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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国时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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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美国选择了“先发制人”战略，只要认为你是美国的威胁，就可以通过战争打你、废你。倒萨战争向全世界证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可不是说说玩的。从此往后，国家主权失去了保障，联合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国际间一切都看拳头大小，完全回到丛林法则上去了。就此意义上说，“9·11”改变美国，倒萨战争改变了世界。
乔良：在“9·11”事件发生后，我和王湘穗写了《“9·11”后大势研判》一文，主要观点是“9·11”才是20世纪与21世纪真正的分水岭。其标志性意义是美国自第一次海湾战争到2001年9月11日之间达到它自己也达到有史以来一个国家所能到达的巅峰之后，从这一天开始，步入漫长的下滑线。当然，这一下滑过程将可能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一下子就显露无疑，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多次出现回光返照式的高峰值现象，但这都无助于挽回一个帝国终结的命运。因为这是所有帝国的逻辑，概莫能外。任何帝国的晚期，都会由于担心帝国命运的扭转不得不趁自己实力强大时发动防患于未然的战争，其结果无一例外是加速了帝国的消亡。美国现在做的，正是这件事。“9·11”是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NGO）包括恐怖组织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标志性事件。应对这一现象特别是对付国际恐怖势力，本来需要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合作，但急于为“9·11”复仇并希望世人迅速恢复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信心的布什政府，却一味奉行单边主义路线，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美国打击其他国家的战略机遇。
王湘穗：美国现在找到了一顶帽子，就是“恐怖主义”，这顶帽子往谁脑袋上一扣，它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了。如果这个程序合法，就拥有了向任何国家开战的理由，至少是制裁的理由。联合国是大国均势的产物，大家用这个东西相互制约。前提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如果主权丧失了，国家的基础就没有了，国际间和平共处也就没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
对于美国，对于一个获得话语权的国家来讲，反恐理由的最大好处，就是有高度的选择性，充分的自由度，可以把“恐怖主义”这顶帽子用在任何一个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比如说，基地组织许多人是沙特人，美国虽然也怀疑与沙特有关系，而偏偏说与塔利班有关系，把主要矛头对准阿富汗，就是要去打阿富汗。现在它认为是伊拉克支持基地组织，就打伊拉克。没有证据？你可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也可以去打你。下一步，要打叙利亚或其他国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这是在国际关系中搞“莫须有”，这样美国人就逐步把国际关系变成了顺者昌、逆者亡的秩序。
刚才乔良谈到，谁能捕捉国家利益的最新变化，谁先占谁先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技术上这点很明显，像SARS（非典）研究，谁有专利意识，谁反应快，谁就可能获得利益；在军事上，以前是大打小，强打弱，而现在是动作快的打反应慢的，强与弱主要体现在反应快慢上。在国际争端上，谁能最先认识国家利益的变化趋势，谁就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获得新的利益。
国家利益的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命题，但对很多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常识，像摩根索所说的，国家利益像“一颗指引方向的星星，一种思维标准，一种行动尺度”。
现在国家利益的变化在什么地方？就是乔良刚刚讲到的一句话，国家利益正在出现的区域化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跟王建的货币圈理论有关，货币圈有足够大的区域，有圈，才能够玩得起来，美元是世界货币，有个最大的圈，现在出现了第二个圈，就是欧元圈；除了这个圈还有一个隐含的圈，就是东亚圈，中国和日本这个圈，现在这个圈还是藏在美元圈的影子里，中国人并没认识到。如果认识到国家利益必然区域化，那么中国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入伙或者搭伙的问题。眼下的中国刚学会从国家利益角度看问题，现在又要它在区域的框架内解决国家利益，这对中国来说，首先是观念上的一次跳跃。
李晓宁：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很多人都习惯将一部分已知的事实抽象成概念，并用此来推演未来的发展。用一个元，一个所谓的基础概念来推演。比如说雅尔塔体系，可以认做是一个“元”。比如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国家概念就是一个“元”，可以用来建构国际关系体系。这些“元”后来被写在教科书上，变成了教条。可是，历史不断发展，条件变化了，被改变的恰恰是这些个“元”。我们主张用源流的“源”来看问题，溯源而上，注意生成这些源流的条件。不迷信教条，不受教条的束缚。一个大趋势，首先有一个源流，开始是涓涓细流，很小。但是影响力越来越大，汇成主流。
王湘穗：打科索沃的时候还要有“人权高于主权”的提法，至少是承认主权，只不过位置比普世的“人权”要低，这次的倒萨战争，却不是以“人权”这个理由，因为不太好用，在欧洲的文化背景下还容易统一对“人权”的看法，在中东或世界其他地区“人权”概念有很大差别，所以干脆也别提什么普世性的概念了，就是以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理由。这样方便。
但问题是从长远看，带来的问题更大。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可以更早一些，从荷兰人格老秀斯提出战争法的问题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战争必须合法才能具有正义性的观念，已经有几百年了。倒萨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对于战争合法性的一些构成要素，如是不是合法机构的发起，是不是有正当的理由，是不是有正当的意图，都不管了，作为国际秩序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的战争合法性也就被破坏了。主导秩序的国家怎么干，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城中好高帽，四方高一尺”，从此天下大乱。
惟一的例外是，美国人用军事技术基本解决了手段正当性的问题，它还无形中确立了一条新的战争规则——必须按美国模式打“精确战”，否则就不人道。从规则角度看倒萨战争，可以发现一种很重要的趋向，这就是大量旧规则被破坏，一些新规则在确立。倒萨战争以很少的杀伤，包括很小的附带杀伤达成了军事目标，一场战争双方的伤亡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二战时盟军对德累斯顿的一次轰炸。很小的附带杀伤可使美国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降得非常低，能缓解是它的战争意图不合理、理由不充分、不够合法产生的政治压力，用领先的军事技术去解决战争的法理问题，这是由美国式技术思维创造出的一条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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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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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货币脱离黄金，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个新阶段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家又重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国家利益也由此更集中表现为金融资本家的利益。
“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更加寄生与腐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事生产，仅凭创造货币资产的游戏就无偿地占有和剥削它国人民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从独占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市场转向国际资本，争夺的焦点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
美国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为用其所创造的庞大虚拟资产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因此必须拥有世界货币霸权；货币霸权的内容就是维持国际资本向美国的单向流动，美国如果不能维持其货币霸权，出现了国际资本转向外流，则庞大的虚拟资产不仅不会继续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还会因资产泡沫的破灭引发金融风暴；如果发生金融崩溃，则会使美国长期严重衰退。
王建：世界将进入“新战国时代”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密切相关，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也写了许多文章。
我的主要观点是，世界资本主义曾经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但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还是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运行规律、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等等，都是围绕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产生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货币脱离黄金，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70年，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物质生产和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仅仅5年，就演变成“倒二八”，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交易比重只剩下20％，根据有关资料，到1997年已经只剩下0。7％。1985年～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却增长了3倍，即是说，货币增长率是物质生产增长率的6倍。
从全球看，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此外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全球的货币存量已相当于全球GDP年总值的60倍。这些情况都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也许可把这个新阶段叫做“虚拟资本主义”。
王湘穗：我觉得，提出“新战国”还是应该在更长的时间框架里考察历史变化，在全球范围发生的演变过程，它的时间跨度应该比较大，一个周期也许要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一些短期事件对大趋势的影响可能不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以为的那么大，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虽说左右过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但它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制度设计，在当时条件下美国人高估了自己的经济能力，在制度设计上过于刚性，基本是“金本位”制，缺少罗斯福那种圆熟的政治智慧，适应不了变化的情况，所以实行了20多年就被迫放弃了。王建关于“虚拟资本主义”的文章我们都看过，有许多观点我们也赞成，但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听听，今天愿闻其详。
王建：首先，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从货币资本出发，经过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等环节再回到货币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资本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担负着创造剩余价值的职能，但是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货币脱离了黄金，资本的膨胀可以摆脱物质生产过程的束缚，产业资本和物质生产过程就变得可有可无了。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情。在货币与物质生产相联系的年代，虽然也有所谓生息资本，但那只是货币资本对产业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通过对虚拟资产的炒作也可以实现货币资本“账面价值”的增值，因此货币资本真正实现了从货币资本出发而不需要与物质生产相关联就又回到货币资本的过程，可以不再干物质生产那些“倒霉的事情”。
在实际过程中，股票、债券、外汇和房地产等虚拟资产的所有者，往往是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然后再到市场上去炒作，经过多次资产与货币的交换，资产价格就获得升值，而新的资产拥有人又可以用这些已经升值了的资产作抵押，从商业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货币需求的产生已经主要不是来自于物质生产与流通规模的扩张，而是来自资产价格的膨胀，70年代以来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又极大地放大了各类资产价格的膨胀速度。由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可以摆脱物质生产的限制，因此从理论上讲，可以无限制地满足虚拟经济膨胀对货币的需求，这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虚拟资产与货币供应增长率大大超过其物质产品增长率的根本原因。
这个过程也是产业资本家向金融资本家复归的过程。本来，从货币资本家演化出产业资本家，是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历史进步，马克思由此提出了产业资本“居高”的理论。但是到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货币资本的膨胀比起产业资本的扩张速度要高得多和轻松得多，就引起产业资本家向货币资本家的回归。美国在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事情，例如最先引发企业丑闻的安然公司，本来也是一家规模庞大和经营不错的国际能源公司，但是在虚拟经济恶性膨胀的形势下经不起诱惑而“怦然心动”，大量进行场外能源衍生产品交易，为此不惜造假。2000年安然公司的营业额中与能源物质生产有关的部分居然只占3％，难怪有人说安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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