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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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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篇作品里的女教师，与他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人，都是被伤害的人，请您谈谈茨威格的创作特征，以及他叙事中融入的冷静、同情和技巧。
陈福民（以下简称答）：以往来这里做推荐对谈的多为当下声名卓著的一线作家，读来颇为受益。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批评者读者，我能有这个机会为读者服务，感到很荣幸同时也有些不安。按照鲁迅关于文学创作与批评关系的比喻，前者乃是烹制南北大菜满汉全席的高手，会心之论独到之处惊人之语层出不穷，而我则很像一个挑剔的食客，除了自己蹩脚的见识和口味之外就别无看家法宝了。
我读《家庭教师》大约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迄今快30年了。但它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占据着不可颠覆的地位，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它在我内心所掀起的惊涛骇浪。这篇小说尽管线条单一，但它所包蕴的信息有一种无穷的循环性，在任何时候去阅读，它都会带领读者重新经历一次人的内心世界的跋涉与历险。
斯蒂芬·茨威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评价有些奇特。一方面，他的文学写作是具有开创性的，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另一方面。大家似乎都不愿意在“大师”的意义上定位他。
我一向以为，就向经典学习的意义而言，作家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普通读者的老师，如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他们对丰富性整体性的迷恋压倒了对复杂性悖逆性的探究，其世界观和艺术哲学的轮廓是鲜明清晰的，相对说来，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进入他们构建的艺术楼阁；另一类则是写作者的老师，如福楼拜、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他们专注于一个幽暗精微曲折不明的世界，在作品中特别强调事物的尖锐和偶然性，而他们对语词的多义性和简洁同时具备一种不可思议的捕捉运用能力。这类作家不满足于简单地提供一个意义世界，而是致力于呈现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换句话说，他们提供一种对世界发言的别样的方式。由此，他们对所有渴望栖身于自己所发现并构建起来的世界的作家，具有一种强烈的诱惑。
我知道这样的区分肯定是不够科学的，事实上，不同的因素在上述作家那里都有可能并存。但是，尽管我从来不会在这二者之间寻求艺术表达级别的优劣高下——因为一个作家能够为他／她自己所处时代所瞩目并且属于他的时代，这已经是很幸运也很难得的事情了，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成为莎士比亚、曹雪芹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差异甚至分裂仍然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当然有作家自身气质、性格、感受力类型等方面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可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去看待这个问题。近十年来，我自己的阅读乐趣和工作方向，并不在于为上述类型的某一种进行辩护或者相反，我很奢侈地幻想着拥抱所有的类型。而我在这十多年里，对那种站在某一方面毫无理性不顾基本常识捍卫自己的立场、并且将另外一些方面的因素说成是一团垃圾乃至一堆狗屎的做法，看得太多太多，似乎人类前进的每一步，必定要踩着对方的尸体。这让我非常厌倦，甚至怀疑这个时代的认知能力和艺术诚实性。因此，一旦发现了一些兼具上述两种类型因素的作家作品，其力量哪怕是非常微小非常虚弱，我都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茨威格正在这个意义上被我所喜爱和器重，也是我推荐他的根本的理由：他是所有人的老师！在他身上及其艺术表现里，世界的整体性与悖逆性是齐头并进的。而选择《家庭教师》，并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相比之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象棋的故事》等等，或许更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然而就它在刻画人物心理上的细腻精确、叙述语调平静深沉、情感流动的婉曲克制等方面来说，《家庭教师》更能体现茨威格小说的艺术风格。
茨威格擅长通过细腻传神体贴入微的心理描写来刻画女性形象，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家庭教师》的创作主旨并非如此。虽然小说题目叫“家庭教师”，但她只是一个被虚写的道具，那两个小女孩儿才是小说叙事的中心。这是一篇关于欺骗、伤害与成长的故事，在一个极端意义上说，它是少年进入成人世界的通行证。说到伤害，茨威格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内心需求真相、诚实和温暖的人来说，致命的伤害不是辱骂、殴打和对抗中的劣势，而是虚伪、欺骗和冷漠。《家庭教师》最令人惊叹感动的地方，在于小说叙事不仅描摹了一个真实的仿佛每个人都亲历的恐惧的世界，更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个世界的方法。跟着那两个小女孩儿，我们成长起来，并且知道这世界危机四伏，而这个世界大门的门楣上写着四个大字：“关闭心灵”。
多么像是一种陈腐的没有新意的消沉的说教啊——不了解真相的人会这样说的。可是请你去阅读茨威格吧，去看看《家庭教师》是怎样以一种伟大的道德善意来处理“成长”这个概念的吧……当下中国那些以践踏一切人类道德财富为标志的所谓的“成长文学”，面对茨威格的《家庭教师》不会感到脸红吗？
问：我们在读茨威格小说的时候，感觉他作品里的人物心理活动充分，尤其是对女人的描写，更是玄妙深刻。他作品里的人物，常被动于偶然中，其命运，也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这种不动声色中的叙事，其文学价值是什么？
答：我想，有一个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茨威格在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艺术感觉的关键时期，遭遇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肯定是他的小说创作中大量出神入化、精微确切的心理描写的原因之一。因此后来也曾经有一些诟病的批评声音，指摘茨威格的小说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庸俗文学版。然而，弗洛伊德只是为茨威格提供了把握题材的灵感，关于对某种冲动莫名缘起的解释、关于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的建立等等。茨威格有自己坚实的历史观和艺术修养，他从来不会用心理分析替代历史表述，绝不会像某些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反思家那样，把革命的起源归结为某位人物恋爱未遂之后的冲冠一怒。最明显的例证是某次弗洛伊德当着茨威格的面用精神分析方法图解《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说赌博隐喻着手淫，而夫人与赌徒的一夜风流隐喻着作者某种“俄狄浦斯情结”，希望母亲帮助孩子避免手淫的伤害。这表明作品的基本结构是建立在茨威格的青春期性幻想上云云。这种荒唐的标准的弗洛伊德解释方式理所当然遭到了茨威格的激烈抗议。他拒绝对历史做简陋的道德化或者情欲化的处理。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弗洛伊德在依据自己的学说按图索骥来界说艺术时有多么幼稚偏颇（在欧美也曾有人将弗洛伊德视为一个江湖骗子），但他对茨威格的艺术影响却是正面积极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体现在茨威格从弗洛伊德那里学习到了心理分析的技术，并且使它在小说叙述中得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发展。心理描写在欧洲的小说传统中并不是个新鲜的话题，然而只有到了茨威格，心理描写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那是一种境界而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更为关键的是，弗洛伊德以他惊世骇俗的研究在世界的整体性和悖逆性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经由弗洛伊德，茨威格发现了他所信赖的理性世界的破绽，并通过小说写作在“昨天的世界”与当下的世界之间游走。这样，就说到了“偶然性”。
所谓“偶然性”，是指在理性规划之外的某种不可解释的力量因素。茨威格这样理解和描述道：“无比丰富的事件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一如整个太空的电聚集于避雷针的尖端。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性的一瞬间……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全人类的命运。”而在尼采以前，这个问题没有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理性的真理观对“偶然性”具有压倒性优势。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偶然性”做出了确切（尽管不一定完全正确）的解释，譬如“情欲的力量”和“无意识驱动力”。这些幽暗不明的微小因素最后在坚硬如铁的必然规律身上撬开了一道道致命的缝隙，茨威格相信了这个力量，就等于向理性的主体性挥手告别了。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和《马来狂人》等小说里，这种“偶然性”被发挥到了极致。茨威格小说创作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于他对那些无名人物的精雕细刻上，这些人物被命运驱使着走向深渊或者毁灭，夫人莫名其妙出轨了、“马来狂人”如愿以偿死掉了……“偶然性”，它不是理论家制作出来的理论，它其实包蕴着人性的奥秘与生活的全部丰富性。
小说结构的理解问题过去经常处在不得要领的位置上，要么被神秘化为一种不知所云的东西，要么被技术化为中学作文式的“布局谋篇”。其实，对于不同的小说作家，其作品结构不仅是一个匠心独运的艺术命题，同时也总是要依赖于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换句话说，小说的结构同时也是作者世界观的外在化形态。对于茨威格来说，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得益于题材的封闭性：一个完整的心理活动起伏跌宕有始有终，事情交代得异常清晰。在一个封闭性的框架里去最大限度地表现“偶然”的创造性或者破坏性的巨大力量。这是茨威格小说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福楼拜在谈到《包法利夫人》时仍然要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时，福楼拜难以自控，他还没有从主体性传统中彻底挣脱出来。而茨威格不断地进入精神冒险的世界里，他看见太多的谎言、虚伪、欺骗、软弱乃至毁灭，但他再也不会说“我就是某某某”这样的话，他退出画面，使用了一种极其冷静极其克制的语调。《家庭教师》作为他的早期作品还葆有明确的倾向性的痕迹，在后来那些成熟的作品那里，我们已经看不到他对事件、人物命运的主观态度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原因，高贵的夫人在瞬间委身于一个年轻的赌徒。这种事件的非道德性足以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姐太太们惊厥昏死过去，但茨威格不理会这个。他关心的是状态和过程的奥秘。《马来狂人》中的大夫，仅仅因为当初受骄傲和欲望支配的一念之差葬送了一个生命，此后就在不可理喻的负罪感和赎罪感中变成了一个狂人，最终结束了行尸走肉的一生。但茨威格不管这个，他就是要让这个狂人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死掉。这并不是说茨威格面对这些时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只是在他的艺术表达中无需说出来。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只能说他把立场的根始终扎在人的疑难杂症的最深处。他在叙事中保持的这种超然冷静不动声色来自什么力量呢？茨威格在谈到弗洛伊德对人类的贡献时这样说：“弗洛伊德使人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这是一个人作出的了不起的事业——，我是说更清楚，而不是更幸福，他向整个一代人深化了世界的图像，我说是深化而不是美化……弗洛伊德从来不为了安慰人而向他人指出一条快乐之路，一种进入人世的或上界天堂的遁逃，而永远只是一条进入自身之路，一条深入自身深处的危险之路。他的观点无所顾忌，他的思想方式一点不会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由于他的贡献，新的一代能用另一种目光，更自由、更清楚、更实在地看到一个新的时代。”请注意茨威格的再三提醒，是“更清楚更深化”而不是别的，这意味着必须把观察世界客观化相对化这样的意识注入到构思写作中去。这段话非常恰当地表明了茨威格的立场：一种不同于以往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事实上，茨威格评价弗洛伊德的这段话，正可以视为茨威格的夫子自道吧？
问：茨威格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这与许多作家的经历相似，但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又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使茨威格的人生更加丰富，充满了迷人的内涵。请您就他生活的时代和留给我们的著作，谈谈这位作家。
答：一个作家跟他所处的时代之间保持一种怎样的关联，这是个非常好也值得多说几句的问题。茨威格一生的遭遇与另一位犹太知识分子本雅明有些相似，都是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失去国籍，浪迹天涯，最后也都是死于自杀。但是这样的经历对于二战期间相当多的犹太知识分子来说，应该说是很平常的。比照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中的“不合法性”及其在历次政治运动遭遇的打压和内心戕害，也算是“各有千秋”了。客观地说，茨威格的个人经历其实是很简单或者说单纯的，由于家境富有，他大学毕业后放弃工作专事写作，直至纳粹执政以前，他过着一种衣食无忧自由舒适的职业作家生活。中产阶级甚或资产阶级的优越背景让他有条件尽情发挥文学才能而不必考虑生计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茨威格游离于社会公共事务之外，同时这还造成他在政治上的迟钝。
茨威格的时代正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想风起云涌酝酿巨变的时代，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较，他有些落寞也有些滞后，并不能进入这个时代内部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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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看待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他都经历了，但是他除了保持一个反战者的姿态之外，没有更为积极的反应。跟文学史上有开创性的大师比起来，茨威格显得有些温和并且思想力量不足。他的个人教养太好了，以至于经不起磕碰，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战斗力和免疫力超强的人。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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