完全听由志愿者选择他们方便的时间和地点，在他们接受访谈的心理准备和心情最好的时候进行访谈，而不会强行闯入他们的生活。比如，Ｆ１５便是在我已经睡下的深夜一点打电话给我表示有时间谈话的，我立即起床出去见她。
二者比较，不能看出，我在此研究中获得的受访者，并不比抽样获得的受访者更多说慌的理由。
但是，保证真实性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人们对于防止和鉴别问卷调查者说谎已有一套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事实上，问卷调查中的防伪与鉴别同样可以用在个案访谈中。在我的访谈中，同样会通过不同的问题检验受访者的陈述。比如，不止一位未婚女性受访者说，她们从不与已婚男人发生性关系，但在我对她们每个性伙伴身份的逐一鉴别中，却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另一个例子也能够说明访问者的高度警惕与机智才是访谈内容真实性的最佳保障。在对一位女性受访者进行访谈的时候，她对我讲和陌生人做爱的时候一直坚持使用安全套，但是后来在讲述一次具体的性爱经历时，她描述说那个陌生网友进了屋就强行将她抱到床上、扒掉衣服性交，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孔。我立即追问：“这一次没有戴安全套？”在我随后的一连串追问下，她不得不承认，事实是她一直坚持或者说希望坚持戴安全套，但真正做到的时候却微乎其微。
察言观色同样是最后的检证真实性的方法，访问者必须时刻留心受访者瞬间变换的语气、表情、不同的用词，等等。
事实上，用什么方法进行调查并非保证真实性的关键，关键是调查者是谁。换言之，调查者自身的素质，他与被调查者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他对被调查者陈述中可能出现的偏失的敏感性，等等，都是访谈真实性的保证。这其中，有许多是学术素养之外的要求。
对于每一个给我写信来的志愿者，我都在第一次回信中便留下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有些调查者甚至不愿意留自己家里的电话给受访者，那么你同他建立信任关系的一个机会便失去了。从一开始接触，你就要让他相信你愿意成为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把他当作小白鼠。第一次通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让对方感到你的热情，你对他的感激，特别是你对他的关心。你的语气应该像是两个很熟识的朋友间的谈话，而不是对一个陌生人。
见面之始的最初几分钟，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我见过一些调查者虽然在努力使自己做到保持微笑，但他与受访者间的心理距离却并未打破。随意、亲切、关心，细心地抓住对方当时的状态，找到最好的话题通过一两句话就拉近距离，见面最初十分钟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访谈的成败。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你的目光。只要当你内心真正对受访者充满了感激，充满了敬意，充满了想和他成为真正朋友并长期交往的愿望，你的眼睛里才会有那种可以让受访者觉得很亲近，乐于像朋友一样和你交流的目光。而这些，确实是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
我要特别感谢多年当记者和作家的经历，我曾对诸如同性恋者、易性恋者、艾滋病病人、美术学院人体模特儿等许多敏感人群进行过深入访谈，出版过多部专门的著述。怎样和受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让受访者客观并尽可能详尽地表述自己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已转化为我在与受访者接触时的一种本能行为。虽然我本质上是一个内向的、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但是，当我面对自己的受访对象的时候，我总是仿佛换了一个人，能够本能地调动起自己全部的社交储备，瞬间拉近与受访者的距离。
第二章 方法论网上找来的志愿者，可信吗？（2）
我从Ｆ０３见我后说的第一句话中，听出她是东北人。我立即告诉她，我幼时也在东北生活了七年。我们进而发现原来两人生活的竟是同一座城市，我们最初二十分钟的谈话便几乎都是围绕“家乡”进行的，我向她询问那里的变化，给她讲我小时的经历。那天Ｆ０３有些感冒，当我不失时机地拿出自己带的面巾纸递过去的时候，我看到她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当Ｆ０３主动而且自然地将话题过渡到她的性经历的时候，我们已经如亲近的“发小”了。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访谈我中从来不忌晦开诚布公地回答受访者关于我个人的任何问题，包括性经历。我有问必答，而且很随意和爽快，这同样会帮助对方也放松下来，制造一种“谈性经历本来就是一件很平常事”的气氛。这种“交换关系”不仅仅可以帮助建立受访者对访问者的友好感，更主要的是，受访者会确信你能够充分地理解和尊重他的经历和感受。
会面之始，我还会送给受访者一两本研究者出版的著述，以加强受访者对研究者学术资格的信赖。事实上这项研究结束之后；我的所有存书几乎都送光了。还曾有一位男性志愿者在见面之前便要求我多寄一些书给他，以便了解我。我寄了五本书去。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网络结识研究对象，然后对其进行深入访谈的研究方法，并非笔者首次使用。在我检索到的文献中，便已有Robin和Turkl各自进行的相关研究，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主张不一定要与研究对象面谈，单纯网上访谈结果（电子信件、聊天室或通过ＱＱ、ＭＳＮ等软件的聊天）便可以作为研究资料，而后者则一再强调，自己坚持要在网上访谈的同时也会见研究对象，以面谈作为重要手段，并验证网上访谈到的材料。（Robin，1999；Turkl，1995）
我更认同于Turkl的观点，相信不经过面谈便不足以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辨伪，也不足以获得更深入、丰富的访谈材料。所以，几个被我列入访谈对象并开始信访的受访者，在信访之前也都是确信他们不久将来北京，我有机会进一步面访，在此背景下才开始以信访作为预备的。可惜，其中绝大多数后来并没有接受我的面访，对于这些人的已有材料，我便按“不引用”或“个别引用”来处理。
我对访谈结果采取“全面引用”、“个别引用”、“不引用”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是对研究采用的个案真实性的再一次保证。“不引用”是一个字也不用，“个别引用”是只引用极少二三处确实可信的。而对于“全面引用”的个案，即经过反复检证值得给予充分信任的，几乎其中所有陈述均可以被引用，虽然事实上大多数陈述并没有被用到。即使有两位交往多年的友人，因为种种迹象显示了其提供材料中有很多自相矛盾，在写作论文时，我也分别采取了“不采用”和“个别采用”的对策。
第二章 方法论男人访谈女人的性经历，能行吗？（1）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性行为访谈是在异性间进行的，则受访者面对异性访问者进行陈述时，必然与真实内容有很大的出入，或是夸大，或是缩小。换言之，异性间不可能客观地谈论性隐私。但是，仔细考察便不难发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定完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受访者对面前的这个异性访问者具有除了接受访问之外的其它兴趣，特别是只有异性间才有的某种兴趣。
而这一假设，是靠不住的，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所有的异性感兴趣。
当受访者确信自己无论怎样的陈述，都不可能影响自己与访问者的关系时，甚至，当受访者对自己与访问者的关系毫不关心时，更甚之，当受访者完全没有把访问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作为一个可以面对其进行倾述的，与自己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任何关系的“访问机器”时，她没有理由对事实加以改造。
但是，这只是一个初级的要求。更高一级的访问者应该给受访者这样的感觉：他只有说实话，说全部，才是对他们的关系有助益的，才是对得起访问者的。
事实上，此类敏感话题的访谈，在要求访谈者具有和受访者建立良好的亲切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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