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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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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弗农是一个艺术赞助者的典范，一个给予艺术家们慷慨关怀并时常把自己家提供出来作为艺术家们进行艺术研讨和艺术交流的场所的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一些艺术名流，可以算得上他家的常客。然而，事实上弗农对与艺术家们为伍并不感兴趣。每当客人们被邀请来家中进行艺术沙龙的时候，他都忍受着嘈杂并期盼这天快些过去。弗农的侄子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叔叔：他是一个奇怪而孤独的人，今天慷慨而开放，明天很可能就反其道而行之。这一评论在弗农对待某位画家的善变的行为中得以充分体现。当弗农知道这位画家刚刚为皇室成员画过肖像，或者刚刚受邀于某一地位显赫的贵族世家时，弗农马上就会对他另眼相看；然而，当这位画家在为他所钟爱的“查尔斯国王”“查尔斯国王”是一条世界名犬的名字。作画时稍有闪失时，弗农就立刻翻脸，对他怒骂呵斥。很明显，弗农的这些行为与他的生长环境与家庭教养不无关系。尽管他竭力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高雅的艺术人，一个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但他内在的修养恰恰暴露了他真实的身份。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三男性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2）
市郊职员
19世纪晚期，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世界作为一个舞台出现了，在这个舞台上，市郊居民这类下层中产阶级正在上演着各自的人生戏剧。乔治·格罗史密斯兄弟的小说《小人物日记》（Diary of a Nobody）塑造了一个自命不凡而又一事无成的下层中产阶级男子查尔斯·普特（Charles Pooter）的形象。自那以后，普特的形象就成了下层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的标准，是最为人知也最为人们喜闻乐道的一个安分守己的市郊职员的写照：他在储蓄所工作时，对老板点头哈腰、盲目忠诚，而在市郊的家中，却要充当主宰、舒服享受；他彻头彻尾是一个居家男人，但对家庭的支配管理理念却又华而不实；他常常饱受来自各方面的蔑视，有客户、朋友和自己叛逆的儿子，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卡丽（Carrie）。日记追踪记录了这位市郊职员的无奈：在家政事务中他想重新塑造自己那微弱的家庭权威，他想努力充当家庭中一个慈善的长者形象，然而，结果却是不断地遭受打击。当然，普特的形象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关键他是一个让人喜爱的角色，与19世纪80年代人们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认同很合拍。日记最终以普特在经济和家庭的双丰收而告终，许多先前对他不屑的人们最终也认可了他。
继《小人物日记》之后，巴里·派恩的小说《伊莱扎的账册》（The Eliza Books）成功地利用了《小人物日记》的轰动效应。它将熟为人知的普特的华而不实的理念，如自我价值、势利的社会交往和干涉家庭事务等继续夸大，同时还夹杂了更为刺耳的声音：伊莱扎与其丈夫之间的争吵。小说在市郊小人物的平庸之才与文化狭隘的主题上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白。在他们的每一次婚姻争论中，伊莱扎的丈夫——那个自我意识颇为强烈的商业职员，他的不善家政和笨拙表现，与伊莱扎干练的家庭经济管理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像普特一样，伊莱扎丈夫那“自己是家庭主人”的断言，在伊莱扎卓越的家庭管理才能和处世智慧中遭遇到了羞辱；他急于想控制家政大权的焦虑也暗示了一种男性气质的减弱。小说最后一章名为“伊莱扎的儿子”，这里，派恩没有把伊莱扎的儿子描绘成一个叛逆的形象，像普特的儿子那样；相反，派恩把他描写成一个结合了父母优点的聪明男孩：既继承了父亲热衷于事业的追求，又继承了母亲精于经济的计算。当他六岁时，就已经会对自己的圣诞礼物费用做收支平衡表了。这对伊莱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和喜悦。
通过上述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晚期下层中产阶级的男性气质在文学作品中是以一种讽刺的笔调来表现的，这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不屑与藐视，就连他的家人，也没有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们的形象就是一种“小人物”，失败多少总会挫败自己的男性气质。
白领青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英国广告业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广告的兴趣大幅增长的时期。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11页。如果仅仅是靠理性诉求推销产品，广告很难带来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只有将产品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产品被赋予文化意义的时候，广告才会强有力地影响社会。因此，“创造力”在当时英国的广告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创造力”思想的指导下集合了大量的设想，它们指出广告和市场营销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不仅仅是商务环境。
广告不可能照顾到人类的丰富个性及多样化的社会角色。为了商业利益，它必须寻求大众的认同点、共同兴趣点，并以这个点来开启大众的心灵之梦。因此，广告必然根据某种文化规定将出现在广告中的角色类型化。在广告中，成功的男人多以拥有的财富、汽车为荣；美满家庭一定是由事业成功的父亲、美丽贤惠的母亲以及活泼可爱的孩子组成；健康一定要用力量来显示；西方人肯定是自由的、潇洒的和浪漫的；骑着摩托车狂奔的必然是粗犷的美国人而不会是英国的绅士。每个角色都被套入一种模式，成为一种类型。
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青年男性的行为和习惯被公认为在未来的商品社会中极为重要。由此，一个重要的开发项目就是发展一种能够为男性青年接受的商业语言。消费专家们为此广征博引与高雅流行时尚格调有关的议论，广告商和市场策划者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推广男性气质的方案。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家名为“下一个”的公司，在其广告中充分体现了表现男人形象的准则。1989年8月和9月合版的GQ杂志和国际羊毛秘书处联手登出双页彩照，特选典型形象配合《一个绅士的衣柜大观》和《国际商业款式》这些介绍文章。有意针对金融市场、“未来的布料”拍摄出来两个互补的照片。左边那一页上是一个青年男人的半身照，一副大公司高级白领的打扮：沉着而笔挺的姿态，条纹双排扣西装——配上雪白挺括的衬衫和花色鲜明的领带。他的头发向后梳理得油光可鉴，坚毅的面孔上灯光打得很足。他的目光定在中距离的一个位置上。另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室内的情景：年轻的总裁坐在黑皮金属的董事椅上，思考着某项交易。脱去了西装上衣，他显得很精干。一只手抓着椅子，另一只手轻轻握拳。这一次，模特儿的视线正对他的观众，那是一种权威的、等待观众作出答案的目光。他的服装总体上是朴素的——正统白衬衣，裤缝笔挺的灰点裤子，黑色带拌拷花皮鞋。仔细查看“下一个”公司的销售对象就可以发现，产品针对的是在办公室或服务行业供职的青年男性白领。广告有意识地制造一种轻松自在的过去时光，塑造出老牌绅士的幽雅环境。
从以上曼彻斯特市长、艺术收藏者、市郊职员和白领青年的四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发现，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体现着男性主流的文化印记。这种男性主流的极端表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男人和女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男人寻求支配，女人则要服从；男人占有公共领域，女人则统治个人的家庭世界”，王赳：《论英国维多利亚前期中产阶级妇女的地位》，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96页。这是中产阶级男子对两性位置的界定。从维多利亚中期开始，中产阶级女性逐渐觉醒，并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直至今日，她们仍然在为争取平等地位而努力。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四城市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精神理念（1）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陈立旭：《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结构》，转载自《文化研究网》，文章来源：wwwxslx/htm/zlsh/shrw/2004…05…14…16845htm。其中物质文化指的是，城市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比如，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城市文化的变迁必然通过各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来。城市的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城市的精神文化与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是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
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27页。城市是由许多不同群体来建设和维护的，如政治领导人、家庭和种族、主要的投资者、交通技术人员、决策精英、革命阶层等。由于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决策的过程是间断的和重复的，处于一种讨价还价的状态中。其中一部分群体起主导作用，其余的则只有服从这些主导者。这样，城市的各种符号，乃至城市的形态与布局，都不可避免带上了建设者的痕迹，体现着他们的思想与理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结构与变化。
利物浦的文化运动
19世纪早期，利物浦城市文化组织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人们对城市商业精英认同的重构。而且，文化组织建设的成功说明了自发形成的组织具有独特的凝聚力，它将具有独立品格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可认知的、有自我意识的、积极主动的“中产阶级”。
利物浦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海港，人们靠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逐渐富裕起来。财富的增长滋生了城市的骄傲，利物浦商人认为其财富是来自商业而非制造业，于是刻意要将利物浦城市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区分开来。
尽管商人们的深谋远虑和进取心为人称道，事实上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利物浦取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同时，这些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们大都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正统教育，因此他们也常常因为缺乏文化修养而被人耻笑。1795年，历史学家詹姆士·华莱士曾描述道：“艺术和科学在这里遭到冷遇，人们关注的是海上的风浪，商业利润是他们的唯一追求。” James Wallace；A General and Descriptiv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Town in Liverpool （Liverpool： Crane & Jones；1797）；p283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则完全改变了看法：“英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教堂，也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的商人这样可以拥有持续的热情来建造大厦，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JWCorfield；The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London；Longmans；1851）；p96尽管这两种说法不免带有夸大之词，但无疑都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即利物浦在城市文化认同上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的重新建构，主要出于一个动因：伴随着经济地位的崛起，商人阶层的人们信心增强了，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建设，试图与当时的大都市曼彻斯特一比高低。一位英国艺术的积极鼓吹者，曾经这样质问：“为什么艺术只能受限于大城市？它应该根植于英国大地的每一块土壤上。”T Fawcett；Th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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