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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生活中的智慧-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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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国洪起案件的深刻反思，就得从政府职能的转变角度来思考，就得让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到为社会经济繁荣服务上来。在这种前提下，像国洪起这样的犯罪活动就无法随意操纵公权力来为他们犯罪活动服务。而对人民法院来说，它是社会公正、正义的最后庇护所，它具有的就是社会的公正与独立，如果我们的人民法院离开这一点就法无所法了。同时，转变政府职能，还得对政府职能进行严格监督与问责，对那些敢于利用公权力谋私者严查、严惩，不得让这些人侥幸过关。只有这样才能对国洪起类犯罪活动起警示作用。否则，如果让这样重大的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无法向社会交代，也会对后来者起不良的示范作用。
（2004年5月）
官员下海经商该鼓励抑或制止
无论是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事件，还是浙江大量的干部下海经商及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布文件制止公务员亦公亦商，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即掌握公权力的公务员如何运用公权力与私权力的事情。如果公务员下海经商仅仅是如何把在公务员岗位上所获得的公权力转化为私权力，如何把国家的财富转化为个人的私产，那么这种下海经商就得制止，就得以制度来限制这种公权力滥用；如果仅是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不仅有助于打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改变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在政治领域的状况，有助于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则也会改变民营经济参与者的成分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从以往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前一种情况更多，而后一种情况不多。因为，在中国，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即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以垄断性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为权力所主导，权力成了获得财富最为便捷的途径。有时候，获得财富多少往往是以靠近权力的远近来决定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整个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转轨经济的过程中，当旧的制度规则被打破、新的制度规则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靠近权力的人总是会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把社会财富攫为己有。从价格双轨制开始，到公司上市、国有土地进入市场，一批一批的富翁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看看2003年中国百名富豪的排名榜，有半数以上来自于房地产业，何故？因为房地产所需要的土地为政府所有也。这些国有土地没有权力或靠近权力如何可获得？没有土地房地产公司能够成立吗？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不少政府往往会以公众授权的方式，从左手把社会大量的财富聚集在自己手中，从右手把这些财富转让给少数人。比如上海的周正毅、许培新等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富裕起来，就完全是通过政府权力敛财的结果。看看上海城建局的0089号文件，问题就一目了然，即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权力才是致富之路。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权力是获得财富的捷径。
怪不得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向我抱怨，你想在国内市场发展好，不靠近权力就寸步难行。任何一家企业，或者经营任何生意，如果不跟权力结合起来，你要很好地把这个项目或这个企业做好并进行下去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因为整个政府的权力对现实的经济活动，渗透得太深。权力一进入经济领域，不仅市场经济不成为市场经济，而且社会的财富就会通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不少政府官员之所以愿意下海经商，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国内经济生活中这种最为基本的特征。
可以说，目前所流行的“红顶商人”事件及官员们下海经商，并非是如何运用私权力按照市场运作规则来创造财富，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于公权力来为个人经商服务，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于以往职务所建立的关系为经商服务。如果这样，这与传统社会中的权力运作，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运作就没有多少差别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随处都是，权力跟金钱的交易一直都在进行。比如，封建专制社会里，一些商人有了钱就会用钱买一个官，然后又通过做官所掌握的权力或敛财，或做官后又去从商，利用个人的关系借助公权力为个人经商服务。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经商的问题，我们并非鼓励或制止，而是如发达国家那样，用制度严格地界定公权力和私权力，即坚决官商分离，严禁政府官员两栖化，既从政又经营自己的企业。这里，公权力是什么？它从哪儿来？它的功能与服务对象是谁？它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等等。大家应该比较清楚，无论是从合约论还是从暴力论来说公权力是来自社会大众的，是社会大众转让出来的，因此它只能为社会与大众服务。私权力是什么？它是个人通过市场方式展现出来的能力，无论实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源都是如此。对于这些权力，一个企业家，你怎么使用都没有关系，只要在既定的制度范围内，你怎么做都没有问题，挣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在市场体制下，并没有因为你财富增加了，市场就要来限制你。
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中，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显不同，它有个清楚的界定，你如果要从政，你就得把你的财产，你的整个企业或者委托出去，或者交给他人去做，不要说我从政以后，还要经营我的企业，因为如果你不把你的企业委托出去给他人做的话，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比如说你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与法规。你也可能通过权力的方式来影响你经营的好坏。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悖的。同时，如果官员要下海经营，就得给予时间与范围上的限制，在多少时间内不能够从事哪个方面的商务活动，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罚。
还有，如果公权力和私权力混在一起，就会出现许多解释不清楚的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证监会的官员要辞职下海经商，然后他立即进入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本来这是一家经营严重亏损的公司，但是当他一进入这家公司后，整个公司局面马上改观。由严重亏损转变为大赢利，其官员收益一经商就几十倍地增长。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家公司能够如此转变，是因为该官员进入这家证券公司而该公司经营管理改善、市场竞争力增强，还是说因为该官员利用了他原来职位上的权力，或用权力与金钱交易而导致的结果呢？特别是目前金融资源基本上还是政府垄断的情况下，要对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力严格区分是相当困难的。即使该官员真的没有为利用他原有的行政资源为他的公司谋私利，别人也会怀疑。因此，对官员下海经商，对公权力与私权力的严格区分是十分重要的。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国家对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界定，没有好制度安排与监督机制，那么公务员下海经商只会导致更多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冲突与问题，其弊大于利。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不是鼓励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而是要求政府官员做好其本职工作、发挥其人力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其职位上工作得心安理得。同时，对于那些既没有能力又不愿意从政者，给出一“台阶”，让他们纵身跳进商海，为实现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理想奋力遨游。但是，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经商，必须给予他时间上与范围上的限制。比如，在哪个部门工作的官员在多少时间内不得从事哪些方面的经商活动，以免减少利用他此前在做官时建立的各种关系从事不正当经营，或者说减少一些政府官员在从政时为自己下海经商创造种种利用公权力的条件。
总之，在市场体系下，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并非是鼓励或制止那样简单，而是应该制定相关的制度规则来界定公权力与私权力，保证公权力不会由于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而滥用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就不会太重要了。
（2004年3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9节 确立“以人为本”的金融市场
在举世瞩目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受到了广大代表们热烈的好评。因为该报告不仅表现一个“实”字，而且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正如温家宝总理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应当从现在具体事情做起，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穿到我们各项工作中去。”
也就是说，“以人为本”，就是如何让执政党的政策来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比如，征地中侵害农民利益问题、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城市民众失业、社会医疗保障等。“以人为本”不仅是我们执政党的理想，也是执政党如何把理想转化为现实，把理想转化为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在发达的市场中，个人点点滴滴的需求也是市场繁荣的泉源与动力。
因为，在市场体制下，为什么社会资源能够有效地运作？就在于无论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还是产品的消费，都是为满足人的种种需要而来。离开了人的最终需要，任何产品或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不可能找到所需要的市场。而我们的经济发展都为提高民众的福利与生活而来。如果离开了民众生活，经济既无意义，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在于市场为每一个人提供发展其潜能的空间。在有效的市场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找到适合自己发展与工作的空间。这就是市场中“以人为本”的真谛。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以人为本”意味着什么呢？是上市公司在市场融集低成本的资金吗？是银行获得最大化利润吗？是投机者可以使市场翻江倒海吗？等等。其实都不是，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人们的消费偏好，所有的公司和政府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就在于让投资者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来掠夺投资者的财富。如果金融市场以此为鹄，那么要实现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对照香港与国内股市，为什么香港股市投资者鱼贯而入，而国内股市投资者则敬而远之，何也？就在于两个不同股市给予投资者的回报不同也。如2003年底，香港股市的市价总值557万亿港元，9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派息1639亿港元，整个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为294％，而香港银行的存款利息为零。34家恒生指数成分股年底市值388万亿港元，全年派息1316亿港元，投资回报率为339％。也就是说，投资者进入香港股市，即使他不能够从炒卖股票中获得收益，但基本的回报不会少。
对于国内股市，2003年底流通股市值132亿元，12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派息约460元，流通股股东获得153亿元，扣除税收后回报率为09％，而国内银行利息扣除税后158％。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如何愿意进入风险高的股市。对于国内资本市场来说，无论谁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投资者进入股市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受欺骗。如果投资者进入市场之后不仅没有回报，而且其财富随时都可能受到掠夺，那么最好的口号都无济于事，“以人为本”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还有，对于国内居民11万多亿的储蓄来说，为什么民众宁可低收益或负利息存款于银行而不进入其他金融市场呢？是市场没有对资金的需求吗？是民众不想更高的投资收益吗？非也。在中国，尽管这几年从资金层面上来说，资金的稀缺程度有所降低，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仍然十分困难。有许多企业家不少好的项目由于融资集资的困难而夭折。对于民众来说，他们都希望寻找到安全性好、收益高的投资渠道。特别是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民众为了减少自己财富的贬值，更是需要好的投资渠道，如目前基金市场的基金卖得火暴，就是与此相关。但是对国内的一些金融市场来说，无论如何提倡；民众就是不敢进入，何也？问题就在于这些市场不能从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让投资者获得合理的回报也。特别是不少金融市场的繁荣往往是以牺牲民众利益而发展的。
那么，以上金融市场的现象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于以往不少金融市场的规则，在制定规则时，不是从民众利益来设立规则，没有制定保护民众利益的制度。因此，对政府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作为金融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及维护者的政府，在金融市场规则制定时，就得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如何制定有利于大众利益的规则，特别是如何通过规则的制定来保护弱势金融市场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如何来减少市场力的不对称性、市场信息的非对称性、市场运作无效性。比如，对于国内证券市场来说，不仅有制度规则让民众能够分享国内经济发展成果，而且要设立制度来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受到侵犯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得到补偿等。
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不仅表现在对民众利益受到重创后的补偿与纠偏上，更重要的是为每一个人的潜能发挥提供点点滴滴的便利。为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空间张扬提供有利的环境与条件。比如金融市场的发展就应该多方位全面的发展，以便民众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再比如国有股减持问题，政府就不应该与民争利，在还富于民的基础上形成国有股的减持方案。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可能达到多方利益博弈共识。还有，金融市场的“以人为本”，政府并非仅是一些原则上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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