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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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庀窒笪弈蔚亟邮芰恕５率瞪希弈斡氩宦峭辈⒋娴摹Ｔ谥泄嗣翊笱缁岬鞑橹行慕械囊幌畹鞑橹校浴澳衔谌缃裆缁嵘系母蝗酥校卸嗌偻ü笔侄沃赂唬俊钡奈侍猓鲇�53％的人回答“有很多”。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只占197％。上述情况也许表明，目前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对社会分层的认知，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阶层意识，但一种与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分层意识，已经是依稀可辨了。
《博弈》 第一部分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2）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在农村，大约有上亿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由过去种田的农民，成为农民身份没有改变的工人；还有上亿的农民，直接进入城市，或是从事小规模的经营活动，或是打工。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农民，在一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以部分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对于上述流动而言，一般都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上向流动。在城市中，原来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最初的富裕户，即当时的万元户。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些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国家干部，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从事经营活动，做起了或小或大的老板。可以说，80年代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平等化效应，与上述上向流动机会的出现，特别是原来中下层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和利用这种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应当说，在任何社会中，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流动都要经历某种门槛。这种门槛可以是某种文凭或证书，也可以是进入所必需的资本，或者是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或垄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社会都不能完全消除这种门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种门槛。但如果门槛过高，则会妨碍正常社会流动的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社会中的门槛是大大加高了。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再比如市场调查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几千元钱就可以开办一个小的调查公司。而据业内人士说，今天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办一个市场调查公司，起码要投入四五百万元。即便如此，也只能从事某个行业部分产品的调查。因为没有这样的投入，就招聘不到合格的人才，就无法具备起码的硬件的办公条件，这样就可能在投标时连一个像样的标书也准备不出来。
对比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次官员下海潮的异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门槛变化的含义。在90年代初那次下海潮中，下海的人们，包括官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是直接当老板，尽管有相当的人做的是很小的老板。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摊子，要有一个公司和老板的名目。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伴随机构改革，又出现了一轮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在有的地方，甚至鼓励干部带薪下海。但在这次官员下海潮中，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
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更由于社会中机会结构的变化，结果是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迹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当然，由于改革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社会转型的过程仍在进行，特别是中国正在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但尽管如此，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相比，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是越来越趋于常规化。如果说非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是体制改革，那么，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则将是教育。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在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阶层开始处于不断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这首先是在于，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机会结构开始在阶层或群体的内部锁闭。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社会中的门槛低，机会结构往往是对更大的人群开放的。因此，那时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甚至一个工人几个月不见就成了一个小老板；一个人前些天还在卖西瓜，现在竟然卖电脑了。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见到。现在社会中的机会结构越来越锁闭在本阶层或本群体的内部。于是就出现了阶层的再生产。
阶层再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教育。教育对于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学界一直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教育具有一种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１９７０年，布尔迪厄出版了那部重要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中，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实现上向的社会流动。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本身，即这种教育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尽管在接受教育的条件和录取政策上也存在种种影响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因素，但由于各级教育都是不收费的，各个社会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比较平等的。据一些地方的调查，在80年代，每年录取的高等院校新生中，农村中的生源占到了30％多。而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贫困农村地区的部分孩子过早地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辍学。二是城市中较贫困家庭的孩子或是在中学择校时处于劣势地位，或是因家庭困难而放弃了升入大学的机会。与此同时，各级教育的收费直线上升，特别是大学的学费上升尤快。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据9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８２３％和１７７％。虽然由于大学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相对比例却大为下降。近年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则是城市中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在许多城市中，为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一些专门招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又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阶级阶层结构再生产的现象出现了。
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中贫富悬殊和利益失衡的问题不断严重化，已经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建设和谐社会最关键的内容其实就是协调利益关系，遏制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但是，要协调利益关系，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
《博弈》 第一部分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3）
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而且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中的利益在不断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不断发育成长，而且正如我们原来多次指出的，这些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冒一点风险建立利益表达机制，从而为协调利益关系建立一个必要的基础；要么由于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而承担利益关系进一步失衡，以及由于利益关系失衡引起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的代价。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和选择。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似乎存在一种鸵鸟的态度，总以为有些事情只要视而不见，拖一拖就过去了；甚至去幻想，如果没有这些不同的利益，没有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而引起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该有多好。
事实上，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类似现象的存在，在世界上是一个通例，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其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我们社会还要严重。但在这样的社会中，虽然严重的冲突有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比如2005年11月法国的骚乱，但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因此，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使利益关系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进行就事论事讨论的敏感性话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对利益关系问题去敏感化，转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冲突解决的措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的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的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是畅通的，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是有效的，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要求控制在有限利益要求的范围内。
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而且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他们既无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无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式。比较而言，在整个社会缺少规范化的利益追求方式的环境下，强势群体有着用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优势。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规范化的，而且，强势群体在使用这些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一项有关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一些私营企业家为了疏通某些渠道，不但要花费大量精力，甚至要花费不菲的钱财。有的甚至最后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正如有的私营企业家感叹的：如果能用正当的方式来做事情，谁愿意冒风险去行贿？
就现实性来说，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正确处理“表达”和“代表”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由民众或民众代表选举出来的政府，是要代表公众的利益的。但这当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政府对于公众利益的代表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政府所能代表的是公众利益中的一部分，即他们利益相一致的一面，也就是公共利益。而另外的一些利益关系，比如互相矛盾而又都是合理的利益关系，则不能简单地加以代表，如股市中的空方和多方的关系，医疗中的医患关系，房地产中的买房者和卖房者的关系，拆迁中的开发商和拆迁户关系，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等，都是如此。第二，即使是可以由政府直接代表的公共利益，也要建立在公众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因为没有必要的公众利益表达，公众的公共利益就无法加以明确。特别是在某些利益顺序涉及到选择的时候，也只有通过利益的表达过程才能使选择的意愿得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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