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0-八千湘女上天山-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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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后来加入解放军行列的原因。　　　　
　　　　刚解放时，我常常可以收到父亲辗转澳门或香港寄来的信。我也写信告诉了我对新政权的认识。我劝他尽快回来，不想他却害怕了。至于为什么，他在信中没有说，只在来信中流露出对我命运的担忧。　　　　
　　　　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与父亲的通信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写的信都退了回来。到当兵时，我与家人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我当兵是为了过一种新的生活，新疆的遥远和神奇令我向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能走向远方的方式。　　　　
　　　　我没有觉得西去的路有多么荒凉，因为它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知道这条路上走过许多伟大的行者，比如张骞、班超、法显、宋云、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他们那穿越文明的脚步声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亲人在遥远的异国，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思乡的情绪，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峻的身影，开阔的绿洲，奇异的民俗，空气中尘土和居民身上散发的气息，白杨林、泥坯屋、面纱、艾德莱丝绸、骑士、驴车……这一切使我像是来到一个梦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军的一个骑兵师，当时它驻在于阗，是为了进军西藏而组建的。我曾骑马跟随慰问团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到阿里慰问部队。不久又调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参谋长。他当时二十九岁，是在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军人气和书生气兼而有之。在当时的师团干部中，像他这种读过大学的并不多。他的干练精明、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当时已听说过部队中女兵的婚姻问题，原来一直不信。后来知道了真相，还抗议他们包办婚姻。在一次舞会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真地对我作了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坚决拒绝分配给他的夫人。我当时对他的解释虽然不满意，但我知道他只能这么说。他也同时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单身。　　　　
　　　　那时部队经常组织舞会。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动地、有礼貌地邀请我跳舞，不像有的领导，等着女兵去邀请他。我们常常一边跳舞，一边谈些曾经读过的书。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历史都很了解。他也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书借给我看。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能够交谈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在介绍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已把我“定”给了他。当时组织决定的，很快就可以结婚。而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却长达两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选择，尊重我的内心，尊重我的情感，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是怎么做到不以一个首长的面孔出现的，我们一直是平等的两个人。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当时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结合的。我庆幸自己拥有爱情。　　　　
　　　　在大学时，就有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爱他。我告诉他我即将在部队结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杀。他因爱生恨，怀恨在心，最终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他写信给部队说我父亲是中统特务，说我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自上大学开始，就加入了特务组织。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多，与爱人过着幸福的、充实的、带着理想色彩的生活，我们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未来都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我记得是8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蓝。丈夫在伏案工作，我喂完刚三个月的女儿后正准备睡觉。有人打电话叫走了丈夫，他刚走，几个人冲了进来，说我被捕了，让我跟他们走。我大声申辩。孩子吓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们不让。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信件和部分书籍，粗鲁地、强行地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审判，根据那位同学的诬告信和父亲给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要判处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在押往监狱之前，他们强迫我与丈夫划清界限。为了我爱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见见孩子，他们没有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漠中的监狱里，我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墙壁、牢固的铁窗，使我知道那是现实。　　　　
　　　　家人远在异国他乡，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认，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切梦想转眼间破灭了。想到这里，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然后一头撞到了墙上……　　　　
　　　　……但我……却没有……没有死成！我……我被他们……抢救……后；不再让我回……回单人牢房；而是放在一个大牢房中；让五个女犯轮流……监视……我……


《八千湘女上天山》　在风暴中佚名：活着就是胜利（2）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认的美人。我的命运似乎印证了“红颜薄命”那句古话。监管人员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计想占我的便宜。　　　　
　　　　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就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活着——即使像牲畜一样，我也要活着。除非他们枪毙我，我决不自杀。我认为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们向我忏悔为止。我要用活着来证实人的良知曾被彻底泯灭过。　　　　
　　　　半年后，我又被安排到了单人牢房，能摆脱那群魔鬼样的女人，我暗自庆幸。我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那就是默记英语和法语单词，有时还用法语和英语自己跟自己对话。　　　　
　　　　有一天半夜，一个狱头来到牢房，与我拉起了家常，显出让我受宠若惊的亲切样子，最后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　　　　
　　　　他以后就三天两头地来，一来就无话找话地聊上半天，磨蹭着不走。我已知道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所以时时防备着。他说什么，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终于扑向了我，无耻地说，只要我答应他一次，就为我减刑一个月。我给了他一个耳光，大叫着让他滚开。　　　　
　　　　他恼羞成怒，临走时恶狠狠地说，你不识抬举，我们就走着瞧吧！　　　　
　　　　过了几天，我被换到一个偏僻的单人牢房，我感到了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来的牢房中去。他们“哐”的一声关上了铁门。我见了，就威胁说，你们敢把我关在这里，我就自杀。　　　　
　　　　那个家伙说，你自杀吧，反革命分子在这里连狗都不如，你死了，就当死了一条狗。　　　　
　　　　当天半夜，有三个人打开了牢房的门，他们进来后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阵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轮奸了我。这样的事后来就经常发生。在那个狱头1968年调走时，我在监狱中先后生了三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我……我只能说……我的灵……灵魂是高洁的！我后来还知道，由于肃清“反革命分子”时打击面过宽，五七年曾进行过甄别平反，正是那个狱头说我是真正的反革命，没有给我平反。　　　　
　　　　在那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就以这种卑鄙的方式强暴我。我……我认为我……我的肉体早已死亡……一切恶行……都只能占有或消灭我的肉体，却永远，永远，不能占有我的灵魂！　　　　
　　　　我说过，我不会死去。在他们把我当成一条狗，想让我像狗一样去死时，我要像人一样活着。我要等到昭雪的时候，我要等到邪恶受到惩罚。如果我死去，这一段罪恶就刚好被邪恶轻易地抹杀。作为人类可以唾弃的邪恶就会以为没有发生过。我愿意把我肉体所承载的罪恶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面前，我才能控诉！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获得了自由，从监狱走出时，我的头发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个强奸犯送进了监狱。　　　　
　　　　我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把我的经历讲给我的儿子、孙子。我至少要让他们铭记，人不能沦为禽兽。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　　　　
　　　　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八千湘女上天山》　在风暴中肖业群：从“社教”开始（1）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我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父亲原是国民党空军上尉，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迁徙中度过的。父亲的战斗机停在哪里，我也就到了哪里。先是桂林、贵阳，再是成都、长沙，最后到了上海。到达上海后，日本已经投降了。内战很快就全面爆发。到四八年，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父亲将我和母亲送回长沙，说是让我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上学——我四岁开始启蒙，但因为父亲转战四方，所以直到新政权建立，我才上完高小。其实我父亲也有迫于当时的战争局势，要把亲属转移到国统区后方的考虑。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大势已去。1949年元月，我父亲回到宁乡，一脸忧郁，心事重重。他先到祠堂祭拜了祖先，再和亲属一一作别，像是要作一次远行。当他跪在祖母跟前时，他流下了热泪。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又要去打仗吗？我看着父亲，不解地问。　　　　
　　　　父亲猛吸了一口烟，说，是的，一场恶战，打完这次仗可能就不再打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方的老本已快输完了。　　　　
　　　　打完了仗，你就回来吧，可以安定下来了。　　　　
　　　　好的，打完了仗，我哪里也不去了。　　　　
　　　　可你打仗为什么还要把弟妹和妈妈带上？　　　　
　　　　你弟妹小，跟着我我放心，你妈是去照顾他们的，你要听奶奶的话，发奋学习。顿了顿，他含着眼泪，对我和姐姐说，你们生活虽然尚难自理，但已有自谋生路的能力，我先把你母亲和弟妹接走，过些日子再来接你们。　　　　
　　　　他把我和姐姐留给了祖母，当天晚上就悄悄地走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三十年之久。　　　　
　　　　而我的叔父，也即是与我一同入伍的堂妹肖哲明的父亲肖学太，则因轰动全国的“宁案”，早在30年代就家喻户晓。他同时也是宁乡人民革命史上与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等一样具有影响的风云人物。然而，1952年，宁乡县将地下党员肖学太作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处死了，造成了一大冤案。直到80年代初才弄清了肖学太的身份和“宁案”的事实真相。这里有一份1983年10月15日出版的《党史通讯》，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我念给你听——　　　　
　　　　肖学太是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马日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度脱党。1929年重新加入我党，奉命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宁乡县党部书记长。1932年，叛徒梅仲登供出了肖学太与中共地下党员肖梅雨的关系，于是肖学太、肖梅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被解往长沙。湖南军阀何键要求将肖学太就地正法，由于国民党CC系与湖南军阀何键之间的矛盾，陈立夫则搬来蒋介石的手谕这张王牌，要湖南将肖学太全案人证先送汉口，后交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为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反对在湖南倒行逆施的何键集团，经地下党员张子珩和民主人士胡良瀚等联络发动，由贺耀组、叶开鑫等资助经费，近千旅京湘人在湖南会馆集会后，前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并用传单揭露了何键残杀湖南人民和汪精卫包庇何键的罪行，声援了“宁案”被捕诸人。1933年9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终于宣布肖学太无罪释放。“宁案”发生后，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作过详细报道。参与发动南京请愿的张子珩是奉党中央之命打入国民党军事部门的地下党员。他同许多避难到南京的同志一道，利用业已演变激烈的国民党内部斗争，揭露了何键等反动军阀的罪行，扩大了政治影响，实际上把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变成了我党领导的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我党在统一战线和地下斗争方面取得的成果之一。　　　　
　　　　我父母及弟妹身在海外，叔父肖学太又被镇压。我的家庭出身也由减租反霸时的中农，土地改革时的富农，在土改复查时“上升”到了地主。　　　　
　　　　这三重东西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使我在“文革”结束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难以抬起头来。　　　　
　　　　特别是我来部队第二年，即听到了叔父肖学太被枪决的消息，我当时十分震惊。我和肖哲明内心不明白，为什么国民党要处决他时，南京的地下党组织了上千人通过各种渠道去营救；而革命成功了，他又被共产党枪决了。早知这样，他们当初何必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营救，还不如让国民党镇压掉算了。　　　　
　　　　为此，肖哲明被下放八年。　　　　
　　　　我也受牵连。如果没有我的婚姻作保护，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从“社教”开始，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和肖哲明当兵时都在宁乡乡下。肖哲明的姐姐肖念慈当时已参军到了长沙的部队里。她写信给我俩让我们当兵，叫我们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走，就一定要走。　　　　
　　　　我告别了祖母和姐姐，与肖哲明一起，背着一个蓝布包就出发了。我俩年龄就相差几个月，当时都才十四岁；体重也只相差两公斤，我四十公斤，肖哲明三十八公斤，我俩怕体重不够，在衣服和裤子口袋里都装了石头和铁块。但由于装得太多，在体检时被发现了。大家都笑话我们。我是姐姐，胆子大一些，就说，我们是为了革命才这样做的。也因为我的这句话，征兵的人微笑着让我俩过了体检关。　　　　
　　　　我俩一起被分到了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我在师机关，肖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