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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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人“英雄气短”。过去，人们经常说：导致唐朝灭亡的，既不是黄巢、朱温，也不是藩镇、宦官，而是“牛李党争”。不幸的是，二百多年后，这个悲剧再一次上演。
　　也许，老天爷存心要和大宋帝国作对。北宋晚期，新党和旧党斗得你死我活，朝野波谲云诡，政潮叠起，每折腾一次，就会使帝国大伤元气，直到病入膏肓。
　　特别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后，新党和旧党由道义与政治信念之争，蜕变为意气、私利与权力之争，由过去的君子之争堕落为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朝的政治舞台上，就很难再见到那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人格，学问博大精深的人物了，帝国开始进入一个政治道德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期。在帝国的官场上，官员们厚颜无耻，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庙堂之上，千方百计地攫取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直到大宋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大宋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等女真铁骑大举南下时，大宋帝国早已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了。
　　新党与旧党的争斗，对于大宋帝国的影响，进而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就是对“窝里斗”最好的注解。不过，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东汉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无止无休的“萧墙之乱”，直到汉朝气数已尽，被三国取代；唐朝末年，牛党和李党混斗，外未乱而内先乱，强大的帝国毁于一旦；明朝末年，也是窝里斗使关外的满人有机会可以入主中原，如果崇祯帝不杀害袁崇焕，那么满人要想入关就绝非易事；在清朝灭亡以后，大小军阀又是连年不断地窝里斗，使得独裁越来越厉害，民主逐渐远离中国……
　　读完“窝里斗”的历史，就像是“揭伤疤”一样，让人痛不欲生，无以名状。


宰相要用读书人


　　说起来，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制度设计得很有意思。套用当代政治学的理论，就是一会儿“内阁制”，一会儿“总统制”：在皇帝掌握实权时，就是总统制；如果皇帝不愿意（或者不能）管理国家大事时，宰相的权力就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也就变成了内阁制。
　　乍看起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皇权最大，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皇权还是受到了种种限制，而对其限制最大的莫过于相权。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大多是靠世袭上台的，既有能干的，也有平庸的，还有一些笨蛋、蠢猪，而宰相都是官场老手，不论是政治经验，还是个人能力，皇帝一般比不上宰相。所以，历代帝王最担心的就是相权过重，尾大不掉。
　　最后，朱元璋下令取消丞相，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朱元璋一死，内阁首辅又冒了出来。在张居正这个首辅面前，小皇帝万历是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张居正死后，他才敢“秋后算账”。至于清朝末年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更是厉害：先是逼清廷交出实权，然后又联合南方的革命党，逼迫小皇帝溥仪退位，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就是被这位宰相大人断送了。
　　正因为相权容易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专制帝王们都对宰相不太放心，就特别关心宰相的人选。考虑到武将们既手握重兵，又有战功，如果再让他们做宰相，那岂非“如虎添翼”！所以，从宋朝以后，皇帝们都学精了，一般不用武将做宰相，只让文人当宰相，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人宰相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不会从根本上威胁专制皇权！


赵匡胤：“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出身纯粹为“赳赳武夫”，但在他黄袍加身后，却确立了一套偃武修文、倡导文教的基本国策，开创了一个思想文化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
　　五代时，军阀割据，混战不断，读书人生逢乱世，处境极为艰难。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张式，被彰义节度使张彦泽以高薪聘为“掌书记”，负责管理文书。这位张节度使凶残苛暴，有一次他竟然上书朝廷，要处死自己的儿子。张式觉得这有悖常理，就竭力劝阻。
　　谁知，张彦泽一听就火了，取出弓来，要一箭射死张式。张式无奈，只好逃到京城，请求朝廷的庇护。张彦泽不依不饶，竟然向朝廷索要张式，并扬言：如果不交出张式，他就要扯旗造反。朝廷非常害怕，就把张式交给这个军阀。结果，狠心的张彦泽竟然对张式采用了剖心、决口、砍断手足的刑罚，最后将他活埋。据说，当时这样的事例还不少，所以读书人经常要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烦恼。为了躲避灾祸，许多北方的文人士子，不惜越过千山万水，逃往四川和江南。
　　在中国的皇帝里，赵匡胤可以算得上一个喜欢读书，比较尊重读书人的皇帝。有一次，他跟随周世宗柴荣去攻打南唐，有人私下里向柴荣打“小报告”：赵匡胤打下寿州后，抢了好几车的贵重物品。柴荣听后，半信半疑，就派人前去查看，结果发现箱子里全都是书籍。柴荣很是疑惑，就问他：“赵爱卿，你是军人，不好好收拾甲兵、训练军队，要那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此事关系重大，急忙跪倒在地，顿首道：“皇上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却不能为皇上出谋划策，心里很惭愧！我读这些书，就是想扩大自己的见闻，好报效皇上！”
　　现在，赵匡胤偃武修文，尊重读书人，当然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戴，使许多人相信：天下即将统一，很快就要进入“太平盛世”。
　　长期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乾德五年（967年），大宋政府花费了不少气力，终于平息了四川的叛乱，朝野上下总算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乐极生悲，却发生了一个“大笑话”，让宰相赵普差点挨了赵匡胤一顿胖揍：
　　当时，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好年号。宰相赵普急忙在一旁猛拍马屁，列举了近年来朝廷里的不少喜事，都归功于“乾德”这个年号。
　　这时，旁边正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他非常有学问，平时和赵普也对不上劲。所以，等赵普拍完马屁后，卢多逊突然不动声色地说：“真可惜，乾德是伪蜀国用过的年号。”
　　赵匡胤大吃一惊，急忙派人调查，竟然发现：乾德不仅是前蜀的年号，还是亡国的年号。这一回，赵匡胤真是恼羞成怒了：赵普这厮身为宰相，却不喜欢读书，竟然让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洋相”，真是可恶！
　　一想到这里，赵匡胤实在是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便把手一招，喝道：“赵普，你过来！”
　　赵普知道自己闯出大祸来了，但他又不敢违抗圣旨，只好战战兢兢地走到御案前。只见赵匡胤拿起御笔，蘸饱黑墨，在他的脸上乱写乱画，弄得他翰墨淋漓。就这样，赵匡胤还不解气，又骂道：“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
　　赵普把这件事视为“奇耻大辱”，从此他就开始发愤读书。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碰它。平时，人们只看到他每天从里面取出一本书来读，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书。一直等到赵普死后，人们打开书匣，才发现里面只有《论语》的前半部分。打那以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传开了。
　　坐上龙椅后，赵匡胤重用读书人，经常喜欢用一句“至理名言”来告诫周围的武将：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更不能躺在马上守天下，这对那些武将们震动不小。过去，武将和文臣相见时，文臣经常要低眉拱手，向武将致意；现在，一见到文臣，武将们都要恭恭敬敬地唱个肥喏，表示问候。
　　同时，赵匡胤大力推广科举制度，向天下读书人敞开大门。新科状元登科后，可以披金挂彩地骑在高头大马上，四处游街夸耀。届时，帝国首都开封举城若狂，就像盛大节日一般地瞻仰他的风采，无数美丽的少女都在梦想着能与他结为连理。当时，有人甚至认为，这些状元们的风光，甚至超过那些统兵十万、荡平敌国的大将军。在这个时代，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代表着平等与文明，为千千万万没有关系的“莘莘学子”打开了一扇改变命运的大门。
　　更值得一提的是，赵匡胤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在中国所有的专制帝王里，只有他以自己至高无上的“开国皇帝”之尊，给后世留下了这样一份誓约：
　　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三、不加农田之赋。
　　在这份誓约中，赵匡胤庄严地警告子孙后代：如果胆敢背弃上述誓言，必遭天谴！
　　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上，这是惟一的一份出自专制帝王之手、带有几分人性光辉的誓约，目的是约束自己的子孙后代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放在太庙内，封闭甚严。宋代新天子即位后，都要到太庙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伺候。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份誓约的内容，一直到靖康二年（1127年）女真铁骑南下，攻破东京汴梁，将宫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真容”！
　　读完这个故事，我闭目沉思，忽然想起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汉高祖刘邦“非刘姓不王”之类的誓约，想起了历代帝王的“祖宗家法”，想起了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翻脸无情、对政敌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的狠毒，实在是感慨万千！
　　每当读到这份誓约时，我不禁“潸然泪下”。想一想，实在是让人惆怅：即便是有这份誓约的约束，在宋朝还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飞冤死风波亭，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风流宰相”严嵩


　　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其实，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做个臣子本来就不容易，要做个奸臣更得有“两下子”。一提起严嵩，大家都知道他是明朝的大奸臣，但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严嵩还是一位挺有才气的诗人。
　　老实说，严嵩也算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诗人，他的诗写得呱呱叫。在《万历野获编》里，明朝人沈德符是这么记载的：
　　“严分宜（指严嵩）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
　　至于严嵩名下的《钤山堂集》，《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也很高——“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这本诗集，能够在大清朝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它确实有其“不俗”之处。
　　严嵩（1480～1567年），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早年，严嵩曾在老家钤山面壁十年，苦读诗书。等他在文学上小有名气后，也就“文而优则仕”，受到朝廷的器重，“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个读书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能熬到国子监首脑这么高的位置上，也算是当时学术界、文化界“大师”级的人物了。在皇权社会里，想当个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有钱有势、有关系、有门子就行。但是，要想在翰林院混日子，肚子里只有《三字经》、《百家姓》，或者是英文ABC之类，恐怕还是不够格的。从这一点来看，严嵩尽管是一个大坏蛋，他的文学成就还是“货真价实”的。
　　过了几年，朝廷准备重修《宋史》，又命严嵩领衔，“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说起来，这是一个油水虽然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性差事。看来，严嵩当时因文望和人望确实是“众望所归”，朝廷才会把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他。在皇权社会里，凡是能够被专制帝王相中，认为有资格主持修正史的文人，大都属于“文坛泰斗”，例如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当然更不用说清朝的纪晓岚了。不过，因为严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贪官，在后人的咒骂声中，他这方面的“清誉”都被湮没了。
　　当时，嘉靖皇帝朱厚熜迷信道教，还自封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滑稽戏也只有想出家做和尚的梁武帝才能做出来。不过，在皇权社会里，只要是皇帝喜欢的东西，不管好坏，自然会有一批“马屁精”趋之若鹜，蔚然成风。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跟着皇帝一起向太上老君顶礼膜拜。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上他善于揣摩，所以他写的“青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熜看后褒誉有加。有了这块“敲门砖”，严嵩也就一天天发达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严嵩早年的确是一位“文章高手”，倘若他只是一个大草包，肚子里空空如也，哪还敢跟嘉靖一起谈诗论文？所以，纪昀岚在主编《四库全书》时，也不忍心将严嵩的诗作一笔勾销，还特地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将严嵩全盘否定！
　　下面，我们试着读一首他的七绝：
　　“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
　　倘若没有标明这是严嵩的作品，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某位甘于清贫的诗人，在远离尘世喧嚣的荒郊野外孤独行吟呢！可是，当我们知道，这是那位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严嵩在那里“装孙子”时，就会觉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为文和为人的矛盾，严嵩既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因为严嵩的奸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