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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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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89年，宋光宗继位，叶适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以后又被召入朝为尚书左选郎官。这时，光宗在悍妒皇后李氏的控制之下，与其父孝宗不和。不久，孝宗病死，光宗竟不能服丧，乃至群臣“号泣攀据以请”，孝宗仍未能前去执丧，弄得神经失常。在这种情况下，“军士籍籍有语，变目不测”（《宋史》本传）。于是叶适提议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得到光宗的允许。接着不久，光宗因身体不好，准备退位，宰相国正辞职。知枢密院赵汝愚十分焦虑，但又拿不定主意，叶适帮赵汝愚、韩囗胄等人定计，拥立嘉王赵扩为帝，赵汝愚为相。韩囗胄是皇后的叔父，此人怀有野心，他仗恃拥立新皇帝之功，对秩位不满，与赵汝愚有怨恨。叶适劝赵汝愚让步，汝愚不从。这时叶适预感到骄横跋扈的韩囗胄将对汝愚不利，叹曰：“祸自此始矣！”，乃请求外调，被任为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后来，赵汝愚果然受到了韩囗胄的排挤，被免除相职，谪贬到了衡阳。接着叶适也遭弹劾，降了两官，主管冲情观，差知衡阳，但他没有就任。以后，又起用他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韩囗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其权位，倡议北伐金国，叶适不同意这种缺乏准备而无胜利把握的军事冒险行动，他上疏请求从长计议，他说：“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今欲改弱而就强，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同上）反对无准备、无把握而冒险出兵。他奏请“修实政”，“行实德”，先作好收复中原的准备。他讲的“修实政”，是指加强练兵，使足以制敌，训练好大小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所谓“行实德”，就是减轻赋税，节约开支，让老百姓免除过重的负担。他说：“既修实政于上，又行实德于下，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不败也。”（同上）这些意见，在当时是合乎时宜的。然而，当时执权柄的韩囗胄都听不进去，他调叶适权任工部侍郎，又改权吏部待郎，兼直学士院。叶适辞去兼职。不久，韩囗胄便会照诸将，四路出师、叶适又劝他先加强长江防务，囗胄还是不听，不久，各路军马皆大败，这才委派邱囗为江淮宣抚使，调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以负责江淮一带的防御。从此，叶适便担负了守卫江防，抗御金人入侵的重任。他总结了孙吴“以江北守江”的经验，请求节制江北诸州，自愿担当起保卫江防的重任。
叶适不仅坚决主张抵抗金国统治势力的南侵，而且还亲自参加了抗金的实际斗争，并为此建立了功绩。对于如何抵抗金军，收复故疆，在叶适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意见和办法，如他在《上孝宗皇帝札子》中说：“今日人臣之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水心文集》卷1）对这件大事，历光宗、宁宗札他都不断提出，如《上宁宗札子》中说：一陛下当申命大臣，先虑预筹，思振积耻，恢复祖业。”（同上）他从主战派的立场出发，严厉地抨击了各种各样的主和论调和不切实际的空谈，批判了北宋末年以来的主和误国议论及其危害，特别谴责了秦桧，汤思退等人“撤守弃地，开门纳敌”，排斥打击主战派的罪行。在札子中，叶适也批评了那些不切实际和畏缩保守的种种议论。如：“为奇谋密划者”的“乘机待时”论，“忠义决策者”的“亲征迁都”论，“沉深远虑者”的“固本自治”论，“高谈性命者”的“功业可略”论等等错误论调。如前所述，叶适认为，要恢复故业，必先改良内政，最切要的是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内部的阶级关系，防止内部动乱。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叶适既反对无准备的冒进，又不主张依靠宋军以单纯的军事行动去硬拼，他主张依靠人民力量，层层设防，步步推进，去达到驱逐金军，规复故疆的目的。在韩囗胄冒然出伐之前，叶适就对他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请先择濒淮沿汉数十州郡，牢作家计，州以万家为率，国家大捐缗钱二千万，为之立庐舍，具牛种，置器仗。耕织之外，课习战射。计一州有二万人胜兵。三数年间，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虽百万，不敢轻挠，如其送死，则长弓劲矢，倚堑以待。当是时，……河南可复；既复之后，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
韩囗胄急于求功，不听叶适的建议，单纯依靠不堪一击的宋军去与敌人硬拼，结果劳师糜饷，溃败而归，不但白白丢送了很多将士的性命，而且使江浙一带的人民再一次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的任期内，初步实践了他的抗金计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据《宋史》本传记载，“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军旗若将渡者。难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叶适为了安定人心，先采用了出奇制胜的策略，招募了民间精壮二百余人，与“民兵”配合，偷袭敌营。在这次战斗中，由于叶适布置得宜，指挥得当，击退了金兵对和州的围攻，接着又指挥所属宋军分路追击，所向皆捷。叶适所指挥的抗金将士，不向老百姓摊派粮饷，不惊扰百姓，对逃难渡江的难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米，其来如归”（《宋史》本传）。击退金兵之后，叶适被提升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此后，他又以实行屯田，建立堡坞的办法来巩固边防。
经过金兵骚扰的淮北地区，群众惊散，日不自保，没有安全保障。叶适任江谁制置使期间“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建立保坞40余处，使居民复业自守，春夏之时出去种地，秋冬时节入堡。此外，他又在沿江一带择地形建立了3个大堡：“石跋则屏蔽采石，定山则屏蔽靖安，瓜步则屏蔽东阳、下蜀，西护栗阳，东连仪真，缓急应授，首尾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同上）连成一气，实行大区域联防。“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敖之习射，无事则戍。以五百人一将，有警则征募新兵及抽摘诸州禁军二千人，并堡内居民，通为四千五百人。”（同上）实行有组织的军民联防。建立堡坞实行屯田和军民联防，在当时的江，淮地区确实很有必要，照叶适的意见，建成堡坞可获四利，其大意是；“敌在北岸，共长江之险，而我有堡坞以为声援，则敌不敢窥江而土气自倍，战舰亦可策勋。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有坞堡全力助其袭逐。或过其前，或尾其后，制胜必矣。此所谓用力寡而收功博也。”（同上）三大堡建成之后，流散的百姓逐渐回来，这说明叶适的办法的确很好，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可惜的是在叶适的计划尚未得到全部实行的时候，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韩囗胄获罪被诛，本来是韩囗胄一党的中丞雷孝友，反而弹劾叶适的附合韩囗胄用兵，朝廷以此罪名追削辛弃疾等主战人士官职，叶适也被夺去官职。此次事件，是叶适一生的转折点。从淳熙五年中进士，到开禧三年夺职的29年间，是他学业已成，从事政治活动的时期，从开禧三年到他去世的16年间，是叶适回到故乡永嘉从事讲学和整理著述的时期。因为叶适晚年住在永嘉城外的水心村从事讲学活动，所以人们称他为“水心先生”。《宋元学案》，为他立有《水心学案》记述了他的思想和生平事迹。
二、提倡改良 重视物质生活利益
叶适是我国南宋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在他的学术思想中，特别重视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他和陈亮一样，都十分重视实际功效、实际利益，反对空谈和玄思。在政治思想方面，他通过对各个时代的历史考察，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其不同的政治理论和主张，泥古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例如，他认为春秋以前行“井田”，“封建”，秦汉以后行郡县，都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古时天下分为许多国家，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井田可行，井田与封建“相待而行”，封建既废，井田亦不能独行。在宋代，井田早已成了一湮淤绝灭”的陈迹，谁也无法再使井田制重新恢复。所以他说：“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迹所能干也”。（《习学记言》）这就是说治理今日之天下，决不可从已往的事中求得解决办法。
从上述观点出发，叶适认为当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大地主集团的世袭制是不合时宜的，他反对“无功德而世其禄”的现行制度。其次，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阶级地位悬殊和统治集团的滥用特权作威作福的情况，是不适合于政治原则要求的，他和陈亮一样，不同意过分的中央集权。认为春秋以前，“君臣之间，差不甚远，无隆尊绝卑之异。”又说：“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君，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同上）因此，他主张给予包括工、商在内的人民以参政的机会。他说：“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顺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命令之行，所以为民，非为君也。”（同上）在这里表现了叶适具有一定程度的朴素民主思想倾向。
基于这个思想，叶适认为政治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人民的实际生活利益和有利于发展生产，不应该单靠权力和“刑政末作去统治人民，这是坏的政治原则，是暴君惯用的统治方法。他说：“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后世弃而不讲，……乃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未几，可不惧哉！”我们知道宋代的政治制度，其专制集权对人民的作威作福更有盛于汉唐。叶适在此抨击桀纣和汉唐之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对当时宋朝实行的“治体”的否弃。针对南宋的政治弊病，叶适认为，为了挽救内忧外患的危机，必须实行改良，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几项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主张。
第一，通商惠工，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南宋时期，江浙一带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些中小地主兼营商业。出现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商业化了的商业地主阶层，他们没有政治特权，并且还受到传统的“崇本抑末”政策的压制，同当时的官僚大地主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加之北方金国统治者的割据，对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一大障碍。叶适、陈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兼营商业的中小地主阶层的经济要求，所以提出了这条改良主张。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卷19），他认为，应该一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同上）
为了更好地搞好商品流通，叶适对货币管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统一货币铸造，实行货币回笼，保证货币兑换，对于货币的流通和稳定币值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和建议。
第二，减轻赋役，免除苛杂，实施党民之政，减轻人民的负担。提出这一项改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缓和南宋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叶适严厉地抨击了宋王朝不顾人民死活的聚敛政策和从事聚敛的官员。他总结了历史上的理财经验，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言理财者，聚敛而已。……自古圣贤无不理财，必也如父共子之财而权天下有与不足。”意思是说，正确的理财原则，应该像一个家庭，老子同儿子共同管理家庭财产一样，以这个原则来权衡天下之有与不足，而不应当不顾人民的死活，去只顾聚敛。
对当时实行的财税制度，叶适提出了“不病民”的主张，他力主量入为出，减轻人民负担。他在《上宁宗札子》中，强烈地批评了北宋以来在财税制度上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如说：“今经总制，月输、青单、折估等钱，虽稍已减省，犹患太重，趁办甚难，而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贪官暴吏，展转科折。民既穷极，而州县亦不可为矣。以此自保，惧无善后之计，况欲规复，宜有大赉之策。”（《上宁宗札子三》《水心文集》卷1）他要求首先取消那些“害民最甚”的赋税，裁节横费，“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同上）上述建议的意思是说，朝廷如果不节省开支，减免赋税，让“小民”得以生活下去，而继续进行横征暴敛，南宋的统治就很难维持，更谈不上什么“规复”大计。
叶适不仅主张废除和减轻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并且提出要把田赋减轻到十一以下。他指出，古代行十一之税，而“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所不知，……亦岂得为中正哉”？（同上）
第三，提出“爵不必亲”，“田不必子”的平均主义理想。针对当时大地主集团集中和土地兼并，形成贫贱富贵悬殊的严重两极分化情况，他提出了“爵不必亲，而疏者可界也；田不必子，而贫者可共也。”（《宋元学案》卷45，《水心学案》，《习学记言》）的理想，甚至还认为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囗而治”的理想犹胜于“刻薄之政”。流露了“囗多益寡，称物平均”的平均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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