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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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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法国杰出的纪录片制片人帕特里克·杰迪相信，事情极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在巴黎的办公室里，他让我看到了一段不为人所见的关于卡帕的纪录片，还有一套系列照片，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拍摄的，描述一个士兵冲下山坡时跌倒的情景。如杰迪所言，根据卡帕的静止照片本身，无法看出那个人是不慎跌倒，是被打死了，还是根据某人的指示去模仿死亡时刻。杰迪只是热烈崇拜卡帕作品的众多电影制片人、史学家和摄影家之一，他们都对这张照片心存疑虑。根据摄影家和梅格纳姆前档案管理人吉米·福克斯的意见，这些疑虑不应该使人们远离卡帕总体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一直确切无疑地是20世纪最动荡的年代里最有召唤力的摄影纪录。
但是，他本人也曾怀疑过，他所说的那些话，是针对卡帕如何拍摄那幅照片的惟一同时代人的报告中相当奇怪的方面：我记得跟康奈尔提起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死去的那位士兵的身世，多年以前，康奈尔曾提出要去一趟西班牙，看看那位（据说是卡帕照片中描述的那个人）刚刚发现的家庭。在我听起来十分奇怪的是，那幅照片在《生活杂志》登载出来约六个月后，卡帕乘船回到（纽约），并与一位记者谈话，解释说他有好几天都是跟那个人在一起，包括那人就在他身旁被击毙的事实，还说他一直都留在那人的尸体旁边，一直到天黑，之后从敌人的炮火下撤退。所说的那位记者是《纽约世界电讯报》的，他于1937年9月1日在纽约采访过卡帕。卡帕告诉他自己是如何搞到那幅引起轰动的照片的。
那家报纸是这么报道的：（卡帕和他的拍照对象，也就是那位士兵）都在科多瓦前线，困在那里不能动弹。就他们两个人，卡帕拿着他珍贵的相机，那个士兵抱着他的步枪。那士兵已经耐不住了。他希望回到反弗朗哥的战线里去。他多次探身，爬上沙袋看情况。每次机关枪都哒哒地响起来，警告他赶紧伏下身去。最后，那位士兵咕咕噜噜地说了句什么，大意是说他非得去冒冒险了。他爬出了战壕，卡帕就跟在他身后。机关枪哒哒响起的时候，卡帕自动地抓起了相机，就从他同伴的尸体旁退下来。两个小时后，天已经黑下来，机关枪也安静下来，这位摄影者就悄悄地爬过战场，回到了安全地带。后来他发现，他拍下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最优秀的照片之一。卡帕向来都不在他的图片说明文字中注明比如名字等的重要消息，在他全部的摄影生涯中都是如此，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哪怕如此，福克斯仍然感到好奇，不明白卡帕为什么会跟那个士兵和他的战斗小组一起过了好几天而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个士兵死掉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去查实身份？那个士兵的小组中，难道不会有人想办法弄清他的身份？在西班牙内战中，卡帕不是惟一明显捕捉到了死亡一刻的摄影记者。左派的《伦敦每日信使报》于1936年10月15日登出过一些人在海上淹死的镜头。《伦敦插图新闻》登出过一幅照片，是7名男子跑过一片林中空地，图片说明是：“在一次叛乱中，两名男子被打死，其中一名正在倒地。”（引文出处：卡罗琳·布拉德斯，《战争与摄影：文化史》，伦敦，鲁特律治出版公司，1997年。）但是，卡帕的照片却与众不同，因为拍摄地点距离对象极近，不到二十码远，而且还因为这幅照片有强烈的象征主义意义。
1982年，卡帕的一位朋友汉塞尔·米斯写到了关于“倒下的战士”的事情。在一封信中，她提到40年代末，她下班回到在纽约家里的时候，发现丈夫奥托和卡帕正在就那张照片的事情争吵不休。“奥托很生气，包勃郁闷不乐，但仍然在为自己辩护。奥托在说粗话，在批评他，而包勃却在拼命反抗，就跟挨了揍的小狗一样。我工作了一整天，很疲倦，因此没有参与争吵。但我觉得，奥托教训人的口气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卡帕离开公寓后，奥托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你在说包勃什么事？”米斯问。“你觉得他在照片的事情上做了假？”“我对上天发誓，他的确做了假。”“那你们争论此事有何目的？”“我不想说此事。我希望自己被迫认为的事情是错的。”奥托·米斯就照片拍摄的情景跟卡帕发生了激烈争吵。“他（那个倒下的士兵）在世的时候我认识他，”卡帕告诉他说。“他们在干蠢事。我们大家都在胡闹。我们感觉不错。根本没有开枪。他们从山坡上跑下来。我也在跑。”
“你有否让他们表演受攻击的样子？”奥托问。
“见鬼，没有。我们都很开心。也许还有点疯狂。”
“之后呢？”奥托问。
“之后，突然之间，真正厉害的事情发生了。我没有听到枪声——一开始没有听到。”
“你在什么地方？”
“稍稍靠前的地方，就在他们旁边。”
如果相信这个说法，卡帕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他让那些人从山上下来，经过一片没有掩护的山坡，而他的这个请求造成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根据吉塞尔·弗罗依德的传记作家汉斯·普特尼教授的看法，卡帕对弗罗依德讲了类似的一个故事，承认他“杀死了”照片中的那名男子。
上面的陈述没有一件是卡帕自己的，但根据陈述的内容，卡帕的那个事件版本已经在讲述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卡帕本人的叙述的确是存在的，那是在1947年的一次无线电采访中，当时是要宣传他的回忆录《稍有偏焦》。
10月20日上午8点30分，卡帕对收听纽约WNBC节目的纽约人讲述了1936年那个重大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他不经采访者提示就谈到了“倒下的战士”的事情，他强调说，“那张获奖照片是在编辑和明白其中道理的公众心目中诞生的。”
他曾拿这张照片当作“比别的一些照片得到更多人欣赏的”照片。拍摄的时候，他“显然不知道”那会是一张十分特别的照片。“事情发生在西班牙，”他解释说，“那是发生在我作为一名摄影者从业不久的事情，也是西班牙内战最开始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放开说的话，战争是有浪漫的一面的……”
卡帕对听众说，那张照片是在安大路西亚拍的，当时是跟一群新召募来的共和党人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士兵，”他补充说，“他们每分钟都有人死去，死者的架式都很大，他们觉得，那真正是为自由而死，因此是一场正义之战。他们都是很有热情的人。”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2）
卡帕说，他当时跟约20名男子在一个战壕里，这些人手里只有一些破旧的步枪，这一点跟他在《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采访中所说的话有很大出入，形成很大的矛盾。在朝外的一个山坡上，他补充说，叛军的机关枪就架在远处，那批人朝机关枪开火，打了5分钟的样子。之后，他们站起来说，“冲吧！”之后就爬出了战壕，并且朝机关枪的方向过去了。“肯定的，”卡帕继续说，“机关枪吼起来，哒哒直响，剩下来的人爬回来了，再次朝着机关枪的方向一通乱射，但机关枪手显然很狡猾，根本就不回应。又过了5分钟，他们再次喊‘冲啊’，结果再次像割草一样割倒一批。这样的事情重复了三四次，因此，到第四次的时候，我正好把相机举过头顶，甚至都没有朝外看，就在他们一边朝战壕外面爬的时候，我就按下了相机。”
卡帕解释说，当天拍摄的照片并不是他本人冲洗的。他把胶卷送回了巴黎，是跟其他一些胶卷一起送走的，之后在西班牙继续呆了三个月。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了，因为我举过头顶的相机正好捕捉到了一个人中弹的那一刻”。
“倒下的战士”最早登在1936年9月23日的《看到了》杂志上，次年又登载于《今夜》和《注视》。根据普特尼教授，《看到了》杂志的瑞士赞助人在卡帕的照片登出来以后，将路西安·伏格尔解雇了。吉塞尔·弗洛依德确证，“1936年秋节，（伏格尔）组织的那期西班牙内战特别报道站在支持共和党人的立场上，因此，特刊的出现激怒了《看到了》的赞助者，伏格尔被迫辞职。”
1937年7月12日，这张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第19页，旁边的图片说明是：“西班牙士兵，正好在一粒子弹打中头部的那一刻。”如同在欧洲一样，这张照片也引起轰动。多名读者愤怒地写信给编辑，抗议杂志上登载如此触目惊心的暴力描写。中美洲地区还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图片。
直到1974年，“倒下的战士”的真实性问题才有人提出来，并在公开场所受到质疑，是菲律普·莱特雷的《第一批伤亡者》。莱特雷采访过奥·加勒尔，他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由《每日快报》派出的记者。加勒尔告诉他说，“倒下的战士”是在作战的间歇期内表演出来的系列动作拍照。根据他的说法，卡帕和其他一些摄影人员对共和党的一名军官说，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好拍摄的。那名军官说，他将派一批士兵过来，供大家表演一些动作。照片后来发表的时候，加勒尔评论过，说照片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因为底片看上去稍有模糊。他告诉莱特雷说，卡帕“开心大笑，并说，‘如果想拍到好的动作照，那焦距就不能调得太准。如果你的手抖动一下，那你就得到了极好的动作照’”。但是，这份证词稍有一点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他1978年跟史学家约吉·列文斯基进行采访谈话时说，卡帕是在叛军控制的西班牙地区拍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卡帕曾去过民族主义者控制的西班牙地区。的确，这样的一次访问一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本人是共和党事业的热情支持者。
莱特雷书中的另一份重要资料来源于泰德·阿伦，他是一位加拿大的退伍军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曾爱上过19岁的格尔达，并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成为卡帕的好朋友。他写信给莱特雷，告诉他说他曾与大卫·塞穆尔谈过那张照片的事情，因为塞穆尔曾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事情，卡迪埃…布莱森也是一样。“塞穆尔告诉我说，卡帕并没有拍那张照片。到底他说是他本人拍的，还是说是格尔达拍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格尔达·塔罗的传记作家艾姆·莎伯尔说，她宁愿不在自己的书中长篇议论“倒下的战士”的事情，因为她觉得，这对理解她的主角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她觉得，格尔达拍下那张照片的可能性极小，但也不是不可能。西班牙文化史家卡洛斯·塞兰洛考察过卡帕和格尔达在这个时期拍摄的照片，他写道，很难分辨哪张照片是谁拍的。直到1937年，几乎格尔达所有的照片都要么是没有签名，要么是用卡帕的名字。
仔细研究卡帕的底片后，人们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到底是不是侥幸成功的，或者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到底是一组由不同人构成的表演照的一部分，还是同一个假装被击中者的照片。很明显，照片所属的那一个系列的底片，有很多都不存在了。原来冲洗的照片或者实际照片的底片都没有了。
如果卡帕的确是请人表演拍照的，他有可能拍出数张由民兵倒下构成的照片，这些人都假装中弹倒地，或者会利用三角架防止照片模糊。可笑的是，这种性质的证据倒是可以在《看到了》杂志本身找到。《看到了》杂志用跨页大标题写道：“西班牙内战”，然后将那张著名的照片放在另一个死去的民兵照片的上面。两幅照片都有小标题：“他们如何倒下”。杂志的图片说明清晰地表明是指两个不同的人：“双腿紧绷，胸口对着狂风，步枪拿在手上，他们顺着满是短茬的山坡往下跑……突然之间，他们的飞奔中断了，一粒子弹射来——一粒种族相残的子弹——他们的鲜血就被家乡的土地饮下了。”
在第一幅，也是更著名的照片里面的那个士兵穿的是白衬衣和深色长裤。第二幅照片里面的士兵穿着暗色的连体服。第一张照片里面的男子穿深色鞋。第二张照片里面的士兵穿白色的平底凉鞋。第一幅照片里面的男子的皮制肩带上有三个子弹袋。第二幅照片里面的男子皮带上有两个子弹袋。他们倒下的动作也很是不同。两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的假设极不太可能。但是，卡帕有无可能当真拍到了第一个人倒下的情形，如同本人所说的是一次侥幸成功的事件，之后又侥幸在同一个山坡上拍到了第二个人也被击中身亡的？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由不同演员表演出来的同一个时刻？
对每一个心存怀疑的人来说，都会有一个更激烈地为“倒下的战士”辩护的人。格尔达和卡帕有一个尚在人世的共同的朋友，就是露丝·切尔夫，关于这张照片的事情，还没有引述她的任何纪录，但是，她对两位拍摄者在那个时期的熟悉程度，比今天活着的任何人都要高。她现在坚持认为，那照片是“真的”：“我看到过那张照片之后的另外一些照片，当时，那个士兵已经死在地上。”但是，她是如何看到后来那些照片的，而且那些照片的下落如何，这些问题她说得不甚清楚。莱特雷揭露此事之后，西班牙内战退伍军人乔治·索尼亚强烈主张，那张照片的确是真实的。“卡帕有很高的职业诚实精神，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会发明一场骗局，无论是无伤大雅的骗局还是值得鄙视的骗局。”他写道，1936年8月，他曾与卡帕一起到了马德里的北方，也就是瓜达拉马山脉。索尼亚回忆说，共和党人的一次反攻后，子弹倾盆而来，卡帕并没有回到掩体里，反而站在那里“拍照，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此时，很多人跟割草似的倒下了。
索尼亚并没有亲眼看见卡帕拍摄“倒下的战士”，他承认，“敌人的第一批机关枪子弹飞来时”，他就跑进了掩体。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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