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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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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达还有别的原因不太想跟她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物打上死结。访问西班牙期间，她已经拍摄到很多极好的照片，但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张是以她的名字刊登出来的，即使有机会署名，那也是排在卡帕后面的：“图片：卡帕及塔罗”。她不再想看到她自己的大部分照片都只署上卡帕的名字，她决定也要让自己出名。现在到了让自己从教师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最佳时机。“因为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她感到受了侮辱，”露丝·切尔夫说，“她不再想像与卡帕一起的未来生活了。”
不过，当月下旬，他们还是一起回到马德里，住进了弗罗里达宾馆。除开一些较好的客人之外，他们还发现了37岁的美国作家恩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他已经因为《太阳照样升起》（1926）和一战史诗《战地钟声》（1930）而闻名四海了。卡帕和海明威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次交叉。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海明威就赞叹卡帕的胆识和自贬性的幽默。这位热情的匈牙利年轻人有极高的天赋，总能够在最沮丧的时候逗人发笑。在卡帕这方面，他尊敬“老爹”是因为他热情支持共和党人的事业，也愿意深入战壕或猫耳洞里去报道战况，而不是躲在存货丰富的宾馆咖啡厅或舒适的防空洞里写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人物，如果不是在语气和行文风格上，至少是在表现手段这方面：人生是一块巨大的画布，可以在上面绘制浪漫故事，体现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的友谊从最开心的日子开始，”卡帕在《稍有偏焦》中说，“我们第一次是在1937年相遇，是在反弗朗哥的西班牙，当时，我是个靠自由投稿混饭吃的摄影师，而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了。他的诨名是‘老爹’，我很快也认其为父了。”
4月21日，弗朗哥的部队轰炸马德里，是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内战中最猛烈的轰炸行为。27日，那是圭尼卡的集市日，希特勒的秃鹫军团飞行员屠杀了巴斯克地区文化和精神家园的居民。几天之后，卡帕奔向巴斯克的比尔包港北部，叛军已经在那里开始了关键的进攻。在他到达的时候，希特勒的轰炸机已经开始一天轰炸比尔包好几次了。卡帕拍摄到一些母亲和她们的小女儿奔向防空掩体的照片，另外一些照片显示一些人试图扑灭已经一连燃烧了好几天的城市燃料库。
美国新闻记者文森特·西恩回忆了一次特别的轰炸过程：卡帕正在拍摄，突然间，一架斯图克俯冲轰炸机或是一架JU…88飞机飞到他的头上。他跳进壕沟里，另外有两个人同时也跳进他所在的壕沟。他觉得自己多少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因此就说，“我是摄影师。”第二个人说，“我是巴斯克天主教徒。”第三个人说，“这两种职业目前都派不上任何用场。”
大约在这个时候，另一位美国记者，也就是以简明著称的杰伊·爱伦，他在比尔包的机场遇到卡帕，卡帕刚刚在那里寄出送往巴黎《注视》杂志的胶片。他们两个人坐同一辆车回城，是一辆老式帕卡德汽车。卡帕厌恶地看着他。“我明显没有带上食物”，爱伦回忆说，“又得喂一个人了，而且是很大的一份食品”。（卡帕）用很差的西班牙语对司机说。
之后，爱伦和卡帕休息了几天，不再报道战争了，他们看了一场歌舞表演。突然之间，空袭警报再次响起，四声惊人的爆炸随即响起。在戏院外面，卡帕又开始工作了。“我见他镇定自若地拍摄人脸，直到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仅仅有一名扛着步枪的守卫。”爱伦的《未完成的死亡》是格尔达和卡帕的摄影集，1938年在美国出版，在前言中，他写道，“那个守卫开车送我们到了一处防空掩体。我看到（卡帕）在大门口，脸色铁青，痛苦得没有表情了。但他的相机却不然。”
1937年5月7日，弗朗哥的部队攻击索洛布山，那是比尔包一带最重要的隘口。一个星期后，共和党人开始逃离比尔包。卡帕回到巴黎，与专横但也迷人的理查德·得洛奇蒙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他是《时代…生活》杂志设在巴黎的办事处的负责人。理查德看过卡帕交给《生活》杂志的战争报道照片，留下很深印象，他请卡帕为他工作，拍摄一个系列纪录片，就叫《时间的步伐》，卡帕同意了。
他现在就开始非直接地为亨利·路斯工作了，因为亨利·路斯是得洛奇蒙的老板，也是《生活》杂志的创办人。可笑的是，路斯相信，弗朗哥是“一位了不起的白人骑士”。但是，得洛奇蒙的影片，也就是《战争预演》，其意图公然就是反法西斯的。值得赞扬的是，路斯经常与他的影片和杂志的编辑内容不相合《生活》杂志以前的一位编辑叫约翰·莫里斯，他说，卡帕拍摄的静止画面，有助于在《生活》杂志的页码中平衡亲弗朗哥的报道。 海明威后来在《钟声为谁敲响》中再现了这次攻击中的关键事件，这本书于1940年出版，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作为摄影人员，卡帕却不让自己讨好得洛奇蒙或别的制片人。“我很喜欢卡帕，但是，他经常完全不听指挥，”得洛奇蒙回忆说，“我派他带上爱莫牌便携式摄影机作为特派记者的形式采访西班牙战况……但他却拿摄像机去给他女朋友玩。”汤姆·奥恰德是《战争预演》的助理制片人，他也有同样的不快印象。“包勃是一位拍静止画面的，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使用电影摄影机。结果，我们得到了极好的画面，但那都是些极好的静止画面。他会这么滋滋滋地拍下去，结果，你一下子就搞了五英尺长的带子。”
五月下旬，卡帕在塞哥维亚附近的纳瓦塞拉达山口与格尔达会合，准备报道共和党人的一次进攻。这次，他希望和格尔达最终可以纪录一次共和党人的胜利，即用电影画面，也用静止画面。他们拼命工作，纪录了坦克和兵员前进的生动画面，但是，共和党人的进攻失败了。他们返回马德里，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画面。
到了6月中旬，卡帕和格尔达从马德里出发往南方去，他们比平时更希望得到胜利的画面，因此，24日早晨就到了朋那罗亚附近的共产党人本帕依夫的营地总部。当天稍晚些时候，这个营的政治教导员阿尔弗莱德·康托罗维茨会见了卡帕和格尔达。阿尔弗莱德是一位勇敢和机智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两个人爬进穆尔瓦山脉地区后，他就会见了他们。在日记中，康托罗维茨记载说，卡帕扛着很大的电影摄影机往前爬，说格尔达长得极漂亮，穿着“长裤，一顶贝雷帽盖住极漂亮的金红色发卷，她的腰上还别着一把很漂亮的左轮枪”。
这则日记还详细描述了当天下午，格尔达和卡帕后来如何利用康托的人马排练了多幕进攻情形。“卡帕安排了全套进攻情景：一个想像中的法西斯阵地被袭击，一批男子高喊着口号，怀着激烈的战争热情跳跃起来，跑步奔向胜利……（卡帕）对结果非常满意。”
第二章小红狐（3）
因为拍不到真实的东西，他们最终只好做假了。卡帕对那些人“高昂的作战精神”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康托说，那种表演出来的攻击行为如果当真发生，那一定会“更真实在《时间的步伐》系列片的制片人当中，表演出来的情景并非少见。人人都知道，路斯经常对导演说，“要按真实来假装。”甚至经常会请一些演员来扮演比如海勒·西拉斯之类的真实人物，如果无法安排真实采访的话。”。两天之后，卡帕和格尔达跟康托一起到了拉格兰约拉前线。康托在日记中写道：“摄影机一旦扛上肩头，怎么也无法阻挡她（格尔达）了，只见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冲上前去，没有任何人掩护她，一直跑过180米的空地，真是愚不可及。几个大胆的人跟在她身后。当时是午睡时间，法西斯分子看来都在睡觉。一切都还不错。格尔达·塔罗拍到了阵地的长篇片断，还有第二连队的同志们。天都快黑了，几乎是靠武力才将他们拉回来。”
成功地纪录了明显是胜利的共和党人的进攻场景以后，卡帕就前往巴黎，将他和格尔达拍摄下来的东西交给理查德·得洛奇蒙。这期间，格尔达仍然留在马德里，参加那里的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格尔达现在是以小红狐而闻名了，她为共产党人的日报《今夜报》拍摄关于这个妄自尊大的左派作家集会的情况。她的照片将署上“图片：塔罗”的字样。她现在完全是一位图片摄影记者了，不靠别的任何人帮忙。
离开巴黎之前，卡帕请来自加拿大的年轻志愿者泰德·爱伦照顾格尔达。“我把格尔达交给你了，泰迪，”卡帕对他说，“请好好照顾她。”爱伦是一位有抱负的作家，他为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输血队做政治指挥员。他与格尔达和卡帕参加过几次晚会，一起在马德里的格兰维亚宾馆的酒吧里喝过酒，有时候还跟海明威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一起：第一次看见格尔达和卡帕在一起的时候，爱伦就想，“不错，不错。”
格尔达等待《今夜报》的编辑分配给她另外的任务，这期间，她搬到了卡萨德阿利安茨宾馆的一个套间。卡萨德阿利安茨宾馆在西班牙最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中间极受欢迎，那里有彻夜不停的串门活动，还有很多艺术家住客，比如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格尔达很快成为阿利安茨宾馆的明星住客，开过好几次派对，一些死硬的社会主义记者如克洛得·考克曼和俄国的依尔亚·埃伦勃克在那里倾听漂亮的年轻诗人们朗诵华丽的诗章。
在马德里的好多外国记者当中，包括“苍白无力的”科克伯恩在内，很快都与格尔达搅到一块儿去了，他曾为《伦敦工人报》写过一些过于乐观的报道。卡帕动身前往巴黎之前拍摄的两张照片，捕捉到了她在这个时期的诱人之处：在第一张里，格尔达穿着绿色的工作服，正蹲在一个士兵身后的石头旁边，她的脸上露出极度兴奋的表情，被战争中的肾上腺素活动冲昏了头脑。另外一张显示她的胳膊悬在一块基石上面，而基石上面刻着PC（共产党）两个字母这张照片是一个证据，说明卡帕和格尔达两人都同情共产主义。。
在1937年7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爱伦和格尔达一直在到处找故事报道，有时到很晚。那是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情，经常看见一些歇斯底里的孤儿、挨饿的妇女儿童和无数死尸。但是，格尔达一直保持心情愉快，开车从一个故事奔向另一个故事，一边还高唱着共和党人的进行曲。她最喜欢的是“瓜特洛斯的将军”，这首是拿四名叛军将领开玩笑的，并且赞扬马德里人民的反抗精神。
一天下午，爱伦在自己的宾馆房间里让格尔达看到了自己写的一些故事——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小说，《新大地的诞生》，她说，她觉得这些材料不错，他听后真是受宠若惊。她去了浴室，回来的时候还在刷牙，身上只穿着惟一的内衣。她在床上躺下来。
“你觉得我们吃饭之前先小睡一会儿如何？”她问。
爱伦在她身旁躺下来，确保身体不要碰到一起。他知道卡帕多么喜欢她，也知道把她的生命托付给自己的时候，他是多么认真。格尔达决定试试他的毅力，因此用很细的指尖弄他的眼皮。
“我再也不会再次恋爱的！”她说，“太痛苦了。”
爱伦问她是否还爱卡帕。
“卡帕是我的朋友，”她强调说，“是我的伙伴。”
“你准备跟卡帕结婚吗？”他问。
“我告诉过你了，他是我的伙伴，不是我的情人。他还在想我们结婚，但是，我不想。”
“看他的样子，你们好像是情人，”爱伦说，“他让我负责你的安全。让我照顾你。”
“是啊，他很聪明。他看到我是怎么盯着你看的。”
格尔达跟别的人也调情，这期间，马德里的西边正有十多万西班牙人在为争夺布伦莱特而彼此屠杀。7月12日，格尔达终于到达该市，当时，叛军的狙击手已经准备好随时拿取共和党士兵的人头。在几个小时里，她拍摄到了共和党人对叛军最后堡垒的几次成功的进攻。她拍摄的镜头之一是一名共和党人将锤子镰刀的图案涂在白墙上，而旁边就是已经打上死叉的法西斯分子口号。
几天之后，格尔达陪同脸色灰白和厌世嫉俗的伦敦《工人日报》记者克劳德·考克布恩回到前线。他后来回忆说，在一片田野里，他们遭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我们得出结论，这次，我们活着出去的可能很小了，”考克布恩写道，“（格尔达）当时就站了起来，开始拍摄飞机的照片。”
“万一我们真的活着出去了，”她对他说，“那我们就有东西拿给非干涉委员会看了。”
第二章小红狐（4）
格尔达看不出她自己与共和党人的战士之间有何区别。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客观精神。她现在屁股上挂着精致的左轮手枪，白天晚上都别着。她对一位德国摄影同行沃尔特·路透说，她还穿着长统袜和高跟鞋上前线，因为那容易刺激男人的士气。在别人看来，比如在阿尔弗雷德·康托维茨和苏维埃作家米哈依尔·柯尔索夫眼里，她已经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她对正在分裂共和党人的政治暗斗一无所知，但对西班牙平民的苦难却十分敏感。意识形态不太有多大关系。战胜法西斯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她告诉考克布恩说，“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世上都是不公平的。”
格尔达应该于7月26日星期一回到巴黎的。星期五，也就是24日，共和党人又争得了一片失地，她决定回到布伦莱特去，最后去一次。星期天早晨天刚刚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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