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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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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的：“她一个人在那里，很脆弱的样子。我们都在那里喝酒。她也下来了，卡帕开始跟她喝起来，之后，两个人又开始喝酒——俄国式的舞蹈。他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好玩。我并不觉得事情维持了很久。我不记得他跟任何一个女人有很长时间的关系。”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3）
由于中年已到，卡帕出现了深刻的身份危机。如果他不再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玩这种无忧无虑的吉卜赛人游戏，那他以后的一辈子怎么办？现在再走出摄影界，扮演一种商人的角色是不是太晚了一点点？他总有无穷无尽的新点子，他是梅格纳姆差不多所有小组项目后面的创造性的驱动力，但是，光有点子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经济上有保障的未来。诺尔·霍华德告诉他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一个富人，他回答说：“生活中的一件难事是没有点子，但是，找到能够想出点子的人，他们往往觉得自己也能想到这些点子。”有一件事情是确切的：对于品位如此刁钻的人来说，要能体会到生活最大的快乐，当一个自由记者显然不是办法。“如果你想赚钱，那就要放弃作为记者的工作，”他对吉赛尔·弗罗依德和梅格纳姆的其他许多记者说，“当记者会使你过上很好的生活，但你永远也不会富起来。花费太多了。”
他还开始感觉到，要时不时维持卡帕传奇，真是一件太累的工作，他要装出无法控制自己的唐璜，要戴上永远不变的“开心面罩”。“卡帕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个陷阱所困，”英格·莫拉斯确证了这一点，“如果他想早睡，那也不行。他是卡帕，而卡帕总是熬到早晨三点的，而且要打扑克。但是，他也烦了这一切。就跟任何一个总在讲笑话的人一样，最后总有说什么也不好笑的一天。他有一种悲哀，那也可能是他的半斯拉夫，半犹太人的背景。但是，我觉得一切皆起源于战争。”
欧文·肖于1951年夏天搬到巴黎，他明白这个见了太多事情的男人：
只有在早晨，在他从床上跌跌撞撞地下来的时候，卡帕才会显出，他从中走出来的悲剧与悲哀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迹。他的面色惨白，他的眼睛干枯无神，那是头天晚上的噩梦造成的。在这里，才是一个真正的卡帕，他的相机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与邪恶，这里才是这个内心绝望和痛苦的人，一个心有悔意的人，一个不那么时尚，也不那么开心的人。之后，卡帕会喝下一杯冒泡的烈酒，振作起来，尝试一下头天下午的微笑，发现还管用，再次知道自己有力量爬过一天耀眼的小山，穿好衣服，准备出发，很平静的心情，保持很小心的轻松心情，到二十一点酒吧去，或者去施格里布，或者是多切斯特，无论是哪个地方吧，只要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能够感觉到了家里就行，他会找到自己的朋友，会使这些朋友开心，这些朋友也可以帮助他忘记晚间没有朋友的那几个痛苦和孤独的小时，既是过去那个夜晚的，也是前面那个夜晚的。
到1952年，卡帕对“耀眼”生活的胃口和对梅格纳姆的责任心都开始下降了。在2月份递给梅格纳姆股东的一份报告中，卡帕写道：“五年之后，梅格纳姆还有偿债能力，而我本人却已经破产。”几个月后，他分配到每年一万美元的旅行和费用开支，但拒绝了继续拿工资管理这个机构的提议。他对自己的兄弟康奈尔说：“你觉得我愿意被那些杂种聘用吗？”
直到1953年1月，他才找到人愿意接替这个已经没有钱的机构：约翰·莫里斯，他哄骗他离开《妇女家庭杂志》，来这里当梅格纳姆的“国际执行总编”，负责伦敦和巴黎的公司，工资为12 000美元。“那不是一个企业，”莫里斯回忆说，“那是一个故事，一本浪漫小说。”当月晚些时候，卡帕在梅格纳姆纽约公司的员工会议上宣布了这项任命。“小伙子们，从现在起，把你们的问题拿去烦他吧！”他高喊，指着他的新任执行编辑。
大约在他移交梅格纳姆的管理权的时期，卡帕收到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封信，要求他就护照问题向使馆汇报。1952年10月7日，他曾申请更新自己的护照，该护照将于1954年10月5日到期。他交上了护照，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被告知，该护照将不予归还。他要求知道为什么，结果得知，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分子。“当时，卡帕所有的关系和朋友都帮不了他的忙，”彼德·维特尔写道，“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曾是一名记者，对反法西斯事业有所同情，除此而外，什么都没有。”
卡帕告诉诺尔·霍华德和维特尔说，他立即给纽约的一名律师莫里斯·恩斯特拍了电报。恩斯特是美国民事权利联盟会的共同律师，曾帮助《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玛格丽特·布克·怀特成功解决过同样问题，卡帕希望，他能够尽快解决此事，因为没有护照的话，他就无法工作，他需要《假日》杂志给他派上国外拍摄的活儿，使他自己走出债务，同时也能保持梅格纳姆捉襟见肘的现金流。
对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进行过仔细检查后发现，他的过去看起来终于赶上他的现在了。
在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中，第一份详细报告是一份总结，是按J。E。胡佛执政时期于1948年3月28日提出的要求进行的。小结中称，“据报告，此人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成为FFR共产党员，当时，他将照片销售给共产党前线周刊《注视》杂志。”这份小结还给胡佛手下提供了其他几个例子，说明卡帕有颠覆政府嫌疑：
该杂志1938年一期的“阿伯拉罕林肯旅的朋友们”一文配有此人拍摄的一组照片……1942年6月2日，有线人报告说，此人是纽约市东21大街31号一个激进的反法西斯组织纽约图片联盟的成员或荣誉会员……1947年12月18日，匈牙利语的共产党报纸《Magyar Jovo》说，此人出席了“第由48委员会”于1947年12月14日在纽约市中央公园饭店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是形成去匈牙利的一次旅行，以便参与将在1948年举行的百年庆祝活动，庆祝1848年匈牙利独立战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此人与约翰·斯坦贝克一起于1947年夏天去俄国旅行……回国时，有多篇文章出现在不同报纸，纪录此人与斯坦贝克在俄国的观察见闻……1947年10月24日的《工人日报》说，此人在上个星期三于《先驱论坛报》论坛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称俄国人民不希望有战争，说俄国与美国之间互相揭丑的“邪恶和不明智的”游戏应该终止了，而且一定会赢得俄国人的赞同这份材料的大部分都是由一个代码为“T…1”的线人提供的。到1953年，还有其他几份。联邦调查局甚至到纽约警察局去查找过物证，但他们空手而归。。
莫里斯·恩斯特建议卡帕做一个完整的陈述递交护照管理部门，将自己早年政治活动的详细情况说清楚，结果，他的书面陈述形成一份很长而且极有趣的文件，他在里面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
卡帕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包括了另一份分类文档，表明他考虑过为美国国务院工作。根据一份文件，据1953年4月14日的一份“可靠情报来源”，他并没有为美国国务院的宣传部门工作过。该情报来源还称，“情报部门……曾考虑过以合同形式使用卡帕，按照批准合同人员的正常程序，曾发给卡帕一份表格供填写……卡帕拒绝填写申请表格”。
中央情报局与胡佛办公室之间的几份高度机密的函件显示，在整个1953年，他都被加以严密监视，也成为多次讨论的话题。他的文件结束于1955年，也就是他死后的那年，里面还有几份已经作废的函件，这些函件所包含的信息，中央情报局仍然觉得太敏感，不便于公开。
5月6日，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护照部的部长阿格尼斯·施奈德女士批准了他的护照，有效期为1954年10月，可在“除铁幕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通行”。他如何那么快（没收起两个月内）就搞回了自己的护照，这个问题是值得一问的，而其他一些受怀疑的危险分子必须经过几年的麻烦才能解决问题，有一例还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4）
也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彼德·维特尔说，他与战略服务处的前处长亨利·海德联系过，而战略服务处就是美国战时的情报机关，并请他在施普雷夫人面前说句好话，当时，施普雷夫人就是护照部出了名的保守派负责人。“海德有很强的共和党倾向，战时是我的上司。他与施普雷关系不错，最后没有花一分钱就把卡帕的护照要回来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怀疑海德是否能够施加如此之大的影响。卡帕有无可能考虑过一笔交易而拿回护照？这是不是甚至意味着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除非中央情报局决定透露到底与他有何等的联系，否则，我们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这里面的事情。拉里·柯林斯是卡帕在新闻界的一位朋友，他当时在《新闻周刊》当记者的时候，与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拉里相信，“卡帕一定会很好地利用那份资产的。”沃伦·特拉邦特曾在战时的反情报部门工作，他开玩笑说，卡帕“也许差不多就到了成为最高意义上的男性玛塔·哈里”。
卡帕遇上的倒霉事越来越多了。1953年，因为扛上太多的摄影设备，他的椎间盘滑脱一块。约翰·莫里斯回忆说，有一天，他疼得太厉害了，结果躺在梅格纳姆办公室的地上“哭出声来”。6月份，他去伦敦哈雷街看一位专家。他开始服用大剂量的可待因了，还试过牵引术，但是，疼痛仍然在继续。
当年夏天，卡帕跟珍米·哈蒙德回到法国南部，在约翰·休斯顿的度夏别墅里过了一阵子。彼德·维特尔记得休斯顿的妻子里基光着脚踩他的背部，而卡帕一边就在地板上哼哼。“看到曾经无忧无虑的卡帕差不多在一次事故中变成残废，那可真是一件叫人灰心的事情，而这样的伤病跟他经历过的战争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经常谈到他的将来，但他说，他已经疲倦了，再不想去战场了，他再不想透过自己的莱卡相机的取景器看到可怕的情景……他倦于在被人遗忘的地球某个角落里找一个令人厌恶的旅馆住下来……他的个人生活同样不安定。他很需要珍米·哈蒙德，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他都不可能是个好丈夫。”
卡帕告诉维特尔说，他仍然对那个美国滑雪者朱迪·索恩有“很深的”感情，但是，当他与珍米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想到朱迪，与朱迪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想起珍米。他不想听到别人提醒他，在和平时代，每到一个港口就找一个女人的做法行不通。“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对维特尔说，“找两个女朋友比找一个女朋友更糟糕。”维特尔已经了解到格尔达惨死的情况了，是海明威告诉他的。“卡帕从来都没有从失去她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这也许是他不想对其他任何女人做出任何承诺的根本原因。”
7月，卡帕去意大利，为《图片邮报》报道约翰·休斯顿的电影《打击恶魔》的制作过程。这部电影是杜鲁门·卡波迪写的剧本，由汉弗雷·博加特主演。休斯顿选择了一个神奇的地点进行影片的拍摄。拉弗罗城在苏莲托之后的高山之巅，因为那里俯瞰着大海的大型别墅而闻名。格里塔·加波和斯托柯斯基一直住在那里进行浪漫度假，这已经是媒体早已经报道过的事情。电影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别墅里拍摄的，周围有高山，有成排的葡萄藤架和果树。有许多个夜晚，卡帕都在跟剧组的成员打扑克牌。赌桌由波加特和休斯顿控局：“包勃·卡帕，他去那里拍摄宣传片，杜鲁门是我们最大的受害人。他们在影片上的服务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因为付给他们的工资，我们一般会从赌桌上赢回来。有天晚上，赌博期间，休斯顿离开赌桌去给自己倒一杯马爹利酒。如他在《一本公开的书》中所说的，他走出去，到了一个露台上，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比的惊奇感。身下是一个“海湾，渔船上发出钠汽灯的灯火……星星点点的灯火堪与天上的星座媲美”。他滑了一跤，摔倒了，杯子还在手里。走运的是，一棵树挡住了他，他落在露台底下四十英尺以下的地上。他没有受伤。他喊人来帮忙，很快就给抬回别墅里面了，之后，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马爹利，再次回到赌桌旁。。”
对休斯顿，卡帕可输不起哪怕一个美元。1953年秋天是卡帕一辈子经济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为了支付医疗费用和莫里斯·恩斯特的律师账单，他被迫从梅格纳姆借了几千美元，这使这个机构已经是十分严重的财务更加麻烦了。
1953年9月，他参加梅格纳姆最后一次股东会议，会上，卡帕高谈未来的活动影像如何会取代静止画面的重要性。金克斯·罗杰记得他表明，梅格纳姆的成员应该开始携带拍摄电影画面的摄影机了。
“我记得包勃多次说，我们得开始为未来着想了。电视将改变一切。我们都感觉包勃可能再不会当摄影师了。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总得干点新奇的事情，他总想迎接新的挑战。”。他比自己的时代早了50年。资深摄影记者德克·哈尔斯戴德获取过1974年的罗伯特·卡帕金奖，他今天说，卡帕的双向方法是使摄影新闻发扬光大的惟一办法。
法国摄影家马克·里布是卡帕在1953年初招聘来的，他记得当年秋天去过卡帕的房间，当时那个房间叫“赛马房”，是在伦敦的帕斯托里亚饭店。“卡帕要我去伦敦学英语，并认识那里的姑娘。我去了，但没有见到任何姑娘。我太不好意思了。但是，我在伦敦碰到过卡帕两次。一次是他在饭店房间里泡澡，我跟他谈了十五分钟。他告诉我说，摄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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