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0-八千湘女上天山-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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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六叔公自十五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一直没有脱离过军界，算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从黎元洪都督府的一名卫兵干起，直到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而他的堂弟，也就是正四叔公也是从上士文书干起，在抗战期间，参加过上海保卫战，入缅对日作战，写下过“胡尘遍地疮痍甚，莫向潇湘望故乡”的豪迈诗句，正当他要杀敌报国之时，他被召回重庆，成为中将高参，只领薪俸，无所事事。他报国无门，悲愤之下，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欲赴延安。后因国民党封锁，未能成行，他就干脆蛰居乡里。直到1948年陶峙岳邀请他赴新疆出任参谋长。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加之一家出了两位国军中将，后又通电起义，他们自然成为宁乡县人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他们早已被故乡的人们视为传奇人物。　　　　
　　　　他俩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但两位将军戎马倥偬，我很少见过。向人打听后，确知他们正是父亲要我找的人，但我并没有那样做。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身份。我想，我既然是一名战士，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靠自己去奋斗。　　　　
　　　　政治教育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小拐。我和另外六名女兵坐着敞篷车，沿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走了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才见到一星飘浮不定的灯光。那就是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全兵团最为艰苦、最为荒凉的垦荒前线。人们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小拐好，小拐好，　　　　
　　　　人无粮，马无草，　　　　
　　　　脚底下擦油赶快跑。　　　　
　　　　几棵树在夜风中发出孤独的“沙沙”声，几间土坯房就是机关办公的地方。其他人已在地窝子和苇棚子里入睡，只听得见此起彼伏的鼾声，却看不见人。使偌大一个师部机关看上去好像就那迎接我们的十来个人，显得异常清冷。　　　　
　　　　政治部主任史骥等候着迎接我们。这一路净是无边荒原，大家的心早就凉了，加之劳累，我们下车后，都不吭声。递了水来，只管喝；递给饭食，只管往嘴里扒。我开始以为这只是路途上的宿营点，就问司机明天何时出发。司机不解地问，往哪里出发？　　　　
　　　　到二十五师呀。　　　　
　　　　这就是二十五师。　　　　
　　　　我听后，看看四周，只见夜色萧瑟，一片死寂。不相信地问，这是二十五师？你哄我。　　　　
　　　　小鬼，你心目中的二十五师该是什么样子呢？史骥接过了话茬儿。　　　　
　　　　至少得有人，有多一点的房子，有狗叫，有田地。我认真地说。　　　　
　　　　以后会有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是湖南哪个地方的人呀？　　　　
　　　　姓陶，叫陶先运，湖南宁乡人。　　　　
　　　　我们司令员也姓陶，也是宁乡人，你们该不是一家吧？史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我笑了笑，没有吭声。　　　　
　　　　你想干什么工作？到文工团去怎么样？　　　　
　　　　我不想去文工团。　　　　
　　　　那你去学护士吧！　　　　
　　　　好的。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2）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我们露宿在荒原上。第二天，我到了师护士训练班，任七班副班长。　　　　
　　　　学校是一片荒滩，草都没长几棵。长草的地方能长粮食，要留着开垦良田，所以舍不得拿来建房。　　　　
　　　　我把背包一放，就去打土坯，割苇子，用了十多天时间，修了两排简易的土坯房，学校就建起来了。没过多久，师成立训练大队，分财经训练班、医护人员训练班、政治教育训练班、预提干部训练班，共一千多人，又得修校舍，修礼堂。大家又开始背土坯，那土坯七八公斤一块，我先是背三块，然后四块、五块，最后背到了七八块。我的衣服磨破了，背磨烂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就连路过那里的老乡见了，也不停地说，啊，尕尕的，亚克西。我不懂维语，就问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老乡是在夸奖你，说你人这么小，背这么多块土坯，了不起。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我就到师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我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护理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有喝药被人发现的，有割腕的，有跳河淹得半死的，有在批斗审讯中被打破了头的、打折了腿的，打伤了神的、还有精神失常的……那情景令我十分害怕。有一个人我还在护理着，就死去了。他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后被甄别了，但人已被折腾得不行了。我记得他整天就说那么一句话——啊，同志，我冤，我冤啊！我原来是很怕死人的，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死人那么近，又是在晚上。耳边是其他病人的呻吟叫喊，远处是狼的嗥叫，狐的悲鸣，没有电灯，洋油灯的火如萤似豆，但我没有感到害怕。那死人怎么也不瞑目，我就一次次去抹他的眼睑。我给自己壮胆说，死人是什么？就是心不跳了，血不循环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1952年冬天，明六叔公到二十五师来视察，无意中问师长刘振世，我们那些湖南妹子在你们师工作得怎么样啊？　　　　
　　　　很好，师医院还有个你们宁乡的湖南妹子，年纪不大，工作却很突出，也姓陶。　　　　
　　　　宁乡的陶，就我们陶家大屋。我听说我有个侄孙女当兵到新疆来了，不知道在哪个部队，她莫非就是我的满孙女呀！我骑马去看看她，怎么样啊？　　　　
　　　　好哇！　　　　
　　　　师长叫人牵来了马。明六叔公摆摆手，算了，这样太招人眼了，如果是我孙女，她也应该和别的战士一样，让她下班后来看看我吧！　　　　
　　　　那天下班后，医院的协理员对我说，陶护士，政委打电话，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那时，师政委在我的心目中，是很大的首长。虽然当时的官兵关系融洽得很，但师政委点名找我，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我去后，政委却不在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近花甲的军人在那里用铁钩掏炉子。见我站在门口，老人就说，你们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进来坐。　　　　
　　　　我坐好后，老人递给我一茶缸水，让我坐到炉火边来。老人已把炉火伺候得很旺。他和蔼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陶先运。　　　　
　　　　你爸爸的名字呢？　　　　
　　　　陶叔宽。　　　　
　　　　你还有两个伯伯吧？　　　　
　　　　是的，大伯叫陶伯蓬，二伯叫陶正九。　　　　
　　　　我一说完，老人就有些激动地说，孩子，我是你叔公啊！　　　　
　　　　这么近地见到亲人，我激动得不行，我用颤抖的声音叫了一声，明六叔公。然后说，我爸临走时给我讲过，说您在新疆当总帅，让我找您。　　　　
　　　　那你怎么没来？　　　　
　　　　我……我想和其他女兵一样。　　　　
　　　　好满运，有出息！　　　　
　　　　我前年曾回过陶家大屋的。　　　　
　　　　我听说过，是我爸用货车接叔公回来的。人家说你是将军，可连个警卫也没有。记得您到每家都看了看，就走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当时还不清楚您是谁呢！　　　　
　　　　我是顺路回家看看，这两年家里怎么样啊？　　　　
　　　　还好。　　　　
　　　　你这棉衣看来不太合身，鞋子也不太合脚。　　　　
　　　　再长一长个子，就差不多了。　　　　
　　　　你现在做么子事呀？　　　　
　　　　当护士。　　　　
　　　　护士都干些么子事？　　　　
　　　　扫地，发药，倒屎尿，掏炉子。　　　　
　　　　这工作能适应吗？　　　　
　　　　能的。　　　　
　　　　我们爷孙俩用老家话谈了很久，然后，明六叔公摸着我的头，问道，孩子，有么子困难没有？　　　　
　　　　我像怕回答慢了似的，连连说，叔公，没有的，没有的。　　　　
　　　　是不是没有？有就跟叔公说。　　　　
　　　　真没有的。　　　　
　　　　今晚你就不要回去了，外面冷，有狼，我给你在师部找个地方住。顿了顿又说，先运，我明天上午给指战员讲话，讲完后就回迪化，我给你留个地址，有机会就来找我。完了，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交通如此不方便，也不一定有机会啊！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你比你叔公有出息。十五岁就当护士了，我十九岁才在黎元洪的都督府当了一名卫兵，二十岁时才一个二等兵呢！　　　　
　　　　过了两个月，明六叔公托人给我带来了一支博士牌钢笔，鼓励我好好学习，勤奋工作。　　　　
　　　　事隔多年以后，我再追忆往事时，认为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纯真时代，每个人的心，都像深山里的泉水一样明澈，很少受任何私欲的污染。要是像现在这样，我就不会仍待在这个边陲小城，早就升官发财了。但如果那样，我叔公也不会是人们心目中的叔公，我的内心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安宁。后来想一想，也有后悔的地方，就是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应该说想去读书。有了文化知识，我想我能为新疆多做一些事情。我当时年纪小，正是读书的时候。这要求在当时是不过分的。因为好多人都去农学院或医学院学习了，可我当时没有想起来。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3）

　　　　慢慢地，人们都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了。这使我只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害怕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我仍然和大家一样干活，并且争取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拾棉花，平均每天拾七十五公斤，给棉花打顶一天打十几亩。有好多人见我那样，就说，唉呀，你好傻哟，傻得不透气哟，你叔公是堂堂司令员，你不找他，到这里来跟我们吃啥苦哟！　　　　
　　　　1962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对我说，满运呀，你没找叔公？我说没有。他说，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说，他当他的司令，我当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这么单纯的社会。有些像什么乌什么邦似的，对，乌托邦似的。　　　　
　　　　1953年10月，我发现自己的津贴涨到了十八元，我问自己的钱怎么多了，人家告诉我说我提干了。不久，我就随招聘团去山东征召山东妇女入伍，以解决大批起义老兵的婚姻问题。二十五师征召了五百多人。但山东妇女们一到新疆，看到房无一间，瓦无一片，条件艰苦，又哭又闹，最后师部命令带妇女的同志必须和妇女一起下去，做她们的工作，直到她们安心为止。这样，我就到了连队。　　　　
　　　　而随着战士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征召女兵时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岁、二十三四岁的婚龄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难做，我当时才十七岁，我领着部分大姐大嫂们到了独立营。从此，我就一直在劳动一线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过“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等许多荣誉，并荣立过一等功。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明六叔公，我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　　　　
　　　　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来。关进了一个安了铁门、已变成地牢的地窝子里。造反派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让我检举明六叔公的罪状。我宁死不屈。　　　　
　　　　国庆节那天，他们把我吊起来说，你今天如果再不交代，就别想活着从这地窝子爬出去。　　　　
　　　　他们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过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泼醒，但我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我醒来后，浑身是伤，难以动弹，地窝子里没有一丝光线，如地狱一般黑暗。我想用死来抗争，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定要尽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历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1989年以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作为他的满孙女，与我的儿孙们仍在新疆这座军垦小城石河子平静地生活着。　　　　
　　　　回顾自己的路，我1951年进疆，1991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干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干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蔻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荣、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1）

　　　　我到达焉耆后，被分在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但除了一身军装，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一进甘肃，就是扑面而来的荒凉。但我们当时所到达的地方，则是彻底的荒凉。住的是地窝子，面对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相间的荒原。到处是狼、马蚤子和蛇。有些碱滩很深，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碱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地看着毛驴被碱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镘，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