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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间-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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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二是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到6月份，几个大型钢铁企业生产情况逐步好转，全国钢的生产不再歉产，而且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收到显著成效。
接着，以钢铁为龙头，又铺开了对整个工业战线的整顿。邓小平指示国家计委起草下发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强企业科研，整顿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等原则意见。经过整顿，整个工业战线面貌焕然一新，生产陡然上升。
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治理整顿的神奇力量。
军队整顿。7月14日，邓小平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身份，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提出：“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至于军委的工作，“军委常委的同志已经商量过，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邓小平讲话后，叶剑英对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后来回忆说：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保持军队的纯洁和稳定，对于以后党和人民顺利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十年动乱的混乱局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业整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整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破坏的农业，国务院于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先后在山西昔阳和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为了纠正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调整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经过整顿，197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46％。其中，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1974年增长185亿斤；绝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所增长。
科技整顿。在邓小平的决策和领导下，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对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了整顿。张爱萍拄着拐杖，拖着伤腿，上飞机、下基层，号召国防科委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科技战线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说：“在困难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胡耀邦不知疲倦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各种调查会，广泛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研究整改措施。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要刮十二级台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分六个部分提出了整顿计划。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件。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指出：“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强调说，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人，可以提拔当所长。为了整顿国防工业，邓小平于8月3日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整顿国防工业的三条措施：一是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对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二是要坚持质量第一，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邓小平说：“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科技人员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三是要关心群众生活。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工业城市和三线厂职工的吃菜、吃肉问题，要调5亿斤粮食给一些城市，养500万头猪，甚至可以考虑办现代化的养鸡场等。邓小平的讲话在国防工业系统传达贯彻以后，国防工业的面貌很快有了新的改观。
文教整顿。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难地。在全国整顿的浪潮中，经政治局批准，一批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海霞》等文艺作品公开放映、出台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也复刊了，一批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优秀作品《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频频出现在银幕舞台上，从而有力地打破了“八个样板戏”独占舞台的僵化局面。教育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论调，大声疾呼：“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有知识的就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打倒的人。”周荣鑫在北京等四省、市的讲话，在教育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随后，周荣鑫主持起草了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却遭到迟群一伙的阻挠和迫害。
党的整顿。邓小平在1975年9至10月间多次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这个题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意的。整党怎么搞？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在全面整顿中，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10月4日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当时起到了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巨大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经过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有了较大程度的克服，党的领导有所恢复和加强，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各条战线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机，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状态转为迅速回升。全党和全国人民从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看到了出路，看到了希望。
因此可以说，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我们党后来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的一次精彩的预演，一次可贵的探索，一次大胆的尝试。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他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5节 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当着“四人帮”的面，指着邓说：
“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114天的休养，启程东进，前往南昌。毛泽东没有想到，此次离开长沙，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诀别！
2月3日至5日，毛泽东在南昌呆了三天。随后直奔杭州，在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一边休养，一边检查、诊断病情。他的右眼白内障已经不能看东西了。4月5日闻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4月14日，容颜苍老的毛泽东回到北京。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已经九个多月没同政治局委员见面了。他首先询问了周恩来的病情，然后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
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等人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王明教条主义“打着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这时，毛泽东又提起中央苏区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可见，“邓、毛、谢、古”之事在毛泽东脑海里印象之深，真是时常念及！
随后，毛泽东又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还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解决”的含义，不甚清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展开批评。
邓小平针对江青一伙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等三个问题，迎击“四人帮”，当面质问说，主席提出三个问题，钻出来这么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 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邓小平还义正辞严地指出：“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可是，你们连问题的“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太浅。”邓小平甚至还拍着桌子严厉斥责江青一伙的诬蔑，强调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
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严厉批评江青等人说：“你们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于团结，就会分裂党。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政治局其他一些成员也作了批判“四人帮”的发言。
在邓小平和政治局的压力下，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张春桥表示“沉默”。邓小平在会上说：“讲多少算多少，要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
6月初，江青暂时收起骄横的姿态，到邓小平家中谈话。邓小平后来说：“江青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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