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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魁首-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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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中国队有希望成为世界冠军”。然后，只是在两年后，这条预言就遭到了打击。
“中国队在汉城和土耳其队的比赛是中国队50年内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球。”黄健翔说。“中国队不会再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50年！”
米卢成了中国皇帝？
2001年冬天，在北京的阳光下，女记者李响正为一本时尚杂志的摄影记者摆POSE。她俨然成为新女性的代表，她说：“女人要自信。”她说：“金钱能给人更大的自由感觉。”
官员阎世铎则意气风发：“对中国足球我有信心。我的信心建立在三方面上：一、入世成功；二、申奥成功；三、十强赛出线。哪里有不打败仗的改革，关键看我们对中国足球长远的目标有没有信心，这就像半年前有人认为米卢不称职，我却认为米卢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一样。”
2001年的中国足球由3个人构成——一个职业教练，一个政客，一个女记者。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有一天，足协领导阎世铎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花钱请那么个人来？
2001年的开头对米卢来说并不愉快，他率领的国家队在罗马以3：6输给拉齐奥队，在德黑兰以0：4输给了伊朗队，输4个球几乎是中国队对伊朗队的习惯性比分。失败使米卢经受信任危机。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说，外国人来中国执教，就应该按照中国人的训练习惯办，过什么圣诞节呀。这种来自上级的批评，让米卢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体育特有的运行机制，在2000年亚洲杯上，米卢就曾经这样抱怨：“中国人好像很容易陷入恐慌，然后他们就要来干涉你，希望你按照他们说的行事。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能乐观一点，用正常的心态来看待比赛呢？赢球了大家相安无事，输球了立刻各自为政，脱了干系再说，然后再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就不能多一些合作，多干些实事呢？”
米卢可以学着夹上一个小本去参加领导召开的会议，听女排精神，听乒乓球精神，但听到观众喊他“下课”的声音恐怕才真正能触动他。在广州，世界杯外围赛对柬埔寨的小组比赛后，米卢再一次听到人们呼喊的“下课”，那场球的比分是3∶1，但观众并不满足。“大国心态”与“弱者心理”能够奇妙地交织在中国球迷身上，他们可以用为客队加油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这是最令米卢感到不可思议的东西，以至于他同样不可思议地建议：中国队踢十强赛能不能就别卖门票了。
从一开始，米卢就希望中国足球能变得快乐起来，他传达的世界观是“享受生活”。隔了这几年回头看去，中国足球没什么变化，倒是米卢因为将中国队带进世界杯而在中国好好享受了一番。韩国一家报纸这样问：“进军世界杯使你成了中国的英雄。德国媒体说你有成了中国皇帝的感觉，真是这样吗？”米卢回答说：其实“皇帝”不是我说的。是他们问我“听说进军世界杯后你成了‘皇帝’，这是事实吗”？我回答“是的”，我当时以为是玩笑，没想到他们原原本本登了出来。
米卢主教练的这些话并不显得刺耳，因为他知道怎样说我们喜欢听的话——在十强赛出线后，国家队赞助商飞利浦公司曾表示愿意安排中国队与荷兰队打一场比赛。米卢说，我们不跟荷兰队打，因为荷兰没有出线，中国队要和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交手。我们不带荷兰队玩。这番话是米卢的玩笑，但幸灾乐祸与得意忘形是我们的本性，听起来那么受用。
米卢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怎样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自己的形象：他和中国足协谈判结束之后走出大宝饭店，见到摄像机对着他，就从身边环卫工人手中拿过大扫帚做扫雪状。《足球之夜》记录下的这个镜头让中国观众立刻对他产生了好印象。
2001年的圣诞假期到2002年世界杯结束前这半年的时间里，米卢大概过得非常愉快。2001年12月19日，主教练米卢接受英国著名的“One Football”网站采访时表示，中国队将会压过土耳其和哥斯达黎加，以小组第2的身份杀进世界杯16强。这是多好听的话。此前6天，米卢的日程安排是——12月13日凌晨1：15，米卢到达广州，早晨7：00从酒店退房赶赴距广州1个小时路程的罗岗外景地，拍摄广东某DVD生产企业的电视广告；16：00直接从外景地赶往白云机场，乘18：30的航班飞往北京参加14日上午足协的会议；14日下午15：00，从足协会场直接赶往首都机场，飞往广州；18：00，直接从白云机场赶赴中山的外景地继续拍摄DVD广告，然后连夜返回广州；15日、16日、17日3天在黄埔体育场为广东某电工产品拍广告；18日从上午7：30到下午13：00在天河体育中心接着为DVD拍广告；13：00再赶着拍另外一家酒业的广告；17：30赶往白云机场购机票、吃晚餐；20：30离开广州。
某个晚上，中央台体育频道的“体育沙龙”，米卢、李响是嘉宾，主持人刘建宏一脸暧昧地说道：“现在米卢的摄像机就在李响手里……请李响说说米卢吧。”李响神色自如落落大方微笑作答，而米卢在台上闭着眼睛，脸上有孩子般的顽皮表情。主持人又让米卢说说李响的评价如何，米卢直截了当地说：我从不评价自己。
黄健翔那一夜说了什么（1）
2002年初，网络上流传着一组署名“百晓妹”的文章，讲述“传媒江湖人物”，其中一篇题为《得意忘形黄健翔》，这篇文章大致如下：
大雪封山，群鸟绝迹。而在京城郊外那家王二开的小酒馆里，有人对雪抒怀。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默念着这两句诗，把杯中酒倒入口中，心里朦胧地想，没想到李白倒是我的知音呢。“看来怀才不遇者，自古便有，倒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倒霉。”他想着，又往杯中注满了酒，举起杯来，却又不喝，而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王二走了过来。“这位爷，自打去年9月以来，您老隔三岔五的就会到小的店里来，每次都喝得大醉，还唉声叹气的，想必有什么心事，小的也不敢问。刚才俺那在京城读书的三闺女回来，说您老长得很像大内说足球的那个黄什么……对，黄健翔。她说，她们学堂的那些女娃子，都很崇拜您老……”
想不到在这种小地方也有人认识我。他落寞地笑了。
不错，他就是黄健翔，中国最好的体育解说员——曾经是。但现在，他只是这个人烟罕至的乡下小酒馆里的一个酒客，一个无名无姓的人。
“你刚才好像说到去年的9月？”他心不在焉地看向王二，而思绪早已飘回到2001年的9月7日，那个让他堕入深渊的冰冷的夜晚。
那次，中国队在前往世界杯的途中遭遇西亚卡塔尔一群杀手的伏击。率领中国队的是那个叫米卢的老头，据说身怀绝技，但在他看来，米卢那些招数就跟大理段公子的“六脉神剑”一样，时灵时不灵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一时心急，就越俎代庖，现场指点起中国队来。在他是一片好心，没想到那只老狐狸的捍卫者们毫不领情，将他骂得狗血喷头，有说他狂妄自大的，也有说他厚颜无耻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出道以来，他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想当年，他也是大众的偶像。他最得意的一战莫过于1996年的欧锦赛。往往是在深夜，群雄逐鹿，烽烟四起，而他安之若素，以少年之意气，指点江山，睥睨天下，颇有不可一世之气概。
这些年来，他就凭这口“少年意气”称雄武林。师父曾说，这门内功不过数年时间便可练得炉火纯青，看来确非虚言。去年9月7日那晚的任务，在他本不算什么，轻易便可对付过去，但他解说时，发现胸中真气异常充足，喷薄欲出，好不难受。他正全力与之对抗之际，突然看到那个平时他就看不顺眼的米卢，也不知怎么，头脑一热，那些话就冲口而出了，终于酿成大祸。
事后，他曾请教过师父。
“我自1995年出名以来，到现在岂非正好7年？难道说……”
“不错，‘七年之痒’，就是它。现在你已身受其苦。世人辱你骂你，皆因你先前太过张扬，须知人生在世，荣辱相随，有荣必有辱，你有此遭遇，倒也不算冤枉。”
2001年9月7日的那个夜晚的比赛进程很简单，卡塔尔先进球，中国队在第88分钟由李玮峰头球将比分扳平，黄健翔在解说比赛过程说了这样一些话——
今天米卢排出的首发阵容出乎意料……要是普通的球迷和记者都能猜出米卢的心思，那他就不是神奇教练了。
如果由甲A甲B的26位主教练来排今天的阵容，肯定没人会排出谢晖和曲波的组合。
上半场，米卢的用兵遭到了处罚。他的行兵用险，被证明是失败的。
申思把状态很好、没有什么伤病的马明宇换下，令人不可理解。
曲波太年轻，发挥不好情有可原，派他上场的人，要负更大责任。
谢晖更是拿不住球的队员，只有头球这一项。
申思没有突破，只有原地的能力。
队员们都拼尽了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怀疑他们的责任心。问题是，能力是有差别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次迟到的换人，一次迟到的改错。
很多记者得知首发阵容时，就对比赛做出了悲观的预测。现在我们来看看，米卢还有什么神奇。
任何一个大牌主教练都有他固执的时候，看不懂的时候，总有一部分是成功的，一部分是失败的，会受到惩罚的。
从9月8日凌晨开始，各大网站的体育BBS都在讨论黄健翔，一大堆板砖砸过去，此为“打倒派”。在“打倒派”看，黄健翔自以为是，李玮峰的头球给了黄健翔一记耳光。当然也有“保黄派”。在“保黄派”看来，黄健翔因言获罪，这是“文字狱”。网络媒体向来不放过能让网民争吵的话题，搞起了民意调查，看是“打倒派”多还是“保黄派”多。
体育报纸编辑叼得一说：“黄健翔在中卡之战的解说过程中，也许表现出了一种超出其央视解说员身份的激情，但对这个问题的是与非俺根本就不关心。至少在这场比赛之前很久，俺们就已经习惯于黄健翔用这种感性的方式来表达，俺们所熟悉的黄健翔就是那个在比埃尔霍夫射进黄金入球的时候能够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的家伙，这个家伙让俺们感觉到亲切，在那个时刻他能够跟俺们这些穿着背心裤衩坐在电视机前的球迷们一起欢乐或者一起悲伤，尽管他在电视机里，但他是俺们中间真实的一员。”
黄健翔那一夜说了什么（2）
本是球迷中真实一员的“黄解说”，怎么成了讨伐对象？《足球》报记者李承鹏给出他的解释——
黄健翔说了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大众对此事采取的态度——舌头并不重要，它只是胃的探测器，大众的表达工具。当它不能满足胃的需求时，大众必须疯狂地否决它！割掉它！舌沦落为胃的附庸。
这种“反刍式”的大众运动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会出现，它不是反动的，但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而是为了排斥“大众的异端”，谁与大众对抗就要砸死它，粉碎它，再踏上一万只脚！
而我恰恰认为足球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的人文性与兼容性，或者说它的民主性。作为一个评论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以个体价值标准来“代入”大众立场。多数人对于“十强赛”出线的意义认识仅在于“出线”，这个饱受摧残得不成人形的群落，在慌张绝望之际把“出线”当成了泰坦尼克号的救生圈，谁敢在上面扎针，谁就被第一个扔进海里。
那场比赛是我说得最好的一场球
3年之后，2004年9月，黄健翔回忆起那场比赛的前后。
“2001年解说中国队对卡塔尔的比赛，这件事对我的改变很大，我至今还不太理解我怎么陷入一场旋涡之中。但这也让我对人情世故有了更新的认识。从自我保护、为人处世的圆滑上来说，那次解说我有失误；但从足球专业的角度，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角度，那场比赛是我说的最好的一场球。一切尽在掌握，比赛的进程完全在我预料之中。在语言的运用上，我也许应该更谨慎更小心。我觉得我当时说的话并不过分，是点到为止，但我高估了我们的人群、我们的社会。
“我不知道我的解说录音现在哪里，今后想干这行的人应该拿它当教材。现在没有谁重新去反思米卢反思那场比赛，我们已经习惯于什么事情过去了就过去，懒得再去想，懒得去问为什么。我们都健忘，善于糊弄自己。
“对卡塔尔比赛之前，我已经跟队一个月的时间，国家队训练我都看了，对球队的情况比较了解。9月7日客场比赛，我在赛前进入中国队的休息室，队医和领队拉我到更衣室里聊天。那里已经贴出了上场名单，队医老尹问我怎么样，我说这场球能平就不错——两个前锋拿不住球，申思没有防守能力，早换人还行，晚换人还有可能输掉。我和老尹合影，老尹还给我拍了照，我拿着中国队的队旗留念，还特意拍下了首发阵容的名单。我碰见张玉宁，问他为什么不能上，他说谁知道呀。我碰到马明宇，问他怎么样，能上吗？他说没问题。我也问郝海东，是不是伤重不能上场？他说，谁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上。
“如果有人重听那场比赛，从一开场我介绍了出场阵容之后就说问题在哪里，可能的危险在哪里——两个前锋和边前卫位置的换人。丢了一个球之后我肯定了队员的努力和态度，但队员的能力和特点是不一样的，我是在暗示用兵的问题。只不过李玮峰的头球挽救了米卢，我们换了人就有优势了，就扳平了，我哪儿说错了？一个人没做错什么反而遭到一场风波。
“说我对米卢的态度不对，我对米卢什么态度？难道一个中国的足球解说员看到比赛能赢不去赢，他不能着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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