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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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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感觉却并非如此。这个现象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也是我们许多病症的病根所在。而在面对这个异乎寻常的现象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人们的收入，还要关注人们的支出。郎咸平的三个命题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郎咸平的三个命题（1）
郎咸平的三个命题
郎咸平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一提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争论中，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相继被牵扯进来，使得争论的本身已经越来越复杂甚至混乱。
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之所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说明戳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痛处。所以，要肯定的是，这不是一个假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也不是无关痛痒的纯学术问题。因此，通过这场争论，厘清其中的逻辑脉络，重新认识所关涉的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场争论表面上给人以一种复杂而混乱的感觉，是因为这场争论的现实背景过于复杂并且利害相关，而初始的问题本身其实是简单而清晰的。为了使这样一场在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上都可以说事关重大的问题的讨论具有建设性，也许我们应当从澄清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最基本的初始命题开始。
我觉得，可以将郎咸平教授的相关观点或主张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命题。然后我们再看这三个命题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从中发现混乱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能够澄清讨论的基础是什么。
一是公平命题：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特别是以MBO为形式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很不公平的。在郎教授的全部观点和主张中，这也是一个最基础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郎教授的这个结论是通过对海尔、格林科尔等企业改制或资本运作过程的个案研究中得出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所涉及的企业还是郎的批评者，都没有做出系统而有力度的回应。只有个别经济学家语焉不详地说过，我也去过这几个企业，并不是像郎说的那么回事。从这样的回应中可以看出，有的经济学家可能去过这几个企业，但没有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也就是说，从个案的意义上还没有谁证明这个命题的不能成立。其实，退一步说，即使郎教授关于那几个企业个案的结论是有出入的，也并不会构成对这个命题的否定。因为媒体所披露的大量事实以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接触的事例，都大体可以作为这个命题的根据。可以说，涉及人们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结论与常识之间的距离也许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么远。也许正为如此，在目前的争论中，正面否定这个命题的几乎没有。反倒是即使是郎的反对者也大多承认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当然，流失的严重程度如何，也许还需要认真的实证研究。但可以肯定地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黑洞，也许永远也搞不清楚，要求人们在把这个问题彻底研究清楚再发表看法，实际上是一个不合情理的要求。
至于这个命题的后半部分，即为什么在国企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是不公平的，也许是因为过于常识了，并没有人明言。但至少有两点在这里是可以提及的。第一，同样是根据产权理论，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意味着公共财产产权的非法的不合理的转移，体现为部分人通过某种权力对公共财产的非法占有。其实，这样的原则，恰恰是许多郎的反对者平时所持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即使按照某些学者所说的，将国有资产贱卖甚至送给管理层体现了对企业实际经营者过去过低报酬的补偿的话，那么，不公平的问题同样存在。且不说没有所有权的成功经营者是否可以合法占有企业财产的增值部分，就是按一般学者所说的补偿贡献者的理由，下层管理人员以及一般的职工，也是企业的贡献者（尽管你可以证明他们贡献的份额是多么之小），但他们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却很难得到补偿。相反，在有的企业改制过程中，对一部分贡献者的补偿是与对另一部分贡献者的剥夺同时进行的，即在管理层低价收购股权的同时，一部分职工沦为失业下岗者。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不公平的问题以一种最鲜明的方式凸现出来了。现在这场争论社会反响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与这样一个背景或情境有关。
二是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这个命题可能不如前一个命题那样切中要害，但引起的争论却更多。因为这个结论与此前人们的常识和有关研究结论大相径庭。国有企业的效率在总体上低于民营企业的效率，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在中国是恰好相反的话，要么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更高，要么是由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效率更低。但问题是，没有可靠的根据证明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其实这个命题的问题很清楚，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郎教授是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国企好于民企。但他选取的样本太小而取样的时间太短，因此，根本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得出国企比民企还好这么一个“大”的结论。但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郎教授不恰当地将一个有问题（至少受到普遍质疑）的命题用来支持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讨论。于是，问题就复杂化了，并且枝节横生。
《博弈》 第二部分郎咸平的三个命题（2）
三是改革命题：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停止。在所有这三个命题中，这个命题郎教授表达得最含糊，也是最容易引起歧义，甚至是最令人担心的。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郎教授给人的印象是对国有企业大加肯定，我倒愿意理解为，这种肯定其实是很有限的。他在不同的场合也多次谈到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说到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时候，也强调是一点点而已。因此，也许将郎教授关于国企改革的命题分为几个层次来理解，要更合适一些。第一个层次，他说的是MBO这种方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停止。这主要是与公平命题有关。第二个层次是说，以改变产权为主导的国有体制改革应当停止。为了回应效率的问题，他提出了国企管理者的“信托责任”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整体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表现在他对民营化的质疑以及所提出的“大型企业国有化，中小企业民营化”的模式。到了第三个层次，可以说，已经是与中国当前主流的改革模式针锋相对了，甚至可以说涉及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
上面的概括在具体内容上也许还可以斟酌，但我觉得这无关宏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三个命题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这三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其实，稍微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三个命题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更不是一个缺一不可的整体。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从一个命题就可以推断出另一个命题的逻辑关系；从现实上来说，这三个命题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问题恰恰就是发生在这里。无论是郎咸平本人或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批评者或反对者，似乎都是将这三个命题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由此形成了两套思路、两大阵营。在郎咸平及其支持者那里，公平命题成了改革命题的基础，即为了公正必须停止MBO这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甚至必须要改变民营化的国企改革方向；而效率命题又成为对改革命题可行性的论证，即放弃民营化的改革同样可以保证效率，甚至效率更高。而在郎咸平的批评者那里，似乎也是同样的逻辑，为了坚持民营化改革的方向，必须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定是低的，而且，必须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乃至社会不公平持宽容或容忍的态度；一提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或社会公平，似乎就会偏离民营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一些学者（个别作为利益中人的所谓学者我们这里略过不谈）不惜编造出种种蹩脚的论证逻辑。这样一来，改革与公平就成了两种水火不容的取向和逻辑。争论中的混乱也就是这样发生的。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将争论的问题概括为三个简单命题的意义了——我们据此可以得到一个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的结论，就是郎咸平教授的三个命题，都是独立存在的。这样，争论中导致混乱的那些因素或逻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如果将这三个命题当作互相独立的命题，我们就大体可以断定：反对在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与反对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是两回事，坚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容忍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两回事，甚至反对以MBO方式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反对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两回事。这样的道理看似简单，但争论中真正导致混乱的症结恰恰是没有澄清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分歧是如何形成的？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分歧是如何形成的？
分歧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确实如同我们在《郎咸平的三个命题》中所说的，可以将郎咸平的观点和主张概括为三个简单而互相独立的命题的话，我们就很惊异于目前这样一种围绕郎咸平形成的仿佛两套截然不同主张的对垒。
是什么原因在本来清晰的地方造成了混乱？是什么因素使本来可能的共识呈现为分歧？也许将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可以说，在今天，许多社会事件都往往与这种张力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张力，社会群体结构产生深深的裂痕，知识界发生尖锐对立，政府宏观政策进退失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尽管“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有着复杂的内涵，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种内涵，只能将这种对立用最简单的方式列举如下。
在社会结构上：自由主义更多地站在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一边，在这次讨论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经济精英之间的联盟关系；新左派则更多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当然，一些可以称之为左派自由主义的学者例外。
在经济社会政策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的是效率优先于公平，新左派更多地强调公平优先于效率。
在有关公平的价值取向上，似乎没有任何人和派别否认这种价值，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驳郎咸平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时，也说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公平。而非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者更是很早就提出了社会公平的问题。新左派对社会公平的主张更是自不待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现实中的不公平。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大量国有资源通过种种不合法的途径被个人瓜分，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和下岗以及原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低水平甚至缺失。正是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公平问题上，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与非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歧才开始呈现出来。
在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上，自由主义倾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想以此来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部分新左派则力图通过强化国家权力和中央集权来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而在这种差异背后的，则是对不公平现象归因的不同。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公平归因于政府和权力，而新左派则更多地将不公平归因于资本与市场。
而在今天有关郎咸平命题的争论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对立的身影。这么说至少有三个根据。第一，在郎咸平看来，在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严重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的产权改革思路难辞其咎。“我们的产权改革，经过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学者的鼓吹，我看是走样了。这导致一种倾向：国有资产被瓜分”。第二，主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都站在了反郎一边。但强调的理由又不尽相同，如郎没有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郎的观点会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否定，郎的观点会贸然引爆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仇恨情绪等。第三，新左派成了“挺郎派”。在2005年8月28日“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被称为新左派的若干学者，则集体表明了对郎咸平的支持，尽管其中的一些学者并不接受新左派的称号。当然，不是说郎咸平以及所有讨论的参与者要么是属于自由主义要么是属于新左派，而是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给人们提供了两套基本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思路。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对立的语境中，问题的讨论变得复杂而艰难起来。就是连郎咸平先生也不得不一面反对自由主义主导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面声明自己不是新左派或非主流经济学；而吴敬琏先生更是非常小心地一方面要与郎先生倡导的国有企业发展方向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继续表示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忧虑。为什么要这样谨慎小心地划清这些界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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