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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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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独黄杨和黄大力父子两个例外，黄大力看着儿子，想抱，不敢抱，手抬起来，又放下去。孩子显得很胆怯，最后黄大力把儿子放到腿上。整个聚会过程中，他一直焦虑地看儿子的表情，儿子面无表情，也不叫他爸爸。
最后，在同学们和黄大力的共同努力下，孩子终于小声而讪讪地地叫了一声“爸爸！”
黄大力乐得眼泪纵横。
那些孩子在中南大学生活三天，三天里赖青松们白天照顾他们，带他们游览校园，登岳麓山，畅游湘江。
晚上，23位父亲则被施工组破例带孩子在校园里活动。
三天结束，孩子们登上回程大巴。孩子们哭了，父亲们也哭了。
这个时候的哭不是痛苦，而是依恋，是幸福。
赖青松已经成熟，懂得真爱，懂得报恩。
这次活动虽短，但却十分有意义。正如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欧阳友权先生在活动开幕式上指出的：“几年前流行一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确是如此。只要有心，就会有爱。而爱不分大小，爱需要传播。我们常说要关心农民工，关心留守儿童，给他们更多的爱，那么，如何去关心？拿什么去爱？我认为：行动才是最好的回答。这次活动，仅仅是关爱的开始。我希望这样的活动今后要多搞，也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进来，真正形成一种合力。有了这种合力，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留守儿童，甚至是在校大学生，他们的生活也许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是的，谁敢说，这次活动不会改变其中一二个留守孩子的一生？谁敢说，这次活动不会给农民工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谁敢说，这次活动不会触及大学生心灵深处的痛疼、激发他们回报社会的热情？
有一种成熟，叫思考；
有一种思考，叫责任。
留守岁月的爱与痛
我们还记得在第六章关于监护人的一节中曾经提及到过的朱爱莲老人，她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其中的外孙沈木就在长沙理工大学。
2006年9月13日，开学后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在长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公寓里见到了沈木。
听说我们见到过他的外婆，沈木感到很亲切。但是听完我们的陈述，他说：“外婆其实不是不是母亲的母亲，是婶母的母亲，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我心目中，她就是外婆，比亲外婆还亲。她应该和您们说得很多了，不过都是从她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最清楚。您们提到‘外来性’，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作为亲身经历者，我有我的想法。”
身为长沙理工大学的学生会干部，我们觉得沈木同学的思考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沈木同学说：“说真的，直到今天我都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感觉不是简单地见到恶狗就发抖的那种感性恐惧，而是一种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感一直笼罩着我，挥之不去，它可以让我很脆弱，也可以让我很强大。这种恐惧感是尼采式的，是卢梭式的，或者可以叫敏感，即对事物赋予太强烈的感情，迅速，而且坚决；同时，赋予太多太深刻的思考，极端的思考。一点小事，可以扯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种极端对于思想家来说难能可贵，但是，对于常人，弊大于利。这种思想太重，太疯狂，逼近是不由分说的，重量又难以承受，很容易引起精神的轰塌。这种恐惧很大部分和人的童年时代经历有关，具体的来说就是情感的缺失。尼采失去弟弟也好，卢梭失去母亲也好，都是一样的。”
沈木看上去很温和，他自己也说自己性格柔弱，但是做事情却很得体，因为他考虑事情很周全。他在班上和学生会任职一年，获得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团干部，这足以表现他的能力。但是，他说在他身上存在两个人：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这一般人看不出来，当他向一位女同学提及这个命题时，女同学就很疑惑。他说，那个内在者是“强迫性独立——很想依赖别人，但是又绝对的精神独立。”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把一些恐惧藏在心底里，害怕别人知道那些恐惧，知道了他就会很不安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全。
他突然笑笑说，他居然曾经想过杀人！就是有一段时间，考虑到未来和家庭的状况，他突然觉得难以控制，接着童年、少年、父母、祖辈、同学、现在的大学、社会等等全部压过来，他越是分析，越是混乱，最后开始抽搐。“杀掉XX人！”他猛地就有了这种想法，这是一种没由来的想法。因为XX这个人其实和他没有多少联系，但是当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闯进脑袋，他觉得只有杀掉XX，自己的恐惧才能解除。那是纯粹的释放，疯狂，无理。最后，他控制住了自己，用刀尖抵住自己的喉结，强迫自己说：“要杀掉XX，就先杀掉自己”。其实，那是一个“他”跟另一个“他”的较量。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疯狂的。终于，理性战胜了疯狂。这种战胜，也是源于恐惧所带来的意志力。
他说，自己也考虑过自杀，他甚至赞同“没有过自杀念头的人不是正常人。”而他所说的自杀不是平常人因为爱情、因为尊严等一时想不开，喝毒药等的死亡，在他看来，那种自杀是一时的，轻的自杀，也是由不能承受之轻引起，而他一直在思索自杀，自杀的冲动无数次地在思想的海洋里游曳。那种自杀其实是重的，能承受的，所以往往不会被实施。正如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生命中没有不能承受之重，只有不能承受之轻。”这里所谓的“能承受之重”，是从小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精神苦难。
但是，他还是补充说：“我所说的只是我的思想，或者叫做我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这是问题，因为我很清楚这些的存在。但是，从正常社会人的角度分析，这种状态无疑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说这样的想法对平常人是有害的。”
接着，他说到由情感缺失引起的精神苦难。
沈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只要他想家想得哭泣的时候，外婆就会抱着他细心地抚慰，他从外婆的抚慰中得到平静。但是，平静是短暂的，一旦离开外婆的怀抱，恐惧就会袭击过来。“我会想，外婆对我那么好，会引起表哥和表妹们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家人，甚至整个村子对我都很好，那里也是我的家。但是，始终是自己扰乱了别人的生活，我很小心地要求自己，努力不让自己犯任何错误。我可以跟外婆说很多心里话，惟独那种恐惧不会和她说，安分守己的处理各种人的关系，在不扰乱所有秩序的范围内固定自己。由于这些，可以说有一定的因祸得福——我的性格变得很驯良、听话，严格律己、能吃苦，这就形成了我日后的社会存在方式，并且使我考上大学。但是，一个孩子那样细心的‘经营’生活，压力究竟有多大。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当内在的精神长久地积压在心里，对于有些人来说，会发酵；而我则在心里分解他们。分解其实比发酵更难以承受，发酵带来的可能是行为上或者情感上的危机，而分解带来的是长时间的理性压迫。”
也正因为此，尽管外婆待他毫无外心，他也真心感觉到外婆对他的无微不至，但不知怎么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沈木总还是有一种“精神和情感上寄人篱下”
的奇怪感觉，而随后高中和大学的不断漂泊，把这种“寄人篱下”推向高峰，他的情感也变得无根。他说：“其实我一直在寻找情感的故乡！”
这种情感恐惧的最终表现是遗精和手淫。他说：“情感恐惧的人，往往有非常规的情感表现。像卢梭之于华伦夫人，莎乐美之于神甫、荻金森之于父亲的朋友、吴尔芙之于男女之间之事。我想不寻常的恐惧需要不寻常的发泄方式。在我而言，就是手淫！也许手淫是毒，手淫是罪。可是，我没有害人，我只是用毒和有罪的释放自己。”
面对沈木如此坦然地谈及自己灵魂深处的苦痛和挣扎，我们既惊讶，又感激。惊讶是他的释放方式；感激是他的真诚坦荡。
沈木平静地说：从小学的时候，他就有一种隐秘的经历。极度恐惧的时候，他就会兴奋，引发“射精”反应。但是由于身体还没有发育成型，他只有冲动/运动，却没有液体。应该说，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启齿，包括手淫本身。因为，在老百姓传统的思想里，手淫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
我们对此表示同意。沈木能坦白地承认这些，他很真诚，同时也显示，他确实和普通的孩子拥有不一样的思想。
沈木告诉我们：从初二开始，他开始出现遗精。这也是现在的留守男孩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而女生也有自己的经历。他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监护人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孩子又会愿意和监护人说多少。当年，他外婆因为年龄大，所以忽视这点。而他自己也没有告诉外婆，因为恐惧。那个时候他每天都会放干净的内裤在床头，每次遗精，就会偷偷地换掉，然后一大早起来，自己洗衣服。外婆把这看成是勤快。他并不明白遗精的含义，所以它带来更大的恐慌。从初三开始他迷恋上那种瞬间的感觉，开始手淫！整个过程让他兴奋，更让他释放掉恐惧，从那以后，只要恐惧来袭，他都会手淫。而那个过程当然很隐蔽，这加重了他情感的封闭。到高中，他明白遗精，也明白传统观念里“手淫者”的羞耻，他开始有沉重的罪恶感。而且卫生课本里又特地警告说，经常手淫者将会导致精力不济，思想堕落，严重者还会导致不育。这无疑增加了新的恐怖。到了大学他才清楚，手淫其实是很普遍的，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就这样，这个癖好他已经无法克服。在洗手间、一个人的寝室和浴室，他都会做，方式各种各样。它不是为了情欲而做，纯粹是因为要释放恐惧，而所有的类似活动只能那样偷偷摸摸地行动。其中的精神苦难了很清楚。
说到这里，沈木舒了一口气，说：“其实，外婆的确造就了我。如果没有她，我想我不可能进入大学，我也不一定会走上正道。但是，我只能说外婆塑造的是社会精神层面，包括学习、正常态的生活、社会思想道德、律己、远大的追求等等，她让我成为一个正常人，甚至在大多数人看来的‘优秀人才’。那可以看做我的外在存在，而没有涉及到我的内在存在，我的精神最深处的东西其实都是精神苦难赋予的。”
我们在猜想沈木所说的话、他的声调、手语以及他这个青年人要在我们面前所要释放的信息。如果他所说的是合理的，那么这就是留守岁月带来的儿童问题；如果他所说的很有问题，那么这就是留守岁月培养的问题儿童；或者两者都有。但是，不论怎么分析，留守岁月的确带给沈木很多东西，很多沉淀下来，将会影响他一辈子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正在现在的留守儿童身上沉淀，并且产生影响。
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寒门出状元！”但是，寒门要出多少个庸才、蠢才甚至败类才能出现一个状元呢？
还有一句话说：“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成功。”这里的苦难是硬性的苦难，社会性的，比如丧母、破产、残疾之类。这是对的，但是，也只能说成功的人都经历过苦难，而经历过苦难的人未必都能成功。更多的时候，苦难本身将人的一些创造和能力全部压跨了。苦难扼杀了这个人的智性、甚至这个人的生命。
另外，哲学上有观点：“只有经历过精神苦难的人才能够成为伟大的哲学家。”这里的精神苦难则不一定是硬性苦难。有些时候，一个人很富有，很幸福，但是也能产生精神苦难。这个就难说了，伟大的哲学家百年、千年人中才出一两个，那么剩下的承受精神苦难的人，都被精神苦难吞没了，变成疯子，有问题的人；或者精神苦难被人吞没，人变的平庸、肤浅。
同样的说法用到留守儿童身上：留守儿童大都存在问题，但是留守儿童不等于问题儿童。“问题”在这里，也不是硬性的问题，它有潜在的，明晰的，显性的，隐性的，被认识的，未被认识的，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所有人身上都存在问题，只是程度和对生存的影响不同罢了。如果说，留守儿童出现了硬性的问题，那么问题肯定和留守岁月有关，但是这不等于说经过了留守岁月的儿童就有问题。艰苦的条件创造优秀的人，这本来就是很常见的，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里更常见。
尤其重要的是，社会需要淡化对留守儿童的群体意识，看待问题时可以把他们当作一个群体，对待他们时，则不要把他们看成一个特殊的群体，那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
在对这些大学生的调查中，我们不想过多评判他们思想的对与错，对错的标准本来就很模糊，而且是相对性的。我们能做的是从他们身上进行思考，得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启示。从他们那里，我们清晰地看到留守儿童的历史，历史不算短，它早已经存在，但是很长时间无人问津，它是暗的，是隐性的，需要产生足够多的沉淀才会有人注视。而那些留守儿童就成了这种注视下的被遗忘者，独自品尝留守生活的滋味。走过十几年留守生涯，如今很多留守儿童已经成型了、参加工作或成家立业了，不少人重复着父辈们的道路。姑且不说，这种成型是坏的恶果还是好的成果，我们同样不作道德上的判断，更不作世俗意义成功或失败的评说。因为留守儿童本身的问题存在着个案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有不同的成熟表现，即便是“畸形”的思想，也是“成熟的畸形”。
总之，这些成长起来的留守儿童清楚地告诉我们：留守岁月对一个人的影响不止是儿童这个阶段，更影响着他们的未来，是终生的影响。
留守，使岁月的心脏滋生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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