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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 补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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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α慷杂谀茄拿杌媸峭耆薹ü懒康模残硪丫涝兜叵Я耍残碓僖淮蔚亟盗俚轿疑砩希业纳钭刺杂谒此档比皇遣焕摹＃ㄈ占牵�1914年8月4日，《卡夫卡全集》第6卷，第335页。）
在卡夫卡看来，作为一名工人事故保险公司职员，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他把全部精力献给文学算不上自我牺牲而更像尽一份职责，仿佛文学才是其唯一正业，这理所当然地值得他去毫无顾忌地追求。这样的追求一意孤行充满病态的美感，却又不是盲目的意气用事，而是自省后的主动选择：
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随笔，《卡夫卡全集》第5卷，第63页。）
谈到“受难”他的表述更加明确：
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随笔，《卡夫卡全集》第5卷，第64页。）
“受难”在卡夫卡这儿不仅仅作为一种美学因素存在，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存在。他非但不厌其烦、反复细致地描写受难的全过程，还把这个过程移植在自己身上。他害怕他写出的另一个人不能代替自己思考，会和作家之间产生隔膜，于是他写起了自己。正是有了这个虚拟的作家本人站在生活的前沿所提供的鲜活养料，他才能进行持续深入的思考。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内省促进了他的写作，写作又为更深层次的内省提供了可能。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切开现实表象的同时，它也会划伤自己。但卡夫卡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他笔下的人物就像他这样带有了堂〃吉诃德的气质：勇敢前行，直至完全被拖垮。
由上观之，怀着对文学的无限热爱，卡夫卡放弃了最初站在他的角度来进行故事的讲述，转而让自己成为故事进程中的一部分，为此身心俱疲在所不惜，客观上以“内省”这一独自受难的方式为现代人解开“认识自我”之谜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通过对卡夫卡长篇小说中叙事主体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文学的献身精神使他率意地踏上人性探索的旅程，在这条道路上他走得既极端又深入；在探究人性、探求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过程中，他又带着一种奇特的视角、一种全新的观察法，这使世界在他眼中虽布满现实的纹理却又显得荒诞、虚幻和神秘；由于视角的与众不同，他头脑中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于是他继承下存在主义的衣钵，又有所发展，从而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之路。这些都在从他长篇三部曲中得到充分体现，折射出现代主义的光芒。尽管他所走的道路是孤独的，他的作品主题是绝望的，他的文艺倾向也和其他人背道而驰，但他同时站在大众所接受的文艺潮流和主流话语的反面，为我们展现出了文学另一方面的景象。至此可以说，走向深渊的卡夫卡在成全了自身写作梦想以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十卷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卡夫卡文集》（四卷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余华：《内心之死》，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
李明滨主编：《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曾艳兵：女性视角与男性眼光：阅读卡夫卡，《译林》2004年第1期。
卡夫卡与《审判》的“表现主义世界 ”
许肖辉
《审判》（或译作《诉讼》）是卡夫卡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也是一部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小说。卡夫卡式的小说把荒谬悖理的事件在冷静客观的叙述语调中显得可信真实，使虚幻和现实合而为一，让人没有怀疑其不可能存在性的怀疑。
《审判》讲述了一个银行高级职员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宣布逮捕，又在没有见过法律程序的审判下被刽子手处死的荒谬的事。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在一天早上起床时却被人告知自己被捕了。在没有被告知为何事的情况下，而且这种做法确实正确的。但同时被捕后的K仍然是自由的，仍然可以继续像正常情况下一样工作、生活，甚至和几个女人有某种暧昧关系，一切似乎都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K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为自己的清白而四处奔波，找律师、托关系，企图为自己的清白找到合适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他却始终无法为自己本来务虚说明的清白找到一条合理的证明。虽然K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但并不能妨碍法律这台社会机器的连续运转。最后，在他31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两个面无血色的人架着K来到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处死了K。K像一条狗一样死去。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案件，从被捕到处死，都在无声无息下进行的，没有什么麻烦的程序式的审判，甚至法官和“犯人”都不曾面对过面。一个人就这样被现代法律机器给荒谬地毁灭了。
二 不可思议的荒谬的现实存在
卡夫卡认为世界或命运的本相是以它饰物的一面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沉默是比歌声更为有效，也强悍得多的武器。卡夫卡的这些话与塞壬的歌声有很大的关系。塞壬本是传说中人身鸟足的美女，她们居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上，用甜美的歌声诱惑海员，使得船只触礁沉没。用这个塞壬的歌声来阐释《审判》的情节的话，K进入法院的大门并最终“活像条狗”一样被处死，从一定的角度上讲即是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行为，没有抵挡住“法律塞壬”的歌声的诱惑而走向死亡的，不管这种歌声是否是那样的美妙，至少也是能够算是一种诱惑的。可以说，K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早在被宣布逮捕那时起，执法容易就告诉K案子会脱上很长时间。尽管K总是有意识地不那么谨慎行事，他一点儿都不考虑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但最后的结果总是受到惩罚。这次也不例外。他没有逃出自己的塞壬的歌声的诱惑而甘愿挑战这种歌声的诱惑。K找不到丝毫可以用来指控自己的罪行。但却被逮捕。而这种逮捕又是没有一点错误的。在接到电话通知参加调查后，K就认为自己得对着干，认为首次调查就是最后一次。但在这次所谓的调查中，却把自己的好处给剥夺了。“而在任何情况下审讯对每一个被捕的人来说都会带来好处的。”这似乎看上去是很合理的，可它的内在意味是告诉我们它又是何其荒谬的。而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审讯也确实是最后一次，但不是K所希望的最后一次。从法院勤杂工到律师到商人到画家，K试图通过这些人来给自己的案子寻找快速通道以证明自己的无罪。种种努力都去做了，从他人到自己两方面，但似乎正是他的努力让他一进法院的大门便无法自拔。偌大的法律机器让他无能为力。尽管他甚至未见法官一面，也未递过一份申诉书，但他“该尽的心都尽了，但至今毫无成效”＇1＇。他的思路一直围绕着官司转，一切正常的生活反而都为官司让路。官司的情况是，律师不问他的官司本身，而是高谈阔论自己的律师才能。法院审判不仅仅对公正保密，而且对被告也保密。律师的仆人莱妮说跟这个法庭是无法抗衡的，只有认罪，才有逃脱的可能。这从逻辑上也是荒谬的，而认罪也需要借助于某种帮助。哪有认罪的可以逃脱审判，而无罪可认的反而会被判处刑罚。法律这太奇怪的及其就这样运转着，吸引更多的人投到其中，然后又甩掉另一些人。“律师的方法就是让当事人最终忘记整个世界，只希望在这条通往诉讼的结束的歧路上艰难行走。”法庭是无处不在的，破乱肮脏处，皆有法庭在。
在教堂里，监狱神甫一眼就指出K是被告，尽管他没有见过他。却是他让他来的，因为K是有罪的。而K本来是为陪一位意大利客人参观教堂的。处处都显示出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存在。神甫对K将了乡下人的故事：通向法律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却不让乡下人进入。直到乡下人奄奄一息的时候，门卫才告诉他这个大门只为他一个人敞开着，而现在他把门关上了。乡下人要进那个大门，但门卫告诉他现在不能进。可能以后会进入，但现在不能进。门卫和大门这一对矛盾就这样让乡下人在法律的大门前死去，为了进入大门却没有进入大门。“法院不向你提什么要求。你要来，它就收留你，你要来，它就让你走。”＇2＇所以，K想进入法庭的大门，而法庭是不向他提什么要求，即不会做什么审判。而K进不了大门又不想离开，法庭就收留了他，他是有罪的，而且是有跟有据的。K也成了那个乡下人，任何想进入法庭的大门的人都可能成为一个乡下人。而他的命运也只有一个：在门前自我审判、然后法庭执行你的审判。
在刑场上，K似乎明白了自己已经“被判定找不到自己与社会之间早已掐断的联系，因而也被判定找不到申诉的对象，从而无法申诉和辩护自己本无须申诉和辩护的无辜”＇3＇。这是K在被押解过程中看到毕尔斯泰纳小姐后放弃了反抗，这其中似乎有一种微妙的关系。而在这一刻，他放弃了反抗，却突然领悟到“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即使他反抗，给他的陪伴制造困难，企图在反抗中还要享受生命的最后之光，也说不上是什么英勇行为”＇4＇，恰恰印证了莱妮的说法：反抗是无助于事的。
由此而透露出的是，《审判》就是在对于人在社会中的不幸命运表现了强烈的怨情与震惊后的无可奈何和自我放弃。法院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在这里呈现出社会机器的庞大的威力和毁灭性。
三 罪与罚的悲剧世界
表现主义文学的创作出发点，“是基于对现代西方城市文明的厌恶和反对，在思想倾向上，表现出反社会的特点；在文学主题上，表现主义文学重在表现西方社会对人的个性压抑、人的异化以及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批判和揭露。”＇5＇而K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高级银行职员，上收银行经理和副经理，而副经理在他眼力似乎总是对他有所打算。从这些简单的时间中不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了一种猜忌的状态，彼此都心怀伎俩。人格的异化是基于现代社会给人提供的那种地位。压抑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社会和人的异化上。
表现主义文学还采用了与现实主义文学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式。“这种塑造方式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失去了传统文学常有的伦理含义和明确的本质属性”＇6＇。在现实的表层上看K是无罪的，但深入到社会的潜在层次下，K也是有罪的。所以法院对他的判罚是有理有据的。作为一名高级职业，他的高级地位是的他在银行中习惯了用高傲的、粗暴的、毫无同情心的态度去对待比他低的那些渴望会见他的商人以及下属，甚至在被宣布逮捕期间还同数个女人保持或要求保持某种暧昧的关系。可以说，他本身正是维系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工具。在客观上页不自知地参与甚至策划了社会迫害个人的历史现实罪，就如那两个看守被鞭打一样，这是有K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K既是被行刑者页是行刑者。
表现主义文学善于通过事物的外层表象展现内在的本质，从人的外部行为揭示内在的灵魂，直接表现人物的心灵体验，展现内在的生命冲动。K的社会双重遭遇正体现这种艺术的精华所在。K的社会双重遭遇也正是西方现代人所处的人类社会的行而上悲剧命运的写照。社会如同一个大型机器，它预先设置了每一个人在其机器上的固定宿命，如法院勤杂工、律师。画家，还有K这个银行高级职员。机器遵循着预定的程序运行，任何个人将无法躲避地或驱使他人，或被人驱使，而这种驱使之中包含着主动与被动的双重性。在这种景况下，反抗是无意义的，甚至面对死亡本身，人们也多不抵抗，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们早已成了无生命的物质，如同卡夫卡对小说中的人物的命名一样，人物不在是具有具体的含带有人本身特有的本质的名字，人的名字堕落为一种简单的机械的称呼。如同乡下人在要求进入法院的大门一样，尽管门卫不让他进入，却告诉他可以强行进入，同时也告诉他里面可能会有更强大的门卫。所以，乡下人的缺乏反抗也暗示人的反抗的无意义。因为机器的力量是不可预见的强大。而于K本身来看，他始终也没有进入到反抗的层面，他只是在进行显像的甚至假象的反抗，事实上的反抗是没有实施的，被告他的代理律师都没有什么行动。
回到K的双重悲剧命运本身，他既是卡夫卡同情的对象，也是他批判的对象。因为显像的无罪和法院的荒谬是值得同情的，而隐藏的罪过却是所批判的。“卡夫卡一面批判和‘人’敌对的、官僚化的、冷酷无情的现存制度，另一方面批判带上这个制度印记的人。”＇7＇
将人杀死再也不是对人的最大的威胁，甚至也不是断绝来往的最高形式。它只不过是司空见惯，仔细安排，有些会令人作呕，又有些可笑的一套仪式的一部分。如果卡夫卡作多的小说所表现的一样。K的悲剧命运展示了西方人对自己所创建并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可能失去了驾驭控制，从而不得不品尝作茧自缚滋味的忧虑。这又回到了开始所说的塞壬的歌声的诱惑上。
表现主义的哲学伦理是“艺术在于表现而不是重现”。表现主义文学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对认识客体的被动识记，而是对认识主体的主动创造。即认识主体通过心灵的想象力赋予心灵的朦胧感受以清晰形式，从而整合出关于人类历史、现实人生的悲剧性真象。对卡夫卡来说，艺术表现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和客观化，使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变得可以看见。昆德拉评价卡夫卡时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以人类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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