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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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返钠獒�在伯父心里留下的许多悲哀和痛苦。日本占领上海后，伯父、伯母和你的母亲一起被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以后，军警宪兵在上海大街随时搜身，就地处决。伯父亲手提着一座无线电台从上海经过镇江渡江送到苏北解放区，交给当时在苏北主管宣传的冯定。伯父后来谈到他在苏北几个月的观感的时候常常说，他很佩服那些人的献身精神，但是对他们的思路不习惯。　　　　
　　　　1955年，我回上海休假。伯父说，1950年，毛主席给他写过信，要他回云南做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担心思路不习惯，他没有辞也没有去，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做当时称为自由职业的译者。如你所知，这类自由职业者在解放后迅速消失，只有上海的少数几个文化人还保持着这种比较独立的身份，并且还受到一些尊敬。　　　　
　　　　我和伯父在1960年见面的时候，反右派已经过去三年，很多知识分子已经都学会敛声屏息了，伯父还是依然不改昔日的风度痛诉教条主义的灾难，并且经常说起农村里正在发生的饥饿和死亡。我记得他和他的老友王亚南私下谈起这些事总是心情非常沉重。　　　　
　　　　1964年我们见面，谈到“大搞阶级斗争”，伯父也更加忧虑。　　　　
　　　　最后一次见伯父，是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我在河南五七干校突然接到我三叔的电报，说伯父病危，要我立刻回上海见一面。宣传队的领导不肯让我走，是我说了一些我平常不会说的话才勉强放了我。久别重逢的上海还是有一些上海的气息，只是满目都是年久失修的破落，到处都有一种好像被洗劫以后的萧瑟和悲凉。伯父已经病得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不久前才得到允许从干校回上海，回到上海就不能起床了。一见面他就说，你知道，我的病是癌。喘息了好一阵，他又说，尼克松就要访华了，历史也许会有些改变。我希望中国有些变化。经过了这些事，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就白经过了。他要我讲讲我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没有。我知道他的话包含许多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只是我没有心情谈这种问题。第三天临别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可能再请假出来，不过我还是跟他说，我来年春天再来看他。他听见了，但是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心里都明白，这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了。……　　　　
　　　　我年轻的时候，伯父常常说，在我们老家顺宁山区，牛车的轮子是方的，因为担心下坡的时候车子刹不住。后来他到北京前经过武汉，第一次看见汽车，发现汽车不但可以慢慢地下坡，而且还会转弯，实在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了。所以，人应该见世面，学新东西。不见世面不知道。如果不出来，怎么能知道世界上会有像汽车这样一种你想像不到的东西呢？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怎么会想得到你应该知道呢？有时候饭后出去散步，他也常说，房子太多了，看得见的天只有一小片。到开阔的地方，才看得见天有多大。有一次去国际饭店，他又说，在高楼看天，天就更宽了。我初中写作文把伯父的话写到作文里，我的国文老师魏金枝——伯父的朋友、鲁迅先生教导过的青年，把我的作文告诉伯父，伯父高兴得哈哈大笑。我考北京大学以前，想考哲学，或者天文。伯父说，你只认识方块字，只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张嘴巴、一个脑子，你就会以为世界就是方块字讲的那种样子。如果你学好了一种外文，你就有四个眼睛、四只耳朵、两张嘴、两个脑子，你知道的世界就比现在大得多了。大二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论《呼啸山庄》的文章，我后来的老师卞之琳在文章中夸奖我。伯父说你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有机会主义，要扎扎实实地打好真才实学的基础；又引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伯父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党八股”。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做领导的会喜欢让人讲这种话。头脑僵了，中文的文字之美扔掉了，文化再这样下去就完了。他又经常告诫我，学外文的也要学好方块字，特别举出《聊斋》、《左传》、司马迁和《世说新语》要我细读，读通了文心就得到滋养了。　　　　
　　　　初一的时候，伯父教我用英文背歌德的《浮士德》：“没有在悲哀中咀嚼过面包，没有在哭泣中等待过明天，这样的人不会知道你——天的力量。”这种痛苦出智慧的思想我到很晚以后才明白。　　　　
　　　　伯父一生都是有追求，有骨气的人，从来不苟且，从来都敢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赴汤蹈火，承当重任。他为人慷慨豪放、独立不羁，思想开放、心胸广阔，所以他总是不能忍受他所称为教条主义的那种封闭和僵硬，总是希望国家的前途有一点变化。就像他自己自称的驽马，虽然不能驰骋，但是，他的思路高于他所处的现实，也就是在不可能的环境里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了。　　　　
　　　　所以，伯父问毛主席的问题并不是偶然想到的。我觉得他一生的道路，都说明他在有了机会当面问毛主席问题的时候，自然会毫无畏惧地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他的问题当然本身就说了很多意思。他的见识和勇气，他的人格和风采也都跃然表现在他提出的问题里面了。当然，就毛主席说来，他自有他的气派，别人不会这么说。他说的话也是了解他思想深层的一个窗口。这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为你的回忆录作证，为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追求和他们的困难作证，为历史作证，也是对我的伯父罗稷南表示我的怀念和敬爱。伯父去世以后我没有为他写过什么文字。感谢你把这个埋没了四十四年的事情写出来，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把我从来没有付诸文字的意思写出来。谢谢你！　　　　
　　　　祝　　　　
　　　　健康　　　　
　　　　陈焜　　　　
　　　　2001年10月26日　　　　
　　　　写于美国新泽西州　　　　
　　　　（原载《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5节　“孤证”不孤

　　　　周海婴　　　　
　　　　近日接到罗稷南先生的侄子陈焜同志从美国的来信。读了之后令人欣慰。现在我把它作为旁证摘要披露出来，也给罗稷南先生生前的谈话再添上一个证明，谅必读者会愿意了解的。　　　　
　　　　陈焜先生信中说：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为历史作证，为你的回忆录作证，为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追求和他们的执着作证，也是对我的伯父罗稷南表示我的怀念和敬爱。伯父去世以后我没有为他写过什么东西，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把我从来没有付诸文字的意思写出来。　　　　
　　　　陈焜先生的来信使我回忆起1945年那尘封五十年余的过去。陈焜还记得，他那时候住在伯父的家里，有时伯父母会领着他到霞飞坊看望我们。我往往是在制作无线电，看到他们到来会兴奋地向他们展示收音机，让他戴上耳机听。他还告诉我，有　　　　
　　　　鲁迅题字代海婴送友人百日照。1930年1月4日摄。　　　　
　　　　时，郑振铎、周建人和许广平一起到罗稷南先生的家里，讨论他们办的刊物《民主》和《周报》。　　　　
　　　　陈焜先生信中这样写道：你提到的那段罗稷南和毛主席的对话确实发生过的。1957年夏天（7月上旬）报纸上以头版头条的形式报道过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知识分子的消息，提到罗稷南也在被接见的人士中。1960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罗稷南家住了几个月养病，听伯父详细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选中罗稷南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过去相识的事，……后来伯父就问毛主席，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一下后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陈焜先生接着告诉我：“我不能说我记得的这段话每个字都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伯父问了那样的问题，毛主席做了那样的回答，这是没有差误的。”　　　　
　　　　“伯父一生都是满腔热血，忧民忧天下的。他常常讨论教条主义的可怕，常常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系，包括俄国作家高尔基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困难。所以，这样的问题，伯父是必问的。在我看来，伯父问毛主席的问题，对他是在所必问的。我觉得他一生的道路，都说明他有了机会当面问毛主席一个问题的时候，自然会毫无畏惧地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他的问题本身就说明了很多意思，他的见解和勇气，他的人格和气派也都跃然表现在他的问题里面了。当然，就毛主席说来，他自有他的气派，别人不会这么说，他说的话也就是了解他思想深层的一个窗口。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实。”　　　　
　　　　前几天我拜读了11月6日《宁波晚报》副刊上贺圣谟先生所写的《“孤证”提供人的补正》一文，觉得该文弥补了鄙文的疏漏讹错，非常感谢。今天又陆续接到陈焜先生的补正，我相信就我这次的“抛砖”的确引出了许多的玉来。今后希望更多知情人不吝指正和撰文，亦是一件幸事。　　　　
　　　　2001年11月26日于北京木樨地寓所　　　　
　　　　（原载《宁波晚报》副刊2001年12月4日）　　　　
　　　　附录：1957年7月8日新华社消息　　　　
　　　　——“毛主席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的报道　　　　
　　　　［新华社上海8日电］　　　　
　　　　毛泽东主席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小时。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漆琪生、谈家桢、笪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蒋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聂传贤、束世澂、史慕康等共三十六人。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等也陪同参加了这次谈话。谈话后，毛泽东主席并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越剧。　　　　
　　　　（引自《解放日报》、《文汇报》1957年7月9日，《光明日报》7月11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6节　周海婴写鲁迅书·读得二三事

　　　　何满子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或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　　　　
　　　　——鲁迅《忆韦素园君》　　　　
　　　　鲁迅是一面镜子，可以从每个人对待鲁迅的态度中，照见其人的人格。　　　　
　　　　——诗人绿原如此说　　　　
　　　　鲁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问世。儿子写父亲，是家人父子之间平常生活的亲切记录，对消除上世纪６０年代的那阵子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而肆意扭曲鲁迅形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有益。由于那阵子居心叵测地“神化”鲁迅，将鲁迅扭曲为“左”的守护神的恶果，招来了一系列的情绪逆反和思想混乱；又正值中国社会转轨的动荡时期，这恶果更和文化整合中的各种负势力交叉感染，干扰着人们的理性选择。因此，如何对待鲁迅，就成了与如何对待文化同义。　　　　
　　　　问题不在于无知妄人对鲁迅的轻亵，如称鲁迅遗产为“鲁货”，斥鲁迅为“石头”，以及“鲁迅见鬼去吧”之类的低能儿的叫嚣，这些并不能多大地伤害鲁迅；也不在于起源于台湾和海外的文痞而为大陆别有用心的附和者恶意传播的造谣污蔑，如瞎说鲁迅如不早死，抗战时期也会如乃弟周作人似地当汉奸之类的无耻谰言，那种显然敌视鲁迅的谣言世家的鬼话也没有多少蛊惑人心的力量。　　　　
　　　　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却因为历史的恶作剧而产生了深重的恶果。眼前看得到的最坏的影响有二：其一是，由于曾将鲁迅钉定在“左”神的牌位上，误导人们将鲁迅视为和荼毒生灵的坏货是同伙，其逆反的结果，就连带地将鲁迅战斗生涯中一切对人对事的正确判断都否定了，或大打其折扣。比如，被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评为“拉大旗作虎皮”的后来成为文学权力中心人物的一伙，鲁迅对他们的评断，参照后来的史实一点也没错，且尚很留余地；但因为此类人物后来被更“左”的造反好汉所超过、所黜落，人们因憎恶造反好汉（好汉们确也利用鲁迅的言论打击这些原文学权力中心人物）而迁怒于鲁迅，而不顾鲁迅原先的评论之无瑕可击。　　　　
　　　　又更如，鲁迅曾无可指摘地批评过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如果不抽空具体的历史语境，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不管这些人以后的表现如何，他们在被鲁迅批评时都处于负面位置。可是近二十年来，却有人故意吹扬这些人，或明讥鲁迅为“偏激”或隐喻鲁迅欠高明，进行了一阵“软翻案”鼓噪。甚至连汉奸周作人，也被捧出来以其“冲淡”来反形鲁迅的“偏执”和“激进”之不可取；更不说以胡适的“公正和平，允执厥中”，推许为新文化的正宗，人文精神取向的典范，用以反衬鲁迅的“过激”为不可师法了。　　　　
　　　　（这里面也有对“左”的逆反情结。胡适应有胡适的地位，上世纪５０年代对他的“搞臭”批判是非理性的、不公平的。但胡适的努力并未能溶入中国社会的基层，对动摇中国社会的旧制度、旧意识、旧风习没有震撼性的力量，他的启蒙，总的说来是“外烁”性质的。而鲁迅，真所谓是“民族魂”，是生发于民族内部的历史新觉醒的代表，和中国社会的基层运动血肉相连的。鲁迅与胡适的根本区别在此。）　　　　
　　　　将鲁迅扭曲为“左”的守护神的恶果之二是，由于反感于“神化”鲁迅，人们努力要把他拉回人间，这原不错；可是或由于矫枉过正（这样的成分很少），或出于市民的庸俗趣味和某种阴暗心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