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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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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陈淮在一次报告中曾指出，在珠三角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农民工工资12年增长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币。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公布2004年中国经济数据的发布会上说：“这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和他们父辈20多年前打工的水平差不多。”最近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广东省进城务工人员劳动经济权益维护”调查表明，外来工长期收入低下，被拖欠工资现象突出。调查表明，764％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国家统计局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收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而现在，珠江三角洲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达到每月500元左右。可以看出，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也没能攒下多少钱。而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524％的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
调查数据还显示，相当数量的打工者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据抽样调查，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国有企业为931％，集体企业为889％，民营企业仅为537％；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国有企业为720％，集体企业为587％，民营企业仅为241％；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国有企业为799％，集体企业为609％，民营企业仅为370％。
第三，在体制转型中实现的原始资本积累。在过去20多年中，在改革前和改革中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个人手中。据有的学者的计算；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在几千亿元。在最近几年中，通过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等，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被合法或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尽管现在无法对此进行精确计算，但从一个个案可以看出，数额是非常巨大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构成原始资本积累，因为它本来就是资本，只不过改变了所有者，实质性的意义是民间资本的形成或原始积累。但如国有土地和资源等非经营性资产的流失，有相当部分具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含义。不过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其间代价或损失巨大。
可以说，20多年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与上述资本原始积累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但随着中国开始逐步走出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这两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造成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样的资本积累模式造成了社会中几个基本关系的严重失衡，一个是城乡关系严重失衡，二是劳资关系严重失衡，三是改革受益者与受损者关系严重失衡。解决上述失衡应当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这就涉及到资本积累方式的调整和规范化。劳动力价格：打破恶性循环的关节点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循环的关节点
劳动力价格：打破恶性
循环的关节点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严重依赖对外出口转变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来，从而为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造就新的持久的动力。但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这种转变是相当困难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问题的关键是找到打破旧的恶性循环的关节点。而这样的关节点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具体到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过低的问题。2005年公布的一则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工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有论者进行了下面的比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增速不可谓不快。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也就是说，14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
但是恰恰在是否要承认劳动者工资过低、要不要解决劳动者工资过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工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状况。如果在社会中同样的劳动力只要100元就能购买到，人们就不会出200元去购买。既然人们的工资是由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的，那么，为其做出“最低”的规定就是多余的。二是会恶化投资环境。这种观点认为，外国资本到我们这里来投资，看中的就是我们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只会把厂商赶走。三是如果人为地提高劳动力价格，反而会使得一些劳动者失去就业的机会，结果是最低工资制度不但不能使劳动者受益，反而会使其受害。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劳动力的价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供求关系自然形成的？其实，那种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供求关系自然形成的说法是一种编造出来的神话，至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价格的确定，除了供求关系之外，至少有两个因素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国家对工资水平的行政干预。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有关最低工资的法律或法规的规定。二是工会的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工资水平往往是工会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的结果，而不是仅仅在市场中自然形成的。在这样的谈判中，政府往往也要介入其中，承担仲裁者的角色。必须看到，尽管目前我国在推行“工资集体协议”制度，但这项制度无论是覆盖面还是实际所起的作用都非常有限。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包括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利益均衡机制，政府和社会对市场机制的制约还处于很不完善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由纯粹的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就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利益失衡。在国内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现在打工者的工资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差不多，以至于有经济学家认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几乎没有变化。而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GDP已经翻了两番。在最近的几年中，类似的情况似乎更为突出，有资料表明，从1996~2002年，官方的统计表明工资翻了一番。但许多厂家则称这段时间工资没有提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诸如此类的现象，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用一种更为开阔一点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就可以发现，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战略，尽管对吸引外资和加速本地资本积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开始受需求的制约而越来越少地受供给制约的今天，这种消极后果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瓶颈，往往与很低的劳动力价格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首先，过低的工资水平降低了工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导致国民财富分配的高度不规范，并由此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反过来说，这就是劳动者报酬被剥夺的数量。最近几年我国的“工资总额”分别是1997年，94053亿元；1998年，92965亿元；1999年，98755亿元；2000年，106562亿元；2001年，118309亿元；2003年大约是12000亿元。我们从中看到，工资总额的增长远远慢于GDP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在每年全部的国民财富分配中，工资或按劳动报酬方式分配的财富所占比例越来越小。比如，2002年，在10万亿的GDP中，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大约为37万亿。但同年的“工资总额合计”只有12000亿元，只占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反过来说，在城镇这一块分配的财富中有25万亿（占城镇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7％）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而在非工资方式的分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很不规范的渠道分配掉的。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分配上越来越大的差距，与此不无关系。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社会购买力的形成，使得中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步履艰难。近些年来，市场疲软、内需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顽症。即使是在近一两年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时感受到这个阴影的存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加重。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形不成对耐用消费品的足够需求。更进一步的根源则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所遭遇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而美国最终走出这个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在20世纪上半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人以各种方式施加压力，促成了工资和福利的提高。如果用某些学者的逻辑来解释，这只能影响企业的效率，妨碍经济的增长。但事实却是，工资的普遍增加，形成了对耐用消费品的强大购买力，从而为其进入耐用消费品阶段创造了条件。更进一步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第三，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为通过“打工”实现城市化设置了障碍。劳动力价格过低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打工者”身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尽管经济发展在地区和行业间差异很大，但“打工者”的工资几乎是全国一律，既没有行业的差别，也没有地域的差别。说20年的时间里工资几乎没有变化，指的也主要是这部分劳动者。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只看到了这种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却很少去注意潜在的消极后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共识：无论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能够顺畅运转，都必须加速实现城市化。而实现城市化的一个现实途径就是使一部分流动的“打工者”在城市中定居下来。然而问题是，完全身处另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打工者”要想用他们在那个市场中获得的低廉收入来维持他们及家人的城市生活是没有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户口的限制弱化之后，并没有导致快速城市化的原因。
当然，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的途径，将上文中所讲的那种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要通过长时间的调整和变革。但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就应当明确一个问题，需要为实现这个转变创造必要的机制。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
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
近几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已经在我国获得越来越高的认同。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还不仅仅在于旧的增长模式难以将经济增长的成果体现为人民福祉的有效提高，以及在这样的增长中出现了种种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忍受旧的增长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病和问题，这种发展模式本身也走不下去了。
2004和2005年发生的“两荒”，以象征性的方式预言了中国旧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极限。2005年发生的“油荒”，使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对于经济增长的资源制约。尽管人们过去也无数次地讲，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原材料和能源的大量投入甚至严重浪费为基础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承认这样的增长模式不可能持久，但同时人们也仍然以为，这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而这次的“油荒”却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经济增长的资源极限就在眼前。2004年的“民工荒”则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表明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许多人相信，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因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在国际市场中上竞争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中国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可以持续。2004年的“民工荒”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假定的挑战，相对于迅速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攀升的生活费用来说，如果将工资压得过低，农民工就会回到起码还能使自己生存下去的土地上，而不再打经济上已经无意义的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建构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社会发展理念相继提出。从更现实的层面来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高速度、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已经被视为世界上的一个奇迹，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如果要实现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重造新的基础和动力。而这种新的基础和动力，集中体现在充沛的内需是否能够形成上。进一步说，为了形成这种充沛的内需，就必须调整利益关系，因为在日益两极化的社会中，富人的需求饱和和穷人的缺少购买力会从两个方面严重窒息内需的形成。从最近一两年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然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并非易事。有人在查找资料时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类似的转变发展模式的思想就在不断提出。在10年前“九五”计划中，更曾经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专门研究发展模式的专家指出，这些观念和提法对于实际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明显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现实中的发展模式与理想的发展模式之间的距离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这说明什么问题？也许是说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不能对新的发展模式提供支持。吴敬琏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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