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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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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义理开宋学先河 是与非待后人评说
啖、赵、陆的《春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本人被当时看作“异儒”，他们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仅柳宗元师事陆淳，大和年间著名学者刘囗《春秋》对策，许多观点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陆龟蒙等都信仰陆氏学说。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学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面向现实的能力。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经学革新，对后代特别是宋代《春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转变上。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的转变。啖助以前的《春秋》学研究多拘泥于对字句的阐释，较少对义理的探讨。事实上，《春秋》作为儒学“五经”之一，研究者必须对其中隐含的义理作出自己的阐释。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而政治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变化，否则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占领人们的精神领域。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立起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总体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使经学更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春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春秋》分为三派，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对“微言大义”的阐发，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派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互相攻击。即使一传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个《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派别，使《春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传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释经文，即“舍传求经”。但他们并不完全弃传注于不顾。对于三传，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公、谷，合则留，不合则别出胸臆，另作解释，以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陆淳这种“会通三传”的《春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
自啖、赵、陆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台传注经更为彻底。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春秋三传总例》，陈岳有《春秋折衷论》。这类书意在调和三传，对它们进行裁决，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注＇。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春秋》经学的总趋势。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在《春秋》经学研究中往往弃传就经或轻传重经，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毅等，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皮锡瑞说：“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注＇啖、赵、陆的《春秋》学方法的影响还波及到五经。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就先给他读陆淳等人的著作＇注＇。
啖、赵、陆的《春秋》学虽然得到部分勇于创新的学者的热烈喝采，但是，他们受到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如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啖助等人传赞中评论说：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日‘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困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团，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垢前人，合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这番严厉的批评，从某些方面击中了啖助、赵匡、陆淳等人《春秋》学的要害。他们虽然克眼了过去经学中繁琐、拘泥的弊病，却往往又走入另一个极端，造成解经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在今存陆氏三书中多有反映。因此，对他们的经学研究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
（杨世文 撰）
卫道巨擘 韩愈
（769—824）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赞扬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尽管韩愈生前生后，褒贬莫一，但总的说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名。在明朝以后，甚至被当作神在吏部和学府中供奉。韩愈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儒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一、坎坷仕途 刚直秉性
韩愈率退之，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生于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因他的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韩愈也自称昌黎人。七世祖韩茂曾于后魏立过大功，被封为安定王。父韩仲卿，做过武昌（今湖北鄂城）令，官至秘书郎。在任武昌令时，因为政清廉，爱民如子，离任后当地百姓为他树碑颂德，当朝大诗人李白写了《去思碑》赞扬他的政绩。韩愈的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以文章名于当世。韩愈的伯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后来贬韶州刺史，善清言，有文章。韩愈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之家，自幼受到家学熏陶，对源于中土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韩愈的母亲早逝。3岁时，他又失去了父亲。小小年纪痛失双亲，他的伯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韩会对韩愈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人王钅至甚至认为韩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是由“兄弟师授”＇注＇。7岁时，韩愈随伯兄来到长安。这时，韩愈已能立志于学，一日能记诵数千言，言出成文。所学包括经、史、百家之言，而以儒家文化的经典六经为主。《旧唐书·韩愈传》说他“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他在后来《答李翊书》中也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注＇，表明他自幼服膺孔孟，崇信儒经。这种读书生活对于他后来高举儒家正统的大旗，力排佛老“异端”，具有重要影响。韩愈不仅努力钻研六经，而且对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文章，他后来力倡文学创新，鄙时文而尚古文，在青少年时期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韩会因党元载，被贬官岭南韶州，这时韩愈年仅10岁，随伯兄到了南方。不久，韩会病死于贬所，韩愈由兄嫂郑氏抚养，护送伯兄的灵枢归葬于河阳老家。唐德宗建中、贞元间，李希烈、朱氵此相继作乱，中原多故，韩家百口避地江南。动荡不安的时局，促使韩愈早年就萌发了治国平天下的志向；长途的颠沛流离，又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避地于江南，又使他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讲习学业，沉湎古训。
贞元二年，韩愈从江南来到京城长安。这是他第二次到长安。这年他刚满19岁，但已尽能通六经、百家之学。在京城，他不仅目睹了繁华的街市，更深深体会到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这促使他也跃跃欲试，想摘取进士的桂冠。他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韩愈由是知名于时。据们日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间，当朝文士中兴起了一股“尚古学”的风气，效法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以独孤及、梁肃二人最称渊奥，为儒林推重。韩愈与他们交游，深受他们的影响，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初出茅庐的韩愈，更加坚定了起衰济溺的信念。第二年，他到州县求举。但经过四次考试，到贞元八年，陆贽主持科举考试，经过梁肃引荐，韩愈考取了礼部进士。这一榜进上除韩愈外，还有欧阳詹等，多为天下名士，当时号称“龙虎榜”。
韩愈得到了功名，他的第一个愿望已如愿以偿，应该说是春风得意，下一步只等入仕做官了。但是，按照唐朝的制度，学子中了礼部进士后，只能说初步具备了入佳的资格，新进士还得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得到一官半职。第二年，韩愈就满怀希望地应试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但连续三年应试，均告失败。此时韩愈已28岁，到京求位已历十年，犹未得一官，他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的作弄。他就象一匹栏中的骏马，渴望驰骋，但得不到机会，加上长安开销很大，此时他已囊中羞涩，于是只得以文章作为见面礼，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有一位伯乐能够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加以提拔奖掖。
这年正月，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优美的笔调，表白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以及穷愁潦倒之态。他说：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诗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一选于吏部牢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困，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泅交颐。虽不足当诗人孟子之谓，抑长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上宰相书》）
韩愈的恳求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韩愈求仕不得，只好离开京城，怀着不得志的心情东归故里。他经过潼关，游凤翔，又上书京西节度使邢君牙，坦诚地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注＇企图以此说服权臣起用自己，但权势者无动于心，韩愈极度苦闷。在归乡途中，见有人宠白乌、白囗鹆西行送给天子，韩愈深有感触，联想到自己饱读诗书，身怀抱负，却不得名于荐书，而这两只鸟只不过有华丽的羽毛，反得蒙采擢荐进，如此光耀，感物伤生，心中极为苦涩，发出“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感二鸟赋》）之叹。他把穷达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只好按捺住自己要求出佳的迫切心情，等待机会，相信“善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同上）。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因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韩愈被辟署试校书郎，汴、宋、亳、颍四州观察推官，随董晋由洛阳到了对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官。”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应该说已如愿以偿，以后就只等平步青云了。一年以后，他又以疾辞。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去世。不久，汴州发生兵变，韩愈携家出城，辗转依于武宁节度使张建封，被辟为推官。韩愈刚过而立之年，入仕日浅，年轻气盛，对官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谙人情世故，对上司往往发言直率，无所畏忌。贞元十八年，调授四门博士，做了学官。此时的韩愈，已经成了文坛领袖、名动海内。第二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这年他36岁。此时，他与文坛的另两位领袖柳宗元、刘禹锡结成了好友。
监察御史掌纠察百官，虽只正八品下，但地位非常显赫。仕途的得意，使他觉得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实现平生的抱负，按照儒家的理想治国平天下。这年关中大旱，闹饥荒，而有关部门不仅不予蠲免租役，反而竭泽而渔，使民不聊生。韩愈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认为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上疏请求宽摇役、免因租以安京师，又上疏论除宫市之弊。哪知德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嫌他直言多事，一气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今广东西北）。
韩愈因直言而得罪，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他有些晕头转向，不知道是谁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从身后捅了他一刀。当时王叔文、韦执谊一派势力在朝中逐渐得势，柳宗元、刘禹锡是这个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韩愈虽与柳、刘是好朋友，但在政治态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甚至怀疑柳宗元、刘禹锡与他的贬逐有关。这是韩愈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的起落。这次挫折使他认识到，要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应该学得圆滑一些，多说奉承话。不过，韩愈始终是韩愈，他刚直敢言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使他在仕途中吃了不少亏。
韩愈在遥远的南方度过了两个春秋。德宗死，顺宗即位，改元永贞，韩愈获得赦免，移江陵法曹参军。赴江陵途中，他曾在湖南郴县待命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韩愈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五原”＇注＇。这五篇文章不仅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而且是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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