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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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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言：“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此属另一义，黄金满籝，亦以传子孙。西方人则个人主义，黄金满籝，亦不以传子孙。无传，故不可久。西方资本家，或有捐献，或献上帝教堂，或献社会其他公共事业，或分赠他人。捐献分赠与传授不同。传则有继，捐赠非有继。故西方人仅知有公私之别，乃无先后之传。心理如此，事业亦然。故西方之资本主义亦当及身而尽，无可传。
其实西方之共产主义，仍属个人主义。取之他人，非以公之大群，亦非传之子孙。则资本主义既失败，共产主义亦当消失，同为不可久。中国人之通财共产，则非个人主义。故如中国自宋以来相传之义庄制，即可永相承传，益广大益深厚，而绵延不绝。
惟其西方事业无传统，苟有传则专在物质上。如一大工厂，其传统只在其建筑及机器上。一大帝国，其传统亦只在其武力与疆土上。武力倚仗，亦仍在机器上。机器无生命无传统，久而必弊，故西方人不言久不言传，惟言变惟言新，垂统继承则自无可言。此为中西一大相异。
或疑科学亦由人类智慧所发明，但此种智慧乃从人心之兴趣来，兴趣则随时随地随人而易变，并易生厌倦。中国人之智慧则从心性之全体来，故重在道义上，乃天人合一，不专以随时随地个人之兴趣为依归，并亦不会有厌倦。故道义有传统。而兴趣则不能有传统。西方人之科学发明，亦实无传统可言，因此无持久之希望与把握。此则亦当深思而极论者。
西方社会既属个人主义，故其父成为一大资本家，其子女转易对资本生厌倦心。历时既久，而人心之厌倦亦益甚。其事业之不能长继永传，亦自无疑义。
抑且科学上之高深发明，既供商业资本主义之利用，宜可解淡了科学天才对此方面之继续新发明。如万有引力与水蒸汽之发明，岂为营财致富，而亦竟为营财致富者所利用。则此一番科学发明之高深兴趣，亦当为之而解淡，此尤难以具体申论者。
故西方人好言变，中国人好言常。科学发明亦只主变不主常。科学愈发达，其群乃更无常道可期。此又何止经济一途为然。
然则纵使当前之经济盛况，一时由西方转移到东方来。而经久变通，则西方近代之科学发明机器利用，其势仍将变。西方之科学创造，将一变而渐归入东方传统之艺术创造中来。此层非本篇所能详论。考之中西双方之国民性，与其历史传统，而仍可预言以判者。故不惮简略伸其要端如此，幸读者之自思之。
或问科学与艺术究何异？曰两者皆寄于外物，惟科学以外物为主，而艺术则终仍以人心为主。内外之辨，亦中西文化一大分辨所在。中国人之艺术，则仍可归入中国人之道义中。余已在他篇论及，此不再详。
然则今日大陆果有意推行中国社会主义，以代替苏俄所奉行之共产主义，岂不极为恰当。但惜今日之中国人，已少通知中国以往之历史，更少保留中国传统心情。不知以往中国社会究何真相，即一己天赋之真性情亦不自知，则中国社会主义又何从推行？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之社会经济，终必归于通财共产，以大群一体为主。而与西方之个人主义，则无论其为资本主义，或为共产主义，皆必大相异。此则可一言而定者。
又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余曾谓亦即中国之社会主义，已详他篇，兹不赘。
（一九八七年作，三月曾载《联合报》题名《中国社会主义与学生运动》，四月改为此文）
中国传统政治
一
西洋政治史学者常说，他们的政治，由神权转进到王权，又从王权转进到民权。他们又说，政治有立宪或专制之别，或是君主专制，或是君主立宪，否则是民主立宪。近代中国学者专以抄袭稗贩西方为无上之能事，于是也说中国政治由神权转人到君权。因为中国没有议会和宪法，中国自然是君主专制，说不上民权。但不知中国自来政治理论，并不以主权为重点，因此根本上并没有主权在上帝抑或在君主那样的争辩。若硬把中国政治史也分成神权时代与君权时代，那只是模糊影响，牵强附会，不能贴切历史客观事实之真相。至于认为中国以往政治，只是君主专制，说不到民权，也一样是把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并不是实事求是，真要求了解中国史。当知西洋近代，又有法西斯共产极权两种政治，完全逃出了他们以前所归纳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之三范畴。可见这三范畴也只照他们以前历史来归纳。虽道中国传统政治便一定在此三范畴之内，不会以别一方式出现吗？我们还得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来为自己政治传统划分它演进的阶段，这才是尊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若只知道根据西方成说，附会演绎，太随便，亦太懒惰，决不是学者应取的态度。
《尚书》上早说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类此的话，不止一见。直到春秋时代，随国的季梁说：“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这些话，通春秋二百四十年，类似的还多。这决不是代表神权时代的理论，也不是代表君权的理论，但又不能说它是在主张民权。这里便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理论，根本不在主权问题上着眼。
孔子《论语》说得更明显。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这里所提出的，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应该谁属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社会上一切不正，照政治责任论，全由行政者之不正所导致，所以应该由行政者完全负其责。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样子，尽君的责任，臣才能像臣样子，尽臣的责任。臣不臣，还是由于君不君。远从《尚书》起，已说“万方有罪，罪在联躬。”这是一种君职论，绝不是一种君权论。
这番意思，到孟子发挥得更透切。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可见社会上，一切不仁不义不正，全该由行政者负责。所以孟子曾亲问齐宣王，士师不能治士，该罢免士师，“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说，君不尽君职，便不成一个君。不成一个君又如何呢？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寇雠何服之有？”照人道讲，不能强人服从他寇雠。臣不服君，有时责任还在君，不在臣。而且臣有臣责，“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也是臣责，臣不能将有大过之君易位，那是臣不尽其责。这些全是政治上的责任论，亦可说是职分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皇帝或国君，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个官位，所以说天子一位，公、侯、子、男各一位，共五等。君一位，卿、大夫、上、中、下士各一位，共六等。天子和君，在政治上也各有他应有的职分和责任。天子和君不尽职，不胜任，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重点，必先明白得这一点，才可以来看中国的传统政治。
二
所谓中国传统政治，本文只从秦汉大一统政府成立后说起。更前的则暂略而不论。这几十年的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一人不说秦以后的政治是君主专制，但作者仍将不惮反覆对此问题作辩护。本文所论中国传统政治，亦仅在这一点上作发挥。首先要注意者，中国秦以后的传统政治，显然常保留一个君职与臣职的划分，换言之，即是君权与臣权之划分。亦可说是王室与政府之划分。在汉代，内朝指王室言，外朝指政府言。全国财政收入，属于大司农者归政府，属于少府者归王室，这一划分，历代大体保持。宰相是政府领袖，中国传统政治内宰相之地位和职权，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先就西汉言，皇帝的秘书处“尚书”，最先仅与尚衣、尚冠、尚浴、尚席、尚食同称六尚，而且尚书也只有四员。但宰相秘书处却有十三个部门，古称十三曹。西曹管相府吏属署用，此是后代吏部事。东曹管二千石长官迁除，并军吏任用，此属后代吏部兵部事。户曹管祭祀农桑，此属后代礼部户部事。奏曹管一切奏章，此如唐之枢密使，明之通政司。词曹管词讼，此是后代刑部事。法曹管邮释传递，此后代工部事，清代有邮传部。尉曹管运输，此后代工部事，清代有漕运总督。贼曹管盗贼，决曹管罪法判决，此后代刑部事。词曹所管属民事，贼曹决曹所管属刑事。兵曹管兵事，此后代兵部事。金曹管货币盐铁，此后代户部事。仓曹主仓谷，此后代户部事，清代有仓场总督。黄阁管十三曹之总务，此乃宰相府之秘书长与总办公处。由其组织庞大，即可见全国一切行政，在宰相府无所不关。后代尚书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早已包括。每一曹的职权，几乎可像后代一专部大臣。但他们俸禄很低，只有百石，还不及个小县长。此因县长由政府正式任命，而公曹则由宰相私人辟署。公曹的职权，由法理论，全是宰相的职权。公曹并不是政府的正式官，此种职位身份，相当于封建时代之所谓陪臣，但他们在当时的威望则极高。上自退职的九卿二千石，相等于近代各部部长及省主席之位，下及草泽大儒，相类于今之所谓社会贤达，都可由宰相自由聘任。他们也很多愿意担当宰相府公曹的职务。这在后代几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此因官职吏职，在当时观念上，并无像后世般的高下清浊之分。而相权之重，也由此可想见。
据说汉代宰相府，照例不设门闑，即门限和门铃门鼓之类，表示相府对社会开放的意思，人人有事，人人可迳到相府去关白。相传有某宰相，他曾用一掌门苍头，名叫宜禄，后代积习相沿，人民到相府，只呼宜禄，便得引进，事见《通典》。这真可算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一番嘉话，著在史籍。近代学者只知痛骂中国传统政治是帝王专制黑暗高压，对于此等记载，决然全不会理会到。
直到唐代，宰相职权，更是划分得明白。全国最高政令，名义上由皇帝颁发，唐人谓之敕。在法理上，则有些敕书，全由宰相拟定。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宋太祖乾德二年时，三位宰相同时去职了，皇帝要下诏任赵普为新宰相。宰相则是一副皇帝。照唐代旧制，皇帝不能迳自发出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令，因此宋太祖遂召集群臣来商讨这一问题的处理。有人主张，唐代在甘露事变后数日间，也曾有类此困难，当时由尚书仆射，即如今之行政院长，奉行诏书。但有人反对，因尚书省长官只有政事上之执行权，而无出令权，认为此乃变乱时故事，承平之世不得援例。结果由当时开封府尹带有同平章事官衔者，即出席政事堂会议者书敕。即此可见，至少在唐代和宋初，皇帝并不能随便下诏，颁布命令。若必要说中国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该对这些历史事实，有更进一步的解说。
但宋代相权，较之唐代，确是降抑了。唐代是先由宰相在政事堂拟定诏稿，用书面送皇帝用印，皇帝所有的只是一种同意权。宋代则由宰相开具意见，当面先呈请皇帝意旨，再退下正式起草，因此皇帝在颁布诏敕上，事前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但这并不是说宋代皇帝便可独裁专制。当时皇帝要立一个后妃，被宰相李沆把诏书烧了。皇帝不根据宰相劄子即建议书，由内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还了。这些故事，在宋代并不止少数的几次。直到蔡京当宰相，他才开始“奉行御笔”，这是说，宰相只为皇帝副署，不再自己出主意。这是中国史上典型的权臣与奸相，但他只是不尽宰相之职。从外面说，他把宰相的出命权自己放弃。从内里说，他把一切责任推卸到皇帝身上去。但我们仍不能说，在当时法理上宰相无权。因为皇帝的命令，依然须由蔡京盖上宰相印始得行下。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说政府一切命令，宰相可以全权作主。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省属官中书舍人各拟意见，称为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即宰相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经门下省，由其属宫给事中一番覆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诏书才算合法。故唐代诏令，都经中书、门下两省联席会议决定。宋代大体情形也差不多。王安石当宰相，要擢用一新官，负责起草命令的人不同意，把宰相手条当时称为词头的退回了，自请辞职。宰相答应他辞职，第二第三个负责人照样把宰相手条退回。王安石固执己见，继续把这些负责起草人罢免，前后七八个，没有人肯为宰相正式起草，终于临时觅得一个代理官把此手续完成了。这并不是王安石不能自己下笔起这草，此乃中国传统政治在法理上的职权规定。当时人都反对安石，无作宰相体，王安石新政，多半失败在他的独裁姿态上。
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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