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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间-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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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我立刻去向程政委汇报！”
“好吧，那我就等候你们的消息！”
程惠远放下电话，立刻整理周总理电话指示记录。随即，驱车到婺源向程世清汇报。
程世清是江西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省军区政委，曾写了一篇《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的文章，上了林彪的贼船，是林彪在江西的代理人。他知道林彪“一号命令”的分量和暗含，但又慑于周恩来的威望和权力，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让邓小平去赣州。程惠远等得到指示后，火速赶回南昌，用机要电话直拨总理办公室，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电话汇报后，又果断地作出了指示，说：
“邓小平同志的安排还要考虑，让他去赣州不合适。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生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作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同志。”
根据周总理的具体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决定：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住地安排在离工厂不远的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徐光友的一栋两层楼的宅院里，人称“将军楼”。
1969年10月22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和他的妻子、继母三人，乘坐一架老式的伊尔—14型军用飞机，在“邓小平专案组”两人的“陪同”下，从北京飞抵南昌。先在省委滨江招待所呆了几天，26日住进了“将军楼”。
“文革”期间，步校停办，人去楼空。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三位老人，从此在这里相濡以沫，度过了三个春秋的难忘岁月。
省革委会抽调了一个叫黄文华的省军区干事到“将军楼”来担任警卫、监护工作。不久，江西省党政领导人程世清、陈昌奉来看望了邓小平。
时年65岁的邓小平非常达观，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开始了一种新的谪居生活。
三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有200多岁。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活。继母年事已高，卓琳身体不好，三人中的壮劳力是邓小平，一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的活都由邓小平做。他们还在小院里拓出了一片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蔬菜，邓小平经常施肥、浇水、锄草，干得大汗淋漓。在三位老人的经营劳作下，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他们还养了几只招人喜爱的小鸡……
他们在经济上还是比较拮据的。邓小平原来每月工资为402元，卓琳175元，合计577元。从1970年1月起，中央办公厅规定停发工资，改发生活费：邓小平为120元，卓琳为60元，夏伯根25元，合计205元，一下子降了一半多。这份生活费，不仅要维系三位老人的生活，还要给在外地插队和没有分配工作的孩子们寄去生活费，可见有多困难啊！
邓小平夫妇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了几乎全部的藏书。他们一向酷爱书籍，尤其是邓小平，过去在中央工作，日理万机，难得空闲，如今遣送江西，谪居小楼，正是读书的好时机。据毛毛讲，邓小平每日都读书至深夜。在这三年之中，邓小平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中的许多著作，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他们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在邓小平夫妇的申请下，1971年长子邓朴方获准回到父母身边。他是个下肢瘫痪的人，在历尽劫难后，终于与父母、祖母团圆了。邓小平夫妇将父母之爱倾注到儿子身上。母亲每日为儿子端饭送水，做日常料理的事情。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以及其他事情。祖母尽努力做点可口的饭菜给孙子补养身体。邓朴方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增强自身功能。虽然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毕竟是亲生骨肉啊，一家人互敬互爱，充满了带几分苦涩的天伦之乐。后来，邓小平的其他几个孩子也陆续来到这个流放的新家，更给性格内向、沉稳寡言的邓小平带来欢乐和微笑。
邓小平在这个独特的谪居之地，除了读书、种菜和日常家务劳动外，还有一项更繁重的任务，就是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
当然，参加这种劳动，是每天有人监护的……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59节 沉思与劳动：“邓小平小道”
说来也巧，时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负责人竟是邓小平立马太行的老部下——罗朋。
罗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曾在邓小平麾下的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任副科长，解放后在公安部武装民警局任副局长。1959年反“右倾”，被下放青海省劳动。1962年调任江西蚕桑垦殖场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受过冲击，“解放”出来后调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任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也是饱尝宦海沉浮甘苦的人。
邓小平到来前夕的一天，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部部长、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专程来到厂里，在一间小屋里，单独对罗朋布置任务说：
“中央决定，邓小平要下放到江西劳动。邓小平来江西，省革委研究定了，就安排到你们厂劳动。你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一点问题。出了事，唯你是问，外面的人不准接触邓小平，有情况打电话给省革委保卫部。邓小平的问题还未定性，不要称同志，也不要叫邓小平，就叫‘老邓’……”
罗朋没想到，干革命几十年，自己昔日敬仰的老领导，竟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下到这么个小厂劳动。有人说，对邓小平的态度应该是“敌不敌，我不我，冷不冷，热不热”。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做好保密、保护工作。
第二天一上班，罗朋召开了职工大会，对百余名职工宣布了“邓小平要来”的消息，规定全厂职工谁也不能泄露，对老婆孩子也不能说，谁传出去就要严肃处理。随后，还成立了一个党员保卫小组，专门做好防范保护工作。当时厂里贴了许多标语、大字报，都是“打倒刘邓”之类的。邓小平要来，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罗朋组织大家把标语、大字报全部清洗了，搞了一次卫生大扫除。同时，还腾了一间房屋供邓小平劳动休息用。
从11月9日开始，邓小平夫妇来到修配厂参加劳动。每天上午都去，从不迟到早退，劳动近四个小时，邓小平干的钳工，主要是将拖拉机上的轮带螺丝做一道工序，用手工锯掉一边，磨平即可。钳工，是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老行当。五十年以后，他重操旧业，依然驾轻就熟，干得有板有眼，工人们都点头称好。
有一天，邓小平在车间劳动时突然晕倒，工人们都慌了，不知他犯了什么病。卓琳就问女工程红杏家里有没有白糖，小程马上跑回家泡了一杯白糖水端来，邓小平喝了以后就好多了。随后，工人们用拖拉机将邓小平送回“将军楼”。
起初，邓小平夫妇去厂里劳动，每天早晨从步校住地出发，经过工厂大门进入车间，这样行走要绕一个大弯，多走两里多路，要花近一个小时，而且惹人注意，不太安全。罗朋就与车间主任和工人们商量，在工厂的后墙开了一道小门，做好了门架，门上配了锁，专供邓小平夫妇出入。从此，邓小平和卓琳每天上午从步校到厂里劳动就不再绕大弯从厂大门出入了，只要沿着田间小道走大约两华里，仅20分钟就可以直达车间。人们看到，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烈日酷暑，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每天早晨7点3刻，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晴时戴着草帽，雨时撑着雨伞，默默地从不间断地行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夫妇渐渐地踏出了一条坚实的小道。
工人们戏称这是“邓小平小道”。
之所以冠以这样的美称，大概是工人们受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的启迪吧。
啊，“邓小平小道”！
这是江西人民用淳朴和良知构筑起来的小道！
这是邓小平夫妇用汗水和毅力铺垫出来的小道！
在这条坎坷、曲折的小道上，邓小平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上延伸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蓝图，就是邓小平复出前在这条小道上开始沉思、蕴育的。
邓榕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写道：
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是的，后来的实践证明确实如此。让我们援引邓小平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在中南海采访邓小平时问道：“主任先生，刚才您谈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和您家人遭遇是如何的？”
邓小平回答说：“对那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是要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0节 邓小平说：“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邓小平已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了将近两年，在“邓小平小道”上行走了将近两年。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了1971年秋天，这时，林彪垮台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这个沉寂的江南小厂。
11月6日，邓小平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被获准和工人们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
厂党支部书记罗朋传达文件前，看到邓小平坐得比较远，就说，你耳朵不好，坐到前面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完传达后，要求把中央文件带回去看一看。回到住地后，因有监管人员在场，邓小平夫妇不便说什么。卓琳就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里，用手指在女儿的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邓榕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不敢发问。等到监管人员吃饭去了，一家人才聚到一起，听卓琳讲述文件的内容。讲完后，邓小平显得非常兴奋和激动，沉沉地说了一句话：
“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邓小平从60年代初开始，就与林彪有过分歧和斗争。1960年3月，他针对林彪接替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后大肆鼓吹“个人崇拜”、“活学活用”的错误倾向，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在对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有两点邓小平是一直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学“老三篇”，多次说只要学“老三篇”就够用了。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二是邓小平认为林彪的一些吹捧性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只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列主义，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还是提继承发展为妥。“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林彪几次在大会上率先点名批判刘、邓，恶毒攻击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欲将邓小平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与江青一起，大肆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那个什么“一号命令”也是林彪签署发出陷害老干部，为篡党夺权扫除障碍的。凡此种种，邓小平都是十分清楚和非常气愤的！“林彪不亡，天理不容”这八个字，恰恰表明了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和义愤，同时也揭示了林彪与党和人民之间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道出了林彪罪大恶极、难逃灭亡的必然趋势。
林彪集团的垮台，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林彪鼓噪的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过来了！
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个在“文革”中经常站在毛泽东身边“万岁不离口”的声嘶力竭地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林副主席”，竟然是个“背后下毒手”的谋害伟大领袖的阴谋家；写入中共党章总纲的、法定的、响当当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了；新擢升的“政治新星”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竟然一道从事阴险毒辣、卑鄙无耻的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具有极大尖锐性和讽刺性的“九一三事件”，促使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究竟带来了什么？是福、还是祸？是繁荣昌盛，还是国破家亡？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是“完全必要”、“非常适时”的，还是没有必要，非常错误的？
中国究竟有没有修正主义？有没有面临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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