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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5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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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知道康宜老师说的“Utopia”，并不仅仅指的这个“母语优势”。我想，她要说的，首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耶鲁的这个中文的同事圈子。——噢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事圈子呢？
虽然同在一个系里做事，平日各忙各的，其实很少机会聚头。我们之间互通信息，常常就靠着系办公室门口那个对外张开大嘴的方格子信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早晨上班，我常常会在自己的格子里收到刚刚打印出来的中文稿子，康正果的格子里也会有同样的一份，那是孙康宜老师送来的她新写的中文稿——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她想请我们先帮她看看，提提修改建议。孙康宜，都知道她是西方人文学界中少数几位贡献卓越、备受尊崇的华裔汉学家。她在中国占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众多英文著述，是今天任何一个修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的必读教本。几年前由她主编出版的煌煌大著《中国古代女诗人选集及评述》，最近由她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古典文学卷》，都是在整个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瞩目的大事。“孙康宜请你改文章？”这一定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自我夸炫故事吧？坦白说来，开始我真的感到很吃惊，也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我自己，多年来早就养成了“初稿从不示人”的毛病。但是，这确是真实的孙康宜。从认识伊始，康宜老师就恳切地要求我们帮助“敲打”她的中文。她告诉我们：因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用英文教了几十年书，英文写作很顺溜，中文则快忘光了。她是从1994年前后，才重新开始中文的写作，所以，她由衷地把自己当作初学者，诚恳向我们求助。由康宜领开了头，这方格子信箱，从此真的就成为我们几个写作者随时传递彼此的文字初稿，并常常刀来剑往的加以切磋敲打的好处所。有时候，我们性格犟直的“关西大汉”康正果，一句话就能呛人一个大筋斗，但“翻过筋斗”以后，虚怀若谷的孙康宜，下一回准能给你拿出更亮眼的稿子来。有一回，康正果看过我的稿子，不客气说：至少要删掉两千字，这稿子才能成型。我吭吭吃吃地“瘦身”，那稿子，果真就变得神清气爽哩！——“Utopia”。这方格子信箱，可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母语乌托邦”里一片栽种文字的好秧田么！
“达达的马蹄，是我美丽的错误。”这个现代汉语诗坛里的经典句子，已经成了在耶鲁任教超过三十年、刚刚荣誉退休的老诗人郑愁予的招牌标记。——和这样的“经典作家”一起共事，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常常，有台、港学生这样问我。我自己，大学时代就偷偷为郑愁予的诗集着过迷（“偷偷”，是因为那时候国门初开，我仅有的“港台书刊”，都是香港学生给我偷带进来的），当年作为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我还专程前往耶鲁，拜见过这位台湾来的“诗坛祭酒”。如今，一下子成为同事，而且按照系里的安排，我俩同教四年级高级中文课，他开“现代中国小说选渎”，我开的则是“当代中国小说选读”——两门课如此单列并置，结构上就形成一种相互打擂台的竞争关系。我，作为小辈新人，何以自处与相处呢？想到关于各种大学中文项目里诸多人事纠纷的轶事传闻，连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暗暗捏上一把汗了。——可是，月明星朗，云淡风清，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各呈异质异态，本身就是耶鲁校园的常态。用愁予老师日后的说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安无事”，竟是“相得益彰”之后更熔铸出了一个绵长有序、丰沛滋润的话语环境：喝过了鲁迅、胡适之的苦酒清酒的学生，再到莫言的“红高梁”里和韩少功的“马桥”里打打滚，撒撒野；想在王安忆绮丽繁复的“王琦瑶”以后喘一口气的，就不妨到沈从文的“翠翠”渡口上，尽情享受湘西沅水的疏淡清洌……“中文156”、“157”两个相连的课号，连结起了耶鲁校园内最有悟性、最敢标新立异的一批好学生——非能人即异人，此乃大学里学中文的洋学生的共有特征；愁予老师（包括几位年长的老师）的诚挚与胸襟，给我们这些后辈立起了楷模，使得耶鲁东亚系的中文部，多年来成为以“地利人和”享誉“江湖”的好团队、好处所。“我在国内的任何单位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和睦的一个集体。这里只有工作和学问上的合作，从无复杂的人事纠纷，在互相配合的中文教学中，母语的纽带极大地净化了我们的同事关系。”（康正果《母语之根》）而我和愁予、正果——我们三位负责高年级教学，更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面对之中，成为好学生们的好朋友，同时彼此成为有好学生共同引介、有好朋友来访共同迎送、有好酒好茶共同分享的知己莫逆了。
说起好酒好茶，正果兄是愁予的酒友，我不嗜酒，却时时可以成为他们一位浅尝辄止的“酒伴”。有我这么一个资浅酒伴的最大好处，就是出门在外，他们俩尽可以放歌纵酒、一醉方休，而不必担心惹上“醉酒开车”的麻烦。那一年美国独立节，愁予拽上正果和我上他的美国亲家的庄园去喝酒——那个美国家庭每年此日都在家中大摆烧烤筵席，广邀各方亲友一起在牧场边上放焰火狂欢。二位资深酒徒，那晚喝了洋酒喝白酒，喝了冒烟儿的再喝点着火的，趁着酒劲把彼此一生的好话歹话、秘密私隐全都说了个够，末了还说：没醉没醉，小意思小意思。愁予摇甩着钥匙坚持要开车，谁说他醉就骂谁。钥匙总算被他的孝顺儿子一把夺了过来。那晚，鄙人开车把两位酒徒送回家，康正果据说进了家门就趴在光地板上睡到了天亮；愁予更绝，第二天见到他，“喝醉酒？我昨晚压根儿没喝过酒，醉什么？”——全忘光啦！自此成了通例，每年独立节，总是我们三家结伴出行，他们俩必定要敞怀豪饮，大醉而归。愁予亲家的聚会筵席于是成了我们自家的酒会雅集，哪年缺了谁还都有个惦记。我的女儿甚至从此就和她每回必带的好朋友凯丽有了约定：每年七月四日，“一定要跟爸爸的叔叔们去看马！”
自然，我这个车把式也不是白当的。某日，居心叵测发现：酒龄和诗龄同岁的愁予先生，爱喝酒却不好茶，可家里，又偏偏多的是台湾友人送的上好乌龙茶！乘虚而人，莫以此甚也！从此向愁予讨茶叶，准是一讨一个准，并且绝对是一等一的上品好冻顶。愁予夫妇呢，倒也从未把我当外人。那年夏天，我拿出当过十年知青的能耐，只花了两天工夫，帮他们在后院挖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鱼池，还搭配好了小桥流水、青石护栏。愁予为此惊呼：毛泽东真厉害，能把你这样的文弱书生，改造成这样能干的“蓝领”！
“蓝皮书”的上游
有一回，系主任向我提出：因为学生要求者众，要我开设一门广东话的“独立辅导课”（Independent Study）。后来，因为每年的“独立辅导课”修读的学生竟也有八九名之多，系里就决定：把这门广东话课，变成耶鲁课程表“蓝皮书”上的一门正式课程。按照惯例，每个“蓝皮书”上新开的课目，都要先行向校方提出一套包括学术缘由、教学目的、教学要求之类的正式申请。广东话——我的母语，在耶鲁校园开设的五十多种外语课程中，实在是一个边缘而又边缘的方言语种。我，可以向校方，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开课申请呢？
那个夏天没有教暑期班，便显得特别漫长。酷热里读着杂书，在这座被称作“榆城”（Elm—City）的古楼古街之间游荡，留心着要为“蓝皮书”准备开新课“缘由”，便稍稍涉猎了一点关于耶鲁汉语教学的书籍。这一“涉猎”不打紧，这门不起眼的“广东话课”，竟然牵出了一整页与耶鲁关系密切的海外汉语教学史和传播史，并且，首先就与我们现代汉语学的奠基人——赵元任相关。
赵元任（1892—1982），稍稍知道点现代文化史的人会知道，他曾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民初“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现代汉语的拼音系统、语法系统、包括台湾现在还在使用的汉语注音符号等等的具体创建者和设计人；也是现代中国音乐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
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卖布谣》等，至今仍是各种华语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据《赵元任年谱》记载，赵元任曾在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应聘在耶鲁教授中文两年。“到耶鲁后元任的精神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因为这里的人事和讨论的兴趣使得他有意思。”（见赵夫人杨步伟《杂记赵家》）赵元任在耶鲁开设了两门课程：高级中文阅读课和中国音韵学课。在中国音韵学课程中，赵元任在“国语的古音和今音的区别”题目内，突出了对广东话的研讨，“10月以后，开始讲授广东话。”（《赵元任年谱》249页）两年后，赵元任转赴哈佛任教，更利用哈佛的暑期学校开设强化型的粤语课程，“集中12周开设了600小时的课”，并“亲自灌录粤语学习唱片，请留学生中的广东人谭小麟和邬劲旅等做发音人。课程结束后曾带学生到广东人开的中国饭馆，用粤语会话……”（见《年谱》265页）在以后漫长的伯克莱加州大学任教生涯中，“粤语课”更是和“国语课”、“音韵学课”一起，是赵元任终生常设的三个主要任教课程之一。
赵元任为清代“乾隆三大家”之一、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赵翼的后人。祖籍江苏常州，生于天津。本非粤人，却以对语言的惊人敏感和聪睿，利用方言调查的过程掌握了几十种方言，尤对粤语的运用得心应手。粤语号称“最难学的方言”，光是音调就有八个（也有“七调说”和“九调说”）。据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记，“我到广州两个星期后就能用广东话演说了”。不独此也，他连广东话语系的三水话和中山话都能分别掌握，在赴耶鲁任教前夕顺路出席旧金山的“太平洋科学会议”时，在海船上完成的提交论文，题目就是《中山方言》（见《年谱》242页）。据我目前查阅到的材料，在美国大学校园开设专门的粤语课程，赵元任，绝对是史上第一人。在那以后，接续赵元任的耶鲁粤语教学业绩的，则是耶鲁汉语教学史上的另一位重头人物——黄伯飞（Porke Wung）。
“黄伯飞”何许人也？今天一般读者也许会对这个名字很陌生。这位出版过《诗与道》、《抒情短诗精选》等著作的老诗人和老教育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曾主导耶鲁中文项目长达四十年之久。据沈从文《记胡也频》一文的介绍，黄伯飞曾是二三十年代北京文学青年聚居的“汉园公寓”的主人的儿子，是直接在新文学熏陶中成年的“小弟弟辈”。当时在那所公寓出入的，除了沈从文以外，还有戴望舒、王鲁彦、朱湘、焦菊隐等等现代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惊喜万分地在耶鲁遇见黄伯飞，才续上了这一段“隔代之缘”。原来，从1942年“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军方为了培训派往东亚和中国作战的官兵，国防部曾一度出资，在耶鲁大学设立大型中文教学项目，黄伯飞因此应聘参与其事。于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耶鲁，成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大规模的中文教学基地，接受中文特训的学生最多时达四五百人之多，任教的老师则多达三四十位之众。这，恐怕是今天任何一个汉语教学项目（包括国内），都不可能有的规模了。如今，楼下的东亚系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张1953年拍摄的，耶鲁中文项目（当时叫“远东研究所”）教职员在战后合影的黑白照片——可能是此一中文教学基地完成历史使命的“毕业照”。二十六位风华正茂的华、洋教员，脸上带着一种战后似乎略带疲惫的安逸气息。我知道站在后排中间那位高挑个子、戴黑边眼镜、满脸书卷气的英俊男士，正是黄伯飞；而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一位华文世界的知名人物——四十年代末与萧乾、陆铿等齐名的中央社战地名记者赵浩生。顺及，已退休多年的赵浩生夫妇（妻子是日本人），同样是耶鲁东亚系中、日文部的元老级人物，同样在此地任教超过三十年。今天，耶鲁东亚研究中心有专门设立的“黄伯飞奖学金”，而海外世界多年来通行的粤语教本和《广东话词典》，正是黄伯飞当年在耶鲁开设广东话课所使用的讲义，并最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我知道，我的“蓝皮书”新课申请，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缘由”了。在视传统如命的耶鲁，还有什么，比延续现代汉语一代宗师赵元任及其后继者黄伯飞在耶鲁早已开设的历史性课程——一门富有古音韵学意义的方言课程，更有分量的理由呢？
但是，差一点，我就犯上了“数典忘祖”的大错误。
因为查出了“典”——赵元任及其中文课、粤语课在耶鲁的历史出处，粤语课开课顺利，自不待说。自此，我在以后的说话、为文中，便理所当然地，把赵元任，视作“教美国佬吃中文螃蟹、包括吃粤语螃蟹的第一人”。事实上，这也是汉语教学界多年来“约定俗成”的说法。可不是么，现在许多西方院校还在采用的低年级中文入门的教本，其中的发音、语法规范及其例句，大都基于赵元任在1921年前后在哈佛编写完成、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由纽约哥伦比亚公司录制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这个教本里最有名的例句，是赵元任把中文声调的“阴阳赏（上）去人”，以各种谐谑好玩的“五声五字”的例句，让学生练习：比如，“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入声字，所以讲“四声”，一般人对第五音已无法辨识）。——这是现代汉语教学史上第一本被广泛认可的、为“国语”正音、定调的有声教材。连当时为教本作序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中国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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